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的牛棚雜憶 第三部分 自己親手搭起牛棚 但是，我們的希望又落了空。 造反派的脾氣我們還沒有摸着。 有一天，接到命令：回到學校去。我們在太平莊呆的時間並不長，反正不到一個月。 返校就返校吧。反正我們已是“瘸子掉在井裡，扶起來也是坐”，到什麼地方去都一樣。太平莊這二十來天，我不知道，在虐待折磨計劃中占什麼地位。回來以後，我也不知道，他們還會想出什麼花樣來繼續虐待和折磨我們。 到了學校，下車的地點仍然是渣滓洞閻羅殿煤廠。臨走時給我們訓話的那一個學生模樣的公社頭子，又手執長矛，大聲訓了一頓話。第二天，我們這一群黑幫就被召到外文樓和民主樓後面的三排平房那裡去，自己動手，修建牛棚，然後再請君入甕，自己住進去。 這幾排平房我是非常熟悉的。我從家裡到外文樓辦公室去，天天經過這裡。我也曾在這裡上過課。房子都是簡陋到不能再簡陋的程度。屋頂極薄，擋不住夏天的炎陽。窗子破舊，有的又缺少玻璃，阻不住冬天的寒風。根本沒有暖氣。安上一個爐子，也只能起“望梅止渴”的作用。地上是磚鋪地，潮濕陰冷。總之，根據我在這裡上課的經驗，這個地方毫無可取之處。 然而今天北大公社的頭子們卻偏偏選中了這塊地方當做牛棚，把我們關在這裡。牛棚的規模是，東面以民主樓為屏障，南面以外文樓為屏障，西面空闊的地方，北面沒有建築的地方，都用葦席搭成牆壁，遮了起來。在外文樓與民主樓之間的空闊處，也用葦席圍起，建成牛棚的大門。我們這一群“牛”們，被分配住在平房裡，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個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為久已荒廢，地上濕氣霉味直衝鼻官。監改者們特別宜布：“老佛爺”天恩，運來一批木板，可以鋪在地上擋住潮氣。意思是讓我們感恩戴德。這樣的地方監改者們當然是不能住的。他們在民主樓設了總部，辦公室設在裡面，有的人大概也住在那裡。同過去一樣，他們非常懼怕我們這一群多半是老弱的殘兵。他們打開了民主樓的後門，直接通牛棚。後門內外設置了很多防護設施，還有鐵蒺藜之類的東西，長矛當然也不會缺少。夜裡重門緊閉，害怕我們這群黑幫會起來暴動。這情況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可嘆。在西邊緊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座席棚，原名叫外調室。後來他們覺得這不夠“革命”，改名為審訊室。在這裡確審訊過不少人，把受審者打得鼻青臉腫的事情，也經常發生。在外文樓後面搭了一座大席棚，後來供囚犯們吃飯之用。 黑幫大院的建築規模大體上就是這樣。這裡由於年久失修，院子裡坑坑窪窪，雜草叢生，荒蕪不堪。現在既然有我們這一批“特殊”的新主人要遷入。必須大力清掃，斬草鋪地。這工作當然要由我們自己來做。監改人員很有韜略，指揮若定。他們把我們中少數年富力強者調了出來，組成了類似修建隊的小分隊，專門負責這項工作。其餘的老弱殘兵以及一些女囚徒則被分配去干其他的活。工地上一派生氣勃勃的勞動氣氛。同任何工地不同之處則是，這裡沒有一個人敢說說笑笑，都是囚首喪面，是過去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沒有見過的勞動大軍。 我原來奉命在今天考古樓東側的一排平房（平房現在已經拆掉）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先用鐵鍬挖土成坑，栽上木樁，再在樁與樁之間架上木柱，搭成架子，最後在架子上釘上葦席，有一丈多高，人們是無法爬出來的。原來是毫無阻攔的通道，現在則儼然成了鐵壁銅牆，沒有人膽敢跨越一步了。 席棚搭完，我又被調到審訊室去，用鐵鍬和木棍把地面搗固，使之平整。我們被調去的人，誰也不敢偷懶耍滑。我們都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覺悟特別高。我們只害怕有意外的橫禍飛臨自己頭上。這時候，監改人員手裡都不拿着長矛了，同在太平莊時完全不同。也許是因為太平莊地處荒郊野外，而此處則是公社的大本營，用不着擔心了。