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30集的电视剧《繁花》在王家卫导演的视角下，轰轰烈烈、栩栩如生的重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好像有点当年播出时万人空巷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 但是，王家卫视角的《繁花》不是金宇澄笔下的《繁花》，电视剧不等于小说原著。同一个武松名字，《水浒传》中的肯定不是《金瓶梅》中的，道理相近。 阿宝和爷叔，是王家卫视角中的核心人物，不是金宇澄笔下的。这并不影响同一个阿宝的不同侧面，因此好玩。炒股的商战只是背景，人物的来来往往悲欢离合才是本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采访过“爷叔”的原型，“阿宝”的局部。文字的记录收入在《中国证券潮》（长篇报告文学，吕明方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以及《历史的风车》（吕明方著，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记者社会报告丛书》之一）。 30年前的故事，很遥远了。30年前的文字，唤醒一段记忆。 补充一下，“杨百万”杨怀定1998年曾被央视入选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20人之一。2021年6月13日，杨因病凌晨去世，享年71岁。 “爷叔”林乐耕，生于1922年，16岁就入市做股票经纪人，加入他舅舅尹韵笙联合创办的当年在汉口路上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1948年8月，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林是四个“老虎”之一，吃了59天牢狱之苦，章士钊等12位大律师辩护，终无罪释放。九十年代时，他东山再起，收有两个弟子，曾经盆满钵满，在“327国债事件”中，据说，一个大弟子亏了10亿后自杀，另一个弟子也亏了1个亿，“爷叔”也未能善终，说是从此重病卧床，一蹶不振。是为后话。 空前不绝后，才是历史的真实。 上海，有一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证券经纪人。如今老啰，他们常常自我感叹。我去拜访他们，平均年龄75岁，最大的89岁。“已经有三位故世了。”言语中几分唏嘘。 然而，他们的心依旧年轻。他们牵挂着今天的证券业。人们并不理解。或许是积习难改。 这不，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一个固定的聚会时间。一杯清茶，亲亲切切。 我知道他们在南京路上的一家“花园老年茶室”，每星期一上午8点至10点相聚。可是，问了许多人，回答地址不知道，寻访几个与花园与茶室相关的地方，结果查无此事。后来还是中新社的朋友提供了准确的地点。 我换乘3辆公交车，一早赶去。一经寻找，并不挂牌。挂牌的不是。一条弄堂里一间很普通的房间，是街道的一个活动室，他们每周借用2小时。墙上挂着“肝胆相照”的匾额。 这是他们刚过了春节的第一次聚会。人相对地少了一些，但也有10多位。“平时要多一些。总共有20多人，都是旧社会吃证券饭的。”一位老先生递过一张单子，是他们自己印制的“老证券通讯录”，一长串的名字。将近半年的间断采访，我已经对这些“老法师”的名字有些陌生的熟悉。话题自然很轻松地展开。 “已经组织我们参观了两次交易所。” “市府参事室还召集我们开了座谈会。” “上海第一次国库券上市买卖的开盘价,还是根据我们研究的建议而定的呢！” “我们这里有7位是市里证券研究会的顾问，王谓熊、吴仕森、施子敏、林乐耕、穆壮武、魏少庭，还有一位龚懋德已经过世了。” “我们那时候搞证券，真正是从早到晚神经紧张，一进一出大推板（沪语“推板”意即差距），担当不起啊。我们去看了刚开业的证券交易所，哎，里面人笃悠悠，电话铃响也不接，自顾自聊天。那时，我们至少同时接两只电话，一只交易所的，一只是同行的行情。” “那时成交量大，交易迅速。现在啊真正有点滑稽，弄不清爽是啥道理。客户委托买卖，要买进的时候买不进，想卖出又卖不出。侬去问问，讲不晓得，隔了几天再去问问，还是不晓得，客户不要跳脚？证券交易哪可以这样？” “我们那时是土法交易，牌价是一块一块手写的。现在先进啊，用电脑了。