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假藥集散地,每年中國製售的假藥多達一百二十多億美元。可以說中國假藥舉世無雙。中國藥品本來是國家統一採購和銷售，做藥的成本高利潤低，所以假藥不多。中國的假藥是隨着藥品流通方式的開放開始的，在剛開放的時候，就有一個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提出過具體措施限制假藥的生產。

這個人就是國家藥監局第一任局長，鄭筱萸。但是他被判處死刑砍了頭。不是說他的頭不該砍，而是錯在砍頭的罪名。他的死刑判決書很長，就截取關鍵依據吧。

判決書中的第一個罪名是“受賄罪”，用這個罪名砍頭不冤。

第二個罪名是“玩忽職守罪”，這是置於他死地的罪名，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罪名。

判決書說，他“違反有關規定，在沒有深入調查研究，沒有認真聽取有關部門和地方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的意見、沒有經過集體研究決定、沒有向國務院請示報告的情況下，於2001年4月10日草率簽發了《關於貫徹實施23號局令，統一藥品批准文號工作的通知》”

這個“局令”有兩個內容，一個是為了整頓藥品市場發布的《規範藥品包裝、標籤、說明書管理規定》，另外一個是為了確保藥品質量提出的《藥品管理法》，其中規定藥品必須符合國家標準，取消藥品的地方標準。請問法官大人，藥監局局長發文要求“貫徹實施”藥品管理規定也違反法律嗎？作為法律界的專家，法官有什麼專業資格來評價這藥品管理的規定是合法還是違法呢？其實，這個判決與其說是法官判決，不如說是國務院判決，是經濟效益壓倒藥品安全的結果。

當時的製藥行業是什麼概念呢？米參觀過農村的一家“製藥廠”，廠房就是大隊部裡面的幾間土坯房，使用農家的大鍋熬中草藥，然後提取消毒製成中藥“大輸液”。就這幾間房子裡面產生的經濟效益，抵過全大隊賣糧食的收入，所以地方政府支持，當地媒體大幅度報道：“泥腿子也能辦藥廠！”這樣的“藥廠”還算是好的，起碼還真的有藥。另外一些就是魚目混珠，連藥渣也不肯放，做成藥的模樣就上市。不過，這樣的“假藥”可能更好，雖然不治病，但也不害人，花了錢還不至於喪命。那些大製藥廠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即要和假藥劣藥對抗，也要追求利潤，所以各種花樣也不少。但是不論如何，誰都賺錢，把一個和人民健康有關的醫藥行業變成暴利行業。

可是，鄭筱萸這個要命的“通知”發出以後，剝奪了地方的審批權力，受到地方政府的強烈反對。因為提高了藥品生產的門檻，限制了生產條件極差的中小“藥廠”和地方企業，提高了生產成本，限制了廠家對於藥品功效的誇大宣傳，所以這個通知受到業界和地方政府的全面強力反對。聲稱“不利於企業發展和職工的穩定”，以至於當時的國務院也“大怒”，責令藥監局整改。

鄭筱萸腹背受敵賣力不討好，只好整改再發文件，放鬆對於藥品審批的管理。這個文件被判決書認定為另一“罪行”：“鄭筱萸在沒有認真審核的情況下，又於2001年12月31日草率簽發了《關於做好統一換發藥品批准文號工作的通知》。。。從而降低了審核把關”。這裡，鄭筱萸成了假藥泛濫的替罪羊。

誰都知道鄭筱萸不是死在受賄。真正殺了他的是對於藥品的管理。太嚴了，擋人財路必死無疑。太寬，出了人命，人家數錢你去頂罪，還是死路一條。他的死給藥監局的後任們一個警示：藥品安全要讓位給經濟發展，藥是管不得的。還是去“天上人間”尋芳問柳來的實惠。

藥這個東西，對於老百姓就是治病的。但是，對於另外一些人，藥是用來賺錢的。藥有“必需性”，你生病或者不想生病，就不得不買藥，藥有“專業性”，老百姓沒有鑑別假藥的能力。所以藥不能以簡單的市場供需規則管理，而是需要政府介入管理。政府不管，假藥不泛濫才怪。

殺了鄭筱萸以後，中國的假藥才進入發展的高峰。作為“沒有向國務院請示報告的情況下”就“擅自”管理藥品市場的鄭筱萸不知作何感想？那個必須被“請示報告”的國務院又作何感想？

假藥害了人去流幾滴眼淚，罵幾句廠家黑心，這種事情咱們老百姓都能做，用不着麻煩國務院領導。在國務院這十年的直接領導下，中國的食品藥品質量基本達到世界第一差。不知道國務院能不能告訴老百姓，藥品質量問題鄭筱萸沒做好，為什麼國務院也沒做好，順便給大家道個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