我們心裡也清楚：雖然他們手裡沒有長矛，但大批的長矛就堆在他們在民主樓內的武器庫中，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拿到手的。而且他們現在手中都執有木棒。他們的長矛是不吃素的，他們的木棒也不會忌葷的。 我的擔心並沒有錯。西語系教法語的一位老教授，當時歲數總在古稀以上。他眼睛似乎有點毛病，神志好像也不那麼清醒，平常時候就給我以痴呆的印象。他大概是沒有到太平莊去經受大的洗禮；在被批鬥方面，他也沒有上過大的場面，有點閉目塞聽，不知道天高地厚，沒有長矛不吃素的感性認識。現在也被調來用鐵鍬搗地。在幹活的時候，手中的鐵鍬停止活動了一會兒。他哪裡知道，監改人員就手執木棒站在他身後。等到背上重重挨了一棒，他才如夢方醒，手裡的鐵鍬又運轉起來了。這可能算是一個小小的插曲。插曲一過，天下太平，小小的審訊室里響徹鐵鍬砸地的聲音，激昂而又和諧，宛如某一個大師的交響樂了。 勞改大院終於就這樣建成了。 落成之後，又畫龍點睛，在大院子向南的一排平房子的牆上，用白色的顏料寫上了八個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每一個字比人還高，龍飛風舞，極見功力。頓使滿院生輝，而且對我們這一群牛鬼蛇神極有威懾力量，這比一百次手執長矛的訓話威力還要大。我個人卻非常欣賞這幾個字，看了就心裡高興，竊以為此人可以入中國書譜的。我因此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寫大字報鍛煉了書法，打人鍛煉了腕力，批鬥發言鍛煉了詭辯說謊，武鬥鍛煉了勇氣。對什麼事情都要一分為二。你能說十年浩劫一點好處都沒有嗎？ 此外，我還想到，魯迅先生的話是萬分正確的，他說中國是文字之國。這種做法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漢朝有“霄寐匪禎，扎闥宏庥”，翻成明白的話就是“夜夢不祥，出門大吉”。只要把這幾個字往門上一寫，事情就“大吉”了。後來這種文字遊戲花樣繁多，用途極廣，什麼“進門見喜”、“吉祥如意”等等，到處可見。連中國的鬼都害怕文字，“泰山石敢當”是最好的例子。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後，此風未息。“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好像只要寫上這五個字，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就已完成。至於服不服務，那是極其次要的事情了。現在我們面臨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也屬於這種情況。八個字一寫，我們這一群牛鬼蛇神，就仿佛都被橫掃了。何其簡潔！何其痛快！ 從此以後，我們這一群囚徒就生活在這八個大字的威懾之下。 牛棚生活 我們親手把牛棚建成了，我們被“請君入甕”了。 牛棚裡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學家不是宣傳過“到處有生活”嗎？ 但是，現在要來談牛棚生活，卻還非常不容易，“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我考慮了好久，忽然靈機一動，我想學一學過去很長時間內在中國史學界最受歡迎，幾乎被認為是金科玉律的“以論帶史”的辦法，先講一點理論。但是我這一套理論，一無經可引，二無典可據，完全是我自己通過親身體驗，親眼觀察，又經過深思熟慮，從眾多的事實中抽繹出來的。難登大雅之堂，是可以肯定的。但我自己則深信不疑。現在我不敢自秘，公之於眾，這難免厚黑之誚，老王賣瓜之諷，也在所不顧了。 我的理論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可名之為“折磨論”。我覺得，“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終所搞的一切活動，不管他們表面上怎樣表白，忠於什麼什麼人呀，維護什麼什麼路線呀。這些都是鬼話。要提綱挈領的話，綱只有一條，那就是：折磨人。這一條綱貫徹始終，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左右一切。