不过行情显示牌一行一行往上跳，眼花缭，看不清爽。” “中国老百姓手头有钞票，发展证券业是大有可为啊。” “不过我们老了，没用了。” “好多新闻单位来采访过我们，国外有日本的NHK、加拿大电视台，以及香港的等等。都是由外事部门介绍来的。” 他们很坦率地议论着，没有拘束。有兴奋，有激动，有担忧，有顾虑，自然也有不满意。但是，他们又理解：一切在刚刚开始，开始总有个过程。 我重点采访了林乐耕老先生。我和他一起到了他的家，一座私宅，原先是大女儿女婿住的，现在他们去了香港定居，这屋便由林先生和妻子老俩口居住，很宽舒，也很有些安逸。墙上挂着周谷城题写的“桃林阁”以及颜文梁、施南池等名人的笔墨，很有些氛围。 林先生76岁，个子不高，很精神。他让我坐下，他却站着向我描绘着他的经历。 我16岁开始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场务科当练习生，直接接触客户。开始每天抄牌价行情，那时一天上下午两市要开4盘，每一盘要抄写一、二千块牌子，非常吃力。后来做了拍板，拍扳这交易便成了。20岁我自己开了证券号子，叫乐茂银号，在交易所6楼649室。（林取出几件宝物让我一一过目。三枚图形徽章，是他在交易所和后来开号子时的经纪人牌子，上面有号码。一把纸扇是他开乐茂银号的广告品，凡是他的客户每人一把，一来联络感情，二来扩大宣传。）那时我的证券号逐步发展在大世界娱乐场做广告牌，在电台里播行情，人也由最初的3人扩大到80多人，电话也有80多部。生意蛮好。 （那时的林乐耕，名声比生意更大。谈到他，不能不说到蒋经国“打老虎”的故事。因为他是4只“老虎”之一。他因此关了59天。） 我是牺牲品。糊里糊涂被打了一棒。 那是1948年夏季，蒋介石的军事败迹已成了定局。战场上的节节溃败，财政经济的危机使上海这个蒋介石视为“富人区”的黄金城，刮起了通货膨胀的飓风。国民党政务院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强制发行金圆券。“紧急令”颁布的第3天，南京派来了一位显赫大员，主持上海的经济管制。这就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小蒋一到，就向上海工商界开刀，以武力挟迫工商界按“限价”抛售物资。小蒋无孔不人的经济检查队把枪口瞄准了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亨杜月笙。就在这时，在“紧急令”下达的前一天，从英国留学回来、经营棉纱业的杜家公子杜维屏抛出了永安纱厂空头股票八千股。第二天，“紧急令”下达，交易所停止交易，杜维屏就此赚进一票。经济检查队抓不住杜月笙辫子，正好抓住杜维屏辫子，于是通知警察局发出拘捕令。 恰恰杜维屏和我又是同行。那时同行经纪人介绍讲杜维屏要抛出一批股票，要找人帮忙。我也因此糊里糊涂受了牵连。 一天下午，警察局长来电话，派了车请我去，到了那里又不讲啥。到了下午3点，讲要和太太去看电影，让我等着。随后警察进来，把杜维屏和我以及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纸业大王4人一同警车呼叫带到提篮桥警察医院，浑身上下检查身体，又住了一夜。以后就4人一分二，我和杜维屏被关到思南路看守所。一关就是59天。她也受累吃了苦头。（林指了指在旁的妻。） 我16岁开始和股票打交道，想不到又是股票把我送到监牢。人生真是有许多陷阱，稍不小心走错一步，就会坠人深渊。 59天后，开庭审理，成为当时大新闻。我们有章士钊等12名律师担任辩护，结果是无罪释放。 解放后，证券交易所没有了。我也自然没生意可做。那时家里有5个佣人，她们也不愿离开我家，于是就开了家庭作坊，做玩具，做做生意倒也可以，后来中百公司包销了。公私合营后我进了上海玩具厂。“文革”中我是9条罪状批斗抄家，结果也没有批出什么，倒拿我许多股票、债券拿到弄堂里烧，很痛心。开放后可以兑付了，因为没有凭证也拿不到钱。 16年前我退休了，没什么事做了，就在家里孵孵。1985年开放，国家重新要搞证券事业，请我当了证券研究会的顾问，出出主意，顾问顾问，酬劳是一分钱也没有的。去年下半年忙得不得了，接待的人特别多。 我们茶室里碰头的那些老证券，都是人才啊。他们有许多知识和经验，不过现在还没有全部用出来。 中国的证券业肯定会发展，现在时机还不是最成熟。老百姓手头这么些钱，总要让它有出路。发展股票证券是一条好出路。 建议嘛，建议有3条。一是股票票面要改小。现在上海股票票面太大。50元100元，不适应，以改成10元为宜，比较合适。二是增资送股。