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假药集散地,每年中国制售的假药多达一百二十多亿美元。可以说中国假药举世无双。中国药品本来是国家统一采购和销售，做药的成本高利润低，所以假药不多。中国的假药是随着药品流通方式的开放开始的，在刚开放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过具体措施限制假药的生产。

这个人就是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郑筱萸。但是他被判处死刑砍了头。不是说他的头不该砍，而是错在砍头的罪名。他的死刑判决书很长，就截取关键依据吧。

判决书中的第一个罪名是“受贿罪”，用这个罪名砍头不冤。

第二个罪名是“玩忽职守罪”，这是置于他死地的罪名，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

判决书说，他“违反有关规定，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认真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没有经过集体研究决定、没有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的情况下，于2001年4月10日草率签发了《关于贯彻实施23号局令，统一药品批准文号工作的通知》”

这个“局令”有两个内容，一个是为了整顿药品市场发布的《规范药品包装、标签、说明书管理规定》，另外一个是为了确保药品质量提出的《药品管理法》，其中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取消药品的地方标准。请问法官大人，药监局局长发文要求“贯彻实施”药品管理规定也违反法律吗？作为法律界的专家，法官有什么专业资格来评价这药品管理的规定是合法还是违法呢？其实，这个判决与其说是法官判决，不如说是国务院判决，是经济效益压倒药品安全的结果。

当时的制药行业是什么概念呢？米参观过农村的一家“制药厂”，厂房就是大队部里面的几间土坯房，使用农家的大锅熬中草药，然后提取消毒制成中药“大输液”。就这几间房子里面产生的经济效益，抵过全大队卖粮食的收入，所以地方政府支持，当地媒体大幅度报道：“泥腿子也能办药厂！”这样的“药厂”还算是好的，起码还真的有药。另外一些就是鱼目混珠，连药渣也不肯放，做成药的模样就上市。不过，这样的“假药”可能更好，虽然不治病，但也不害人，花了钱还不至于丧命。那些大制药厂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即要和假药劣药对抗，也要追求利润，所以各种花样也不少。但是不论如何，谁都赚钱，把一个和人民健康有关的医药行业变成暴利行业。

可是，郑筱萸这个要命的“通知”发出以后，剥夺了地方的审批权力，受到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提高了药品生产的门槛，限制了生产条件极差的中小“药厂”和地方企业，提高了生产成本，限制了厂家对于药品功效的夸大宣传，所以这个通知受到业界和地方政府的全面强力反对。声称“不利于企业发展和职工的稳定”，以至于当时的国务院也“大怒”，责令药监局整改。

郑筱萸腹背受敌卖力不讨好，只好整改再发文件，放松对于药品审批的管理。这个文件被判决书认定为另一“罪行”：“郑筱萸在没有认真审核的情况下，又于2001年12月31日草率签发了《关于做好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的通知》。。。从而降低了审核把关”。这里，郑筱萸成了假药泛滥的替罪羊。

谁都知道郑筱萸不是死在受贿。真正杀了他的是对于药品的管理。太严了，挡人财路必死无疑。太宽，出了人命，人家数钱你去顶罪，还是死路一条。他的死给药监局的后任们一个警示：药品安全要让位给经济发展，药是管不得的。还是去“天上人间”寻芳问柳来的实惠。

药这个东西，对于老百姓就是治病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药是用来赚钱的。药有“必需性”，你生病或者不想生病，就不得不买药，药有“专业性”，老百姓没有鉴别假药的能力。所以药不能以简单的市场供需规则管理，而是需要政府介入管理。政府不管，假药不泛滥才怪。

杀了郑筱萸以后，中国的假药才进入发展的高峰。作为“没有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就“擅自”管理药品市场的郑筱萸不知作何感想？那个必须被“请示报告”的国务院又作何感想？

假药害了人去流几滴眼泪，骂几句厂家黑心，这种事情咱们老百姓都能做，用不着麻烦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这十年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的食品药品质量基本达到世界第一差。不知道国务院能不能告诉老百姓，药品质量问题郑筱萸没做好，为什么国务院也没做好，顺便给大家道个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