至於這一條綱的心理基礎，思想基礎，我在上面幾個地方都有所涉及，這裡不再談了。從“打倒”抄家開始，一直到勞改，花樣繁多，令人目迷五色，但是其精華所在則是折磨人。在這方面，他們也有一個進化的過程。最初對於折磨人，雖有志於斯，但經驗很少，辦法不多。主要是從中國過去的小說雜書中學到了一點。我在本書開頭時講到的《玉曆至寶鈔》，就是一個例子。此時折磨人的方式比較簡單、原始、生硬、粗糙，並不精美、完整。比如打耳光，用腳踹之類，大概在原始社會就已有了。他們不學自通。但是，這一批年輕勤奮好學，接受力強，他們廣采博取，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正如在戰爭中武器改良迅速，在“文化大革命”中，折磨人的方式也是時新日異，無時不在改進、豐富中。往往是一個學校發明了什麼折磨人的辦法，比電光還快，立即流布全國，比如北大掛木牌的辦法，就應該申請專利。結果是，全國的“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各盡所能，又集中了群眾的智慧，由粗至精，由表及里，由近及遠，由寡及眾，折磨人的辦法就成了體系，光被寰宇了。如果有機會下一次再使用時，那就方便多了。 我的“論”大體如此。 這個“論”“帶”出了什麼樣的“史”呢？ 這個“史”頭緒繁多。上面其實已經講了一些。現在結合北大的“牛棚”再來分別談上一談。據我看，北大黑幫大院的創建就是理論聯繫實踐的結果。 下面分門別類來談。 （一）正名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這一群被抄家被“打倒”的罪犯應該怎樣命名呢？這是“革命”的首要任務。我們曾被命名為“黑幫”。但是，這是老百姓的說法，其名不雅馴。我們曾被叫做“王八蛋”；但是，此名較之“黑幫”，更是“斯下矣”。我們曾被命名為“反革命分子”。這確實是一個“法律語言”；不知為什麼，也沒有被普遍採用。此外還有幾個名，也都沒有流行起來。看來這個正名的問題，一直沒有妥善地解決。現在黑幫大院已經建成了，算是正規化了，正名便成了當務之急。我們初搬進大院來的時候，每一間屋的牆上都貼着一則告示，名曰“勞改人員守則”。裡面詳細規定了我們必須遵守的規矩，具體而又嚴厲。樣子是出自一個很有水平的秀才之手。當時還沒有人敢提倡法治。我們的“革命”小將真正是得風氣之先，居然訂立出來了類似法律的條款，真不能不讓我們這些被這種條款管制的人肅然起敬了。 但是，俗話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們這些小智者也有了“一失”，失就失在正名問題上。《勞改人員守則》貼出來大概只有一兩天就不見了，換成了《勞改罪犯守則》。把“人員”改為“罪犯”，只更換了兩個字，然而卻是點鐵成金。“罪犯”二字何等明確，又何等義正辭嚴！讓我們這些人一看到“罪犯”二字，就能明確自己的法律地位，明確自己已被打倒，等待我們的只是身上被踏上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們這一群從來也不敢造反的秀才們，從此以後，就戴着罪犯的帽子，小心翼翼，日日夜夜，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把我們全身，特別是腦袋裡的細胞，都萬分緊張地調動到最高水平，這樣來實行勞改。 我有四句歪詩： 大院建成， 乾坤底定。 言順名正， 天下太平。 （二）我們的住處 關於我們的住處，我在上面已經有所涉及。現在再簡略地談一談。 “罪犯們”被分配到三排平房中去住。 這些平房，建築十分潦草，大概當時是臨時性的建築，其規模比臨時搭起的棚子略勝一籌。學校教室緊張的時候，這裡曾用作臨時教室。現在全國大學都停課鬧革命已經快兩年了。北大連富麗堂皇的大教室都投閒置散，何況這簡陋的小屋？所以裡面塵土累積，蛛網密集，而且低矮潮濕，霉氣撲鼻。此地有老鼠、壁虎，大概也有蠍子。地上爬着多足之蟲，還有土鱉，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小動物，總之，低矮潮濕之處所有的動物，這裡應有盡有。實際上是無法住人的。但是我們此時已經被剝奪了“人”籍，我們是“罪犯”。讓我們在任何地方住，都是天恩高厚。我們還敢有什麼奢望！ 