随着公司日益繁忙的商业活动，随着与妻子的婚姻成就，已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思虑其他事情，因着妻子出国留学，我更是每年国内国外的飞来飞去，全部心思除了工作以外，也就只有父母亲和妻子了。慢慢地也就淡漠了对老家和那些老邻舍的思念，不过，偶尔空闲下来，总会想起那些好人们对我们母子的帮助和照顾，时时记在心中，念念不忘感恩。隔山隔水隔千里，也只有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向上帝祈祷，让我心中万能的上帝保佑他们，愿他们人人生活的都快乐幸福健康。

我的小学是在“小闯将”黄帅反潮流精神的热闹声中结束的，白卷先生张铁生更让人们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升学已不再和考试成绩挂钩，上学全凭贫下中农的推荐，因此我也有了一段相当快乐的日子，不用努力学习，不用准备考试，轻轻松松地等待着被推荐读中学就是了。那时，根据毛泽东的成分论，在农村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几个等级，一般情况下，地主富农的孩子是没有资格上中学的。由于我的爷爷家是下中农成分，因而我不用担心，继续上中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就读的中学离我居住的村子有五华里的路程，父母亲担心我年龄小，每天走路上下学吃不消，于是将原来的一辆高大的二八式自行车卖掉，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较矮的二六式：“飞鸽牌”自行车。之所以给我买新车，是因为不用经常修理，那时农村只有黄土大道，一下雨泥泞难行，自行车很容易出问题。新的自行车带给我的是快乐，不过带给母亲的则是对我人身安全的担心，虽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但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人心叵测，文化大革命让黑白颠倒，很多人人心改变，好歹不分。那时在农村，尤其是在那样落后的地方，拥有一辆好的自行车就好比现在的人们拥有一部高级轿车一样，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要花费父亲好几个月的薪水，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非常扎眼，母亲一再的嘱咐我要“舍财不舍命”，命没了就再也没了，而财还可再赚取。母亲并不担心春冬季节，因为秋庄稼收割后，过冬的小麦趴在地皮上，从村头望出去无遮无拦，即使有心存不轨的坏人也不会轻易在路上干什么勾当，难免会被路过或地里放羊拾柴的人看见。让母亲格外担心的是夏秋两季，庄稼长得一人多高，青纱帐一望无边，深不见底，一旦在路边藏有什么坏人，真是防不胜防，作案后深深的庄稼地是最好的隐身处，因而一到夏秋季节，母亲不让我每天骑车上下学，而是隔三差五地和同学们走路同行，为的是不让有预谋的坏人抓住我骑车的规律，让他们不好下手。其实，家贼最难防，也最危险，母亲最担心的还是知根知底离自己最近的那些心怀恶意的坏人，母亲一再嘱咐我，车子没了还可再买，命没了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一旦遇到什么坏人劫我的自行车，要我千万不要心疼自行车，扔下车子就尽快钻进庄稼地里躲起来，以免歹人杀人灭口。话也说回来，我的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走路上学，我骑着脚踏车一路上不时会遇到他们，有时他们会让我载他们一段路，当然往往都是他们载我了，有一个同行的伴还不用费什么力气，何乐而不为呢。前邻的三哥则是受惠最多的人之一。放学以后，我会尽快赶回家中，以免母亲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