向老股东派送股票，照顾股东利益，对老股东的增资股票也是要买的，但不是溢价发行，否则新老股东一样，不行。三是非常重要的，证券交易就要手续简便，成交迅速。这是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现在坦率讲没有做到。 今年1月6日，香港电视台播放了采访我的专题片，我讲了20分钟。（说着，林先生从里屋取出刚刚收到香港寄来的照片，从电视荧屏上拍下的，很清晰，林先生正侃侃而谈，底下是一行行的字幕。林先生哭了。他是在回忆，还是在展望，抑或是其他什么？我没有再细问下去。我已经打扰老人很长时间了。于是，我告辞了。） 我又去了“老证券”蒋维耀先生家。 他18岁开始从事证券行当，如今已经68岁了。他说他是他们“老证券”中的末代。他做过好几家证券号子，也曾与另外2人合伙开过号子，主要是代客买卖股票，从中赚取佣金。干到26岁，解放了，这行当也没了。便去绿宝金笔厂（后改名英雄金笔厂）工作至退休，主要搞企业计划，心境倒也平安。 当证券业复苏时，好多朋友包括一些亲戚都问他为什么不再去“重操旧业”，发发小财。他的回答很干脆，也很实际：犯不着了，年纪也大了，旧社会的一套也看过做过，退休工资过过日子虽然紧绷绷，但也可以过，何不享享清福。证券这玩意是好是坏，做好做坏，谁说得清，还不如保持距离。 “我们这些‘老证券’每礼拜碰一次头，纯粹是松散的，证券闹猛了，当然多谈谈，但主要为了聚聚散散心凑凑闹猛。比如今天下雨了，不去了也就不去了。几家证券公司也曾来请我去帮忙，我想想还是算了，太平点伐。” 说到如今的证券业，蒋先生还是很有些想法的。 “说来说去现在筹码太少。一塌刮子只有这几只股票，供不应求，价格哪能不抬上去？许多东西还不规范。比如缺少企业评估、缺少企业经营状况的公布。股票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涨疯了。钞票还不是老百姓赚老百姓。 “当然现在情况下不会有人跳黄浦。无非是投这个机投得好点差点，总可以投到一点。比如这次豫园股票分红12%，100元得12元。如果你当时按原始值买的，那么分12元，比银行利息高一些，如果你是涨上去时候买的，假设是400元，那么等于100元只有3元，远远不及银行储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过去做股票成交迅速，买进卖出得益马上体现。现在呢，你要买进时不一定买得进，一旦你要卖出，也没那么容易。这就说明运作上有问题。 “不过不管怎样，发展中国的证券业是大有可为。比如现在开发开放浦东，资金不足，大可利用股票，发它几个亿股票，一来吸收老百姓手中游资，二来使浦东开发有实力，三可以活跃证券市场，一举几得，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好像上面顾虑蛮多，不晓得是哪能想的。” （写于1991年3月） 证券买卖在上海这个昔日的远东金融中心绝迹40后，终于复活，而且在短短一年内已吸引了不少投资者。据在1990年11月正式开幕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资料显示，当地约有股民10万人，其中不乏专业炒家。据说，利用买卖股票而赚大钱的大有人在，身家在50万元（人民币，下同；折合约9.2万美元）的约有100人，其中有一人更高达700万元。不过，此人非上海市民，而是来自东北的“过江龙”。 在大陆的现有制度下，这些利用炒卖股票、国库券而发财的“投机人士”，一般都不愿意张扬。惟独是被人誉为“核百万”的杨怀定，对于宣传和记者访问，颇有“夜半敲门也不惊”的气概，因此认识他的人较多，声名不胫而走。 现在42岁的杨怀定是上海人，是家中的老二，共有只弟韩妹六人。他个子高大，脸庞黝黑，虽然穿着西服，系着领带，但看上去却像一位刚进城的农民，一身土气，一点不像是上海滩证券市场叱咤风云的人物。每当他进人上海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部—这是他的经纪人公司的营业大厅，等候观看行情的人便会向他靠拢，并称呼他为场老板”。他的职员都会守候在那里，了解行情。 对于近日来上海股市的表现，杨怀定说：“上海股市从价值来讲，已脱离了实际价值，股票与企业的经营效益完全脱钩了，处于一种‘空中楼阁’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上海乃大陆实施股票买卖试点城市，证券市场规模不大，股票少，供不应求，市民求利心切，纷纷人市，抬高股价。