最初幾天，我們就在濕磚地上鋪上蓆子，晚上睡在上面，蓆子下面薄薄一層草實在擋不住濕氣。白天蒼蠅成群，夜裡蚊子成堆。每個人都被咬得遍體鱗傷，奇癢難忍。後來，運來了木頭，蓆子可以鋪在木頭上了。夜裡每間房子裡還發給幾個蘸着敵敵畏的布條，懸掛在屋內，據說可以防蚊。對於這一些“人道”措施，我們幾乎要感激涕零了。 這時候，比起太平莊來，勞動“罪犯”的隊伍大大地擴大了，至少擴大了一倍。其中原因我們不清楚，也不想清楚，這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觀察了一下，陸平等幾個“欽犯”，最初並沒有關在這裡，大概旁處還有“勞改小院”之類，這事我就更不清楚了。有一些新面孔，有的過去在某個批鬥會上見過面，有一些則從沒有見過面，大概是隨着“階級鬥爭”的深入發展，新“揪”出來的。事實上，從入院一直到大院解散，經常不斷地有新“罪犯”參加進來。我們這個大家庭在不斷擴大。 （三）日常生活 牛棚里有了《勞改罪犯守則》，就等於有了憲法。以後雖然也時常有所補充，但大都是口頭的，沒有形諸文字。這裡沒有“勞改罪犯”大會，用不着什麼人通過。好在監改人員—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官方的稱呼？—出口成法，說什麼都是真理。 在“憲法”和口頭補充法律條文的約束下，我們的牛棚生活井然有序。早晨六點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許。一聲鈴響，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繞着院子跑步。監改人員站在院子正中，發號施令。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很少手執長矛，大概是覺得此地安全了。跑步算不算體育鍛煉呢？按常理說，是的。但是實際上我們這一群“勞改罪犯”，每天除了干體力活以外，誰也不允許看一點書，我們的體育鍛煉已經夠充分的了，何必再多此一舉？再說我們“這一群王八蛋”已經被警告過，我們是鐵案如山，誰也別想翻案。我們已經罪該萬死，死有餘辜，身體鍛煉不鍛煉完全是無所謂的。惟一的合理解釋就是我發現的“折磨論”。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種辦法。讓我們在整天體力勞動之前，先把體力消耗淨盡。 跑完步，到院子裡的自來水龍頭那裡去洗臉漱口。洗漱完，排隊到員二食堂去吃早飯。走在路上，一百多人的浩浩蕩蕩的隊伍，個個垂頭喪氣，如喪考妣。根據口頭法律，誰也不許抬頭走路，誰也不敢抬頭走路。有違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踹上一腳。到了食堂，只許買窩頭和鹹菜，油餅一類的“奢侈品”，是絕對禁止買的。當時“勞動罪犯”的生活費是每月十六元五角，家屬十二元五角。即使讓我買，我能買得起嗎？靠這一點錢，我們又怎樣“生”，怎樣“活”呢？餐廳里當然有桌有凳；但那是為“人”準備的，我們無份。我們只能在樓外樹底下，台階上，或蹲在地上“進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與我們無關，只能吃點鹽水拌黃瓜，清水煮青菜之類。整天劇烈的勞動，而肚子裡卻滴油沒有。我們只能同窩頭拼命，可是我們又哪裡去弄糧票呢？這是我繼在德國挨餓和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之後的第三次墮入飢餓地獄。但是，其間也有根本性的區別：前兩次我只是餓肚子而已，這次卻是在餓肚之外增加了勞動和隨時會有皮肉之苦。回思前兩次的挨餓宛如天堂樂園可望而不可即了。 早飯以後，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勞動任務。此時我們都成了牛馬。全校的工人沒有哪個再幹活了，他們都變成了監工和牢頭禁子。他們有了活，不管是多髒多累，一律到勞改大院來，要求分配“勞改罪犯”。這就好比是農村生產隊隊長分配牛馬一樣。分配完了以後，工人們就成了甩手大掌柜的，在旁邊頤指氣使。解放後的北大工人階級，此時真是躊躇滿志了。 還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忘記的。