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中國城市財力50強榜單中，除了4個直轄市之外，江蘇省有9個城市，山東省有6個城市，浙江省有5個城市，廣東省有4個城市，福建省有3個城市。
從2014年開始，本報將陸續推出“投資時報·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本期我們首先關注地方政府的財力。此處所指地方財力，是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而所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是政府憑藉國家政治權力，以社會管理者身份籌集以稅收為主體的財政收入，主要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維持政府行政職能正常運轉、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
本報根據公開數據製作“2013年中國城市財力50強”排行榜，並邀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基礎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韓鳳芹、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春予以指導。
據韓鳳芹介紹，一個城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排名的貢獻因素主要有：城市行政級別和規模、與GDP相對應的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產業結構選擇、財政稅收體制以及當年的偶發因素等等。
根據統計，上海、北京、天津、深圳、重慶、蘇州、廣州、武漢、杭州、成都位居“2013年中國城市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50強”前十名。但專家表示，不同行政級次的城市規模不同，直接影響了財政收入絕對數量的多少。城市所轄區縣有多有少，所轄區縣越多，城市規模越大，財政收入越高。
2013年中國財力最雄厚的50個城市在哪裡
比如榜單中排名第五的重慶市。援引自重慶市政府網的資料顯示，其面積8.24萬平方公里，轄38個區縣，是中國行政轄區最大、人口最多、管理行政單元最多的特大型城市之一。這樣的城市規模，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2013年全年為1692億元人民幣)自然也會高於行政轄區較小的成都市(2013年全年為898億元人民幣)。
指導專家認為，按照財政收入絕對規模進行城市排名，固然能夠更確切的反映地方發展情況，但也應考慮到不同行政級次城市的可比性問題。比如，位列榜單第8的副省級城市武漢，與直轄市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就不具有直接可比性。而所謂“成渝暗戰”，本來就是一場不對等的遊戲。
為此，我們按照城市級別製作了分榜單。在省會城市20強排名中，廣州、武漢、杭州、成都、南京、瀋陽、鄭州、長沙、西安、濟南位居前十位。在非省會城市榜單25強中，深圳、蘇州、大連、寧波、青島、無錫、廈門、南通、鄂爾多斯、佛山躋身前十名。
而在50強的排名中，個別城市的入榜似乎令人意外。比如山東省濰坊市。2013年，濰坊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完成383.9億元，位列第33位，超過長春、貴陽等省會城市。全國農業看山東，山東農業看濰坊，但濰坊更是一個工業強市。當然這也得益於濰坊市的縣域經濟更為發達，長期以來都是典型的“小馬拉大車”模式。
還有諸多類似濰坊這樣的城市，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比如江蘇淮安，是繼深圳、東莞、崑山之後的國內第四大台資高地，已初步形成了以特鋼、電子信息和化工新材料三大千億產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再如山東濟寧，是國家級的工程機械產業基地、全國三大抗生素生產基地、著名的煤化工產業基地。這些新生力量進入50強，實屬情理之中。
從區域分布來看，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三大城市群的代表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依然是這份榜單上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天津近年來GDP增速一直位列全國前列，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也隨之躋身榜單第三名。
一直以來，廣州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都是僅次於北京、上海的“第三城”。但過去幾年，天津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廣州市領導人的警覺，他們稱，廣州的“第三大城市”地位有可能不保，關於廣州與天津誰是“第三城”的爭論也由此而來。從這個榜單來看，至少在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方面，天津已經連續數年穩坐全國第三把交椅。
榜單中，前十名城市與GDP排名情況一致，說明榜單排名與GDP有正相關性，GDP越高的城市，財政收入越高，排名也越靠前。財政收入來源於經濟基礎、分配體制等因素。也就是說，產業結構和稅收體制會對一個城市的財政收入產生影響。
從入榜城市所在地域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東部沿海、沿江城市，經濟發展情況良好，如上海、天津、蘇州等。中西部地區一些工業基礎較好的城市，比如武漢、成都、鄭州、長沙、西安、昆明、烏魯木齊、南昌、貴陽、太原等，也擠入了全國50強名單。
但東部城市的財力明顯要優於中西部城市。在50強榜單中，江蘇省有9個城市入列，山東省有6個城市進入，浙江省有5個城市，廣東省有4個城市，福建省有3個城市。這5個省份的城市就占據了半壁江山，而青海、甘肅、寧夏、西藏、廣西等西部省區則沒有城市入榜。
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增值稅25%、個人所得稅40%以及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和非稅收入。第二產業中，製造業、重化工業等都徵收增值稅，所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的地方經濟可帶來更多稅收收入，工業強市財政收入就更高。比如地級城市鄂爾多斯有煤炭工業，唐山有鋼鐵等產業，大慶市有石油工業，排名因此都進入了50強。
但是對於這些資源型城市來說，2014年也存在着諸多變數。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春告訴記者，資源型城市財政收入與該地資源價格有着直接聯繫，比如鄂爾多斯，其財政收入變化也與煤價相聯繫。在他看來，“一煤獨大”不僅僅是鄂爾多斯自身的選擇，而是全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這些城市用資源支援國家建設，國家應給予一定補償，幫助其發展轉型”。
再如唐山，支柱產業是鋼鐵，但隨着國家治理霧霾的深入，唐山“削鋼”行動迫在眉睫，產業結構的調整，必將對唐山的GDP以及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帶來衝擊。
而個人所得稅是收入來源地徵稅，流動人口較多的地方經濟體，也有更多的稅收收入。比如，北上廣深這些外來流動人口聚集的城市，其GDP體量是別的城市所難以比擬的，其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也相應位居前列。
“更嚴格來說，除了城市行政級次具有不可比性外，當年偶發因素也應該剔除。”韓鳳芹說。比如，一個大型項目的上馬就對當年財政因素有很大影響。如果要長期觀察一個地區財政預算收入特點，此類非常態性因素應該剔除。
在這個榜單上，所有的城市都在趕進度，在和時間賽跑，和國家政策賽跑，和資源賽跑，甚至和政府換屆賽跑，都希望將一種可能是暫時的優惠政策變成永久的優勢。所有的城市都被同一個國家意志賦予了同一個理想，這是區域競爭繼續存在的機制源頭。但是在這些競爭後面，我們失去了什麼？
此外，按照新一屆政府的執政理念，公共財政收入將更多投向民生工程，那麼，如何進一步優化、整合現有支出結構，將公共財政投入更多地向民生傾斜？又如何建立財政民主機制，管住政府的錢袋子？我們的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榜單是否應該有另外一種排名方式？這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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