他对盲目入市的人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对于受薪阶层来讲，买一些一手股票，比把钱存入银行赚息合算，但是希望通过买卖股票致富，恐怕没有条件。因为他们没时间去搜罗信息，靠下班后去证券公司看牌价，那怎么行？杨怀定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对于多数人来讲，不赔一点是不受教训的。 有人评论杨怀定是“分析正确，操作稳健”，因此才能输少赢多。他说，秘诀在于不能“跟着感觉走”，而要牢牢地盯信息。在大陆这个信息不畅的社会里，主要信息的来源，要靠报纸。因此，他订了26种报刊，每天还要看一份香港的报纸，并养成每星期跑图书馆的习惯。他从《中国体改杂志》中掌握体制改革的动向，从报纸上看出银行存款利率要降低、企业贷款率要降低等“公开秘密”。杨怀定认为，报纸提供的信息是大众共享的，他仅仅因为读得认真而已。他还是一个“图表派”的追随者，每天把上海市几十种证券和近十种股票变动的信息输人个人电脑，根据电脑编印出的报表分析市场走向。 这位原在上海一家工厂机动科备件仓库当组长的普通工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有今天的际遇。而促成这个转变的，却是一场误会。 一次，仓库物品被盗。这是工厂有史以来最大的案件。有天部门怀疑是属于“监守自盗”性质。加上杨怀定平时喜欢掏出自己的奖金买些好香烟分给组员们抽，于是他被怀疑了。这时他的儿子正巧罹患甲型肝炎，他欲请假不能，怕被人说是“避风头”，只得天天准时上下班，接受旁人异样的目光。不过、杨怀定请一帮哥儿们暗中日夜守候，终于抓住了真正的窃贼—江苏丹阳来的一个民工。对于这段往事，杨怀定仍然煞有介事地表示：“我不是坏人，但是偏偏被视为坏人。” 案件虽然了结，杨怀定却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我决定辞了。男人嘛!”辞职报告送到厂部，过了五个月才获见准。不过他在“报告”送出第二天便自认为“无业公民”了。可是，赌气是赌气，饭总得吃。离职前的工资（连奖金），每月约为250元，今后收入没有了，钱从哪里来？ 无聊中翻报纸，了解到大陆首个国库券市场在上海开设的信息。当时的银行利率是七厘二七，国库券的得益率要高出近一倍。杨怀定只想多得利息，便用妻子承包市郊一家工厂时得的2万元收益，以每份108元的开盘价买了一批国库券。到了下午行情升到112元时，便悉数沽出；短短几小时内，轻而易举得利800元，等于一天赚了六个月的利息。 极其偶然的收获，竟决定了杨怀定日后的生活道路。他回忆说：“机会到处都在，谁把握了谁便是赢家。我仅仅是偶然领先了一步。” 其他城市也相继获准经营国库券交易。由于这些地方的金融意识不浓，行情没有上海那样炽热，国库券的买卖价普遍低于上海。杨怀定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这个机会，前往外省市，以相对低价搜罗国库券，然后拿回上海出售，赚取差价。为此，他向亲友借了4万元，走南闯北，开始大规模的、跨地区的国库券买卖活动。 虽然大陆开放了很多年，但信用制度仍然相当落后，更不准私人拥有支票账户。所以杨怀定前往外地收购国库券时，都是“腰缠万贯”，把现钞放在密码箱内，并自带干粮，快去快回。为了节省时间，很多时候直接从银行、信用社大量收购国库券；虽然成本比从散户收购高三成，但由于量大，资金周转又快，还是划得来的。 箱包内装着纸币，很沉很沉。箱子挽手攀断过好几根。但是他赚钱了，进出十几万、二十几万。有一个月，便有1,000万元国库券经他的手流进上海。杨怀定利用空间差，在车轮滚滚中赚利几十万元。他成了证券界的名人。连金融界也为之震惊：“好厉害的杨百万！” 杨怀定以他的初中文化程度和很可以的小聪明干上了这一行。他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个体营业执照。“干甚么？”“职业投资者。”经办申领执照者糊涂了。360行还没听见过这个行当，无法受理。答复是：“先干着吧。”杨怀定又认真地领了一张“上海市城镇待业人员待业证”。 一年半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杨百万的经营重心由国库券转向股票投资。1990年第一季度，上海各家上市公司分红之后，各种股票的行情都低于面值。从表面上看，国库券得益率高达24%，而100元股票分红不过15元，似乎投资国库券仍有利可图。