在出發勞動之前，我們必須到樹幹上懸掛的黑板下，抄錄今天要背誦的“最高指示”。這指示往往相當長。每一個“罪犯”，今天不管是幹什麼活，到哪裡去幹活，都必須背得滾瓜爛熟。任何監改人員，不管在什麼場合，都可能讓你背誦。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現在，如果我們被叫到辦公室去，先喊一聲：“報告！”然後垂首肅立。監改人員提一段語錄的第一句，你必須接下去把整段背完。倘若背錯一個字，則懲罰如上。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於年紀實在太老了，而且腦袋裡除了數學公式之外，似乎什麼東西也擠不進去。連據說有無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我經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臉腫，雙眼下鼓起兩個腫泡。我頗有兔死狐悲之感。 背語錄有什麼用處呢？也許有人認為，我們這些“罪犯”都是花崗岩的腦袋瓜，用平常的辦法來改造，幾乎是不可能的。“革命家”於是就借用了耶穌教查經的辦法，據說神力無窮。但是，我很慚愧，我實在沒有感覺出來。我有自己的解釋，這解釋仍然是我發明創造的“折磨論”。我一直到今天還認為，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監改人員自己也不相信，“最高指示”會有這樣的威力，他們自己也並背不熟幾條語錄。連向“罪犯”提頭時，也往往出現錯誤。有時候他提了一個頭，我接着背下去，由於神經緊張，也曾背錯過一兩個字；但監改人員並沒有發現。我此時還沒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矇混過了關。我如真愚蠢到起來“自首”，那麼監改人員面子不是受到損害了嗎？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從此，我們就邊幹活，邊背語錄。身體和精神都緊張到要爆炸的程度。 至於我參加的勞動工種，那還是非常多的。勞動時間最長的有幾個地方。根據我現在的回憶，首先是北材料廠。這裡面的工人都屬於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擁護“老佛爺”的。在“勞改罪犯”中，也還是有派別區分的。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時候會有不同。我在這裡，有兩重身份，一是“勞改罪犯”，二是原井岡山成員。因此頗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訓斥的機會多了一點。我們在這裡干的活，先是搬運耐火磚，從廠內一個地方搬到小池旁邊，碼了起來。一定要碼整整齊齊，否則會塌落下來。耐火磚非常重，砸到人身上，會把人砸死的。我們“罪犯們”都知道這一點，干起活來都萬分小心謹慎。耐火磚搬完，又被分配來拔掉舊柱子和舊木板上的釘子。幹這活，允許坐在木墩子上，而且活也不累，我們簡直是享受天福了。廠內的活幹完了後，又來到廠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邊，去搬運沙子，從一堆運到另一堆上。在北材料廠我大概幹了幾個星期。我在這裡還要補充說明幾句，在這裡幹活的只是“罪犯”的一小部分。其餘的人都各有安排，情況我不清楚，我只好略而不談了。 我從北材料廠又被調到學生宿舍區去運煤。現在是夏天，大汽車把煤從什麼地方運到學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務。我們的任務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抬着，堆成煤山，以減少占地的面積。這個活並不輕鬆，一是累，二是髒。兩個老人抬一筐重達百斤以上的煤塊或煤末，有時還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難的。大風一起，我們滿臉滿身全是煤灰。在平常時候這種地方我們連走進都不會的。然而此時情況變了。我們已能安之若素。什麼衛生不衛生，更不在話下了。同我長時間抬一個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學冒着生命的危險參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着監督勞動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時候，低聲對我說：“我們的命運看來已經定了。我們將來的出路，不外是到什麼邊遠地區勞改終生了。”這種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我自己何嘗不是這樣想呢？ 以後，我的工種有過多次變化。我曾隨大隊人馬到今天勺園大樓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過石頭，挖過稻田。有一次同西語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配跟着一個工人，到學生宿舍三十五樓東牆外面去修理地下水管。這次工人師傅親自下了手，我們兩個老頭只能算是“助教”，幫助他抬抬洋灰包，遞遞鐵鍬。這位工人雖然也繃着臉，一言不發。但是對我們一句訓斥的話都沒有說過。我心裡實在是銘感五內。十年浩劫以後，我在校園裡還常見到他騎車而過，我總是用感激的眼光注視着他的背影漸漸消逝。 此外，我還被分配到一些地方去幹活，比如修房子，拔草之類，這裡不一一敘述了。 既然叫做“勞改”，勞動當然就是我們主要的生活內容。不管是在勞動中，還是在其他活動中，總難避開同監改人員打交道。見了他們，同在任何地方一樣，我們從不許抬頭，這已經是金科玉律。往往我們不知道，站在面前談話的是什麼人。但是對方則一張口就用上一句“國罵”，這同美國人見面時說“hello！”一樣，不過我們只許對面的人說而已。監改人員用的詞彙很豐富，除了說“媽的”以外，還說“你這混蛋！”、“你這王八蛋！”等等，詞彩豐富多了。如果哪個監改人員不用“國罵”開端，我反而覺得非常反常，非常不舒服了。 （四）晚間訓話 我先鄭重聲明一句：這是勞改監改人員最偉大的最富有天才的發明創造。 在我上面談“勞改罪犯”的日常生活時，曾談過監改人員在管理“勞動罪犯”時的許多發明創造。這些監改人員，除了個別職員和一些工人以外，有一多半是學生。這些學生平常學習成績怎樣，我說不清楚。但在管理勞改大院時的表現，我作為一個老師，卻不能不給他們打很高的分數。過去我們的教學頗多脫離實際的地方。這主要由教學制度負責，我們當教員的也不能辭其咎。在勞改大院裡，他們是完全聯繫實際的，他們表現出來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組織的才能，管理的才能，訓話的才能，說歪理詭辯的才能，株連羅織的才能，等等，簡直說也說不完。再加上他們表現出來的果斷和勇氣，說打人伸手就打，抬腳就踢，絲毫也不游移遲疑，我輩老師實在是望塵莫及。 但是，他們發明創造的天才表現得最最突出的地方，卻是晚間訓話。 什麼叫“晚間訓話”呢？每天晚上，吃過晚飯，照例要全體“罪犯”集合，地點在兩排平房之間的小院子裡。每天總有一個監改人員站在隊列前面訓話，這個人好像是上邊來的，不是我們在大院裡常碰到的那些人，他大概是學校公社的頭子之一。這個訓話者常換人，箇中詳情我說不清楚。訓話的內容，每天不同。因為它的目的不在講大道理，而大道理是沒有多少的，講大道理必然每天重複。他們的訓話是屬於“折磨學”的，是這一門學問的實踐。訓話者每天主要做法是抓小辮子，而小辮子我們滿頭都是，如果真正沒有，他們還可以栽在你頭上嘛。小辮的來源大體上有兩個：一個是白天勞動時一些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一個是我們每天的書面思想匯報中一些所謂“問題”。我們勞動都是非常兢兢業業的，並不是由於我們“覺悟”高，而是由於害怕拳打腳踢。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說不定哪一個“棚友”今天要倒霉，讓監改人員看中了。到了晚間訓話時，就給你來算賬。至於寫書面的思想匯報，那更是每天的重要工作。不管我們怎樣苦思苦想，細心推敲，在中國這個文字之國，這個刀筆師爺之國，挑點小毛病是易如反掌的。中國歷史上這類著名的例子多如牛毛。