但杨怀定可不是这样想，并认为随着各地国库券交易信息的加强，空间差价越来越小；而且国库券只付单利,股息实际上是复利性质。以93元购进面值100元的股票，三个月后的得益比国库券高20%，况且，初期发育的股市一般只升不降的。就在股市萧条、银行利率一升再升的时候，杨怀定吃进1000股。这就是首次让证券公司业务员吃一惊的。1000股，七个月后使他赚了少说有30万元。5月份，他又买了1000股。他的勇气使他在去年盛夏上海股市暴涨之前，稳稳地占据了有利位置。此时他完成了他的“百万历程”。去年，他又赚了数十万元。 “开始我只是想把自己后半辈子的养老金（约5万元）赚回来。不经意之间居然成了百万富翁。自己也不免有些惊奇。”杨怀定承认是时势造就了他，是他的勇气帮助了他；甚至就是厂里那桩案促成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一种命运的安排？他坚信：把握时机便是命运。 股票交投量大了，资金周转也增多了，杨怀定有了点钞票和保险箱；有了电脑；又有私人保镖，那是从公营的保安服务公司请来的，还有私人律师。 但是，他还是原来的他。 虽然已成为大陆少数的百万富翁，但杨怀定依旧是很普通的穿着，偶然才穿上西装，依旧是很一般的自行车；只是传呼机在“嘟嘟”地不停呼唤，电话铃声不绝。他像一个旧式的老农。 目前，他的家庭每月开支为600元，就算在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公司属下的职业学校就读的17岁儿子，每月的零用钱也只得15元。家里没有地毯，家具还是20年前结婚时购买的。他指出，在大陆，按他的消费习惯，有10万与100万是一回事，没有太大的分别。他说：“钱，该省的省；该花的也要花。我平时骑单车外出，有事需要坐小汽车，包一天的士也舍得。基本原则是尽可能节俭。” 最近，上海一位少妇名罗素珍因不堪丈夫暴虐,纵身跳下六楼；虽保留生命，却成了高位截瘫，她要在病床上度过漫长余生。杨怀定得悉此宗不幸遭遇后，毅然向司法机构提出，愿出钱为罗素珍终身雇请女佣，每年约1,200元。此举一时在上海传为佳话。主管其事的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胡行素大为感动，登门向杨怀定致谢。杨怀定却淡淡地说：“尽管和罗案珍索不相识，我也应出一份力。” 杨怀定成了沪上名人，但舆论对他有褒有贬，一些领导人对证券交易不了解，认为他是不务正业。主管上海金融业的人认为他是随着资本市场形成而出现的“投机者”，所以只能抱着“投鼠忌器”的态度看待。一些证券公司看到他赚钱眼红了，想方设法刁难，甚至恶狠狠地说：“最好把他枪毙。”证券业人士则认为他是靠吹出名的，目前炒巨额家产的人还有不少，别人可没有他这么吹。他们还觉得杨怀定对股市分析尚有点道理，但是操作太保守。而杨怀定表示，心中仍担忧政策会出现变化，所以以“稳”为主，跟着经纪人公司“亦步亦趋”算啦。 对于这些舆论，他毫不计较，也没有精力去计较。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说：“现在我的兴趣主要不是赚钱。我希望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这种综合智慧的竞技场上，中国人并不平庸。”杨怀定希望能进证券公司当个人经纪人。“可惜没有一家公司会要我的。”他很遗憾地说。 杨怀定的名片背后有一段话。似乎可看作他的宣言：“致力于发展中国股票、证券事业的铺路石，学习吃蟹人的勇气，进行个人风险投资，以技术操作获取资金最大效益增值，有同志者引以为友。” 这个勇敢的“吃蟹人”虽然已赚了很多钱，但由于税务部门尚未制定对股票交易双方应实施哪一套税法，所以也“吃”得相当逍遥自在，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看来，在浑沌未开之前，这位吃蟹的人还有颇多机会大快朵颐。但会否“秋后算账”呢？ （写于1992年2月） 方源资本（亚洲）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总经理。曾任上海医药集团董事长、上海实业集团副总裁、执行董事、上海实业控股CEO等职，并曾担任中国化学制药协会副会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上海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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