清朝雍正皇帝就殺過一個大臣，原因是他把“朝乾夕惕”，為了使文章別開生面，寫成了“夕惕朝乾”。這二者其實是一樣的，都是“頌聖”之句。然而“龍顏大怒”，結果丟掉了腦袋。我們監改人員的智商要比封建皇帝高多了。他們反正每天必須從某個“罪犯”的書面匯報中挑點小毛病。不管是誰，只要被他們選中，晚間訓話時就倒了大霉。 晚間訓話的程序大體上是這樣的。“罪犯”們先列隊肅立，因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監改人員先點名。這種事情我一生經歷多了，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記憶。只有一件極小極小的小事，卻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就是我將來見了閻王爺，也不會忘記的。有一位西語系的歸國華僑教授，年齡早過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來。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把他也弄到黑幫大院裡來。他行將就木，根本不能勞動，連吃飯都起不來。就讓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門外就是晚間訓話“罪犯”們排隊的地方。每次點名，他都能聽到自己的名字。此時就從屋中木板上傳出來一聲：“到！”聲音微弱、顫抖、蒼老、淒涼。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場。這聲音震動了我的靈魂！ 其他“罪犯”站在這一間房子的門外，個個心裡打鼓。說不定訓話者高聲點到了誰的名字，還沒有等他自己出隊，就有兩個年輕力壯的監改人員，走上前去，用批鬥會上常用的方式，倒剪雙臂，拳頭按在脖子上，押出隊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腳踢。清脆的耳光聲響徹夜空。更厲害的措施是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兩隻腳—一千隻腳是踏不上的，這只不過是修詞學的誇大而已，用不着推敲，這也屬於我所發現的“折磨論”之列的。 這樣的景觀大概只有在十年浩劫中才能看到。我們不是非常愛“中國之最”嗎？有一些“最”是頗有爭議的；但是，我相信，這裡決無任何爭議。因此，勞改大院的晚間訓話的英名不脛而走，不久就吸引了大量的觀眾，成為北大最著名的最有看頭的景觀。簡直可以同英國的白金漢宮前每天御林軍換崗的儀式媲美了。每天，到了這個時候，站在隊列之中，我一方面心裡緊張到萬分，生怕自己的名字被點到；另一方面在低頭中偶一斜眼，便能看到席棚外小土堆上，影影綽綽地，隱隱約約地，在暗淡的電燈光下，在小樹和灌木的叢中，站滿了人。數目當然是數不清的。反正是里三層外三層地人不在少數。這都是趕來欣賞這極為難得又極富刺激性的景觀的。這恐怕要比英國戴着極高的黑帽子，騎在高頭大馬上的御林軍的換崗難得得多。這儀式在英國已經持續了幾百年，而在中國首都的最高學府中只持續了幾個月。這未免太煞風景了。否則將會給我們旅遊業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 還有一點十分值得惋惜的是，我們晚間訓話的棚外欣賞者們，沒有耐性站到深夜。如果他們有這個耐性的話，他們一定能夠看到比晚間訓話更為陰森森的景象。這個景象連我們這個大院裡的居民都不一定每個人都能看到。偶爾有一夜，我出來小解，我在黑暗中看到院子裡一些樹下都有一個人影，筆直地站在那裡，抬起兩隻胳臂，向前作擁抱狀。實際上擁抱的只是空氣，什麼東西都沒有。我不知道，我們這幾個棚友已經站在那擁抱空虛有多久了。對此我沒有感性認識，我只覺得，這玩意兒大概同噴氣式差不多。讓我站的話，站上一刻鐘恐怕都難以撐住。棚友們卻不知道已經站了多久了，更不知道將站到何時。我們棚里的居民都知道，在這時候，什麼話也別說，什麼聲也別出。我連忙回到屋裡，在夢裡還看到一些擁抱空虛的人。 （五）離奇的規定 在黑幫大院裡面，除了有《勞改罪犯守則》這一部憲法以外，還有一些不成文法或者口頭的法規。這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幾句。現在再選出兩個典型的例證來說上一說。 這兩個例證：一是走路不許抬頭，二是坐着不許翹二郎腿。 我雖不是研究法律的學者，但是在許多國家呆過，也翻過一些法律條文；可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沒有看到或者聽到一個人走路不許抬頭的規定。除了生理上的歪脖子以外，頭總是要抬起來的。 但是，在北京大學的勞改大院裡，牢頭禁子們卻規定“罪犯”走路不許抬頭。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想出這個極為離奇的規定來的。難道說他們讀到過什麼祖傳的秘典？或者他們得到了像《水滸》中說的那種石碣文？抑或是他們天才的火花閃耀的結果？這些問題我研究不出來。反正走路不許抬頭，這就是法律，我們必須遵守。 除了在個人的牢房裡以外，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在院內，還是在院外，抬頭是禁止的。特別在同牢頭禁子談話的時候，絕對不允許抬頭看他一眼的。如果哪一個“罪犯”敢於這樣干，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拳打腳踢，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我站在牢頭禁子面前，眼光總是落在地上，或者他的腳上，再往上就會有危險。他們穿的鞋，我觀察得一清二楚，面孔則是模糊一團。在幹活時，比如說抬煤筐，抬頭是可以的。因為此時再不允許抬頭，活就沒法幹了。有一次，我們排隊去吃飯，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我稍稍抬了一下頭，時間最多十分之一秒。然而押送我們到食堂的監改人員立即作獅子吼：“季羨林！你老實點！”我本能地期望着臉上挨一耳光，或者腳上挨一腳。幸而都沒有，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敢不“老實”了。 至於翹二郎腿，那幾乎是人人都有的一個習慣。因為這種姿勢確實能夠解除疲乏。但是在勞改大院裡卻是被嚴厲禁止的。記得在什麼書上看到有關袁世凱的記載，說他一生從來不翹二郎腿，坐的時候總是雙腿併攏，威儀儼然。這也許是由於他是軍人，才能一生保持這樣坐的姿勢。我們這一群“勞改罪犯”都是平常的人，不是洪憲皇帝，怎麼能做得到呢？ 還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想在這裡提一提。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我們“罪犯”們已經丟掉了笑的本領。笑本來是人的本能，怎麼竟能丟掉了呢？這個“丟掉”，不是來自“勞改憲法”，也不是出自勞改監督人員的金口玉言，而是完全“自覺自愿”。試問，在打罵隨時威脅着自己的時候，誰還能笑得起來呢？勞改大院裡也不是沒有一點笑聲的，有的話，就是來自牢頭禁子的口中的。在寂靜如古墓般的大院中，偶爾有一點笑聲，清脆如音樂，使大院頓時有了生氣。然而，這笑聲會在我們心中引起什麼感覺呢？別人我不知道，在我耳中心中，這笑聲就如鴟鴞在夜深人靜時的獰笑，聽了我渾身發抖。 （六）設置特務 這一群年輕的牢頭禁子們，無師自通，或者學習外國的“蓋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國民黨的“中統”或“軍統”，也學會了利用特務，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們當然決不會徑名之為“特務”，而稱之為“匯報人”。每一間牢房裡都由牢頭禁子們任命一個“匯報人”。這個“匯報人”是根據什麼條件被選中的？他們是怎樣從牢頭禁子那裡接受任務？對我們這些非“匯報人”的“罪犯”來說，都是極大的秘密。據我的觀察，“匯報人”是有一些特權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夠回家，而且在家裡呆的時間也長一點。我順便在這裡補充幾句。“罪犯”們中有的根本不允許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可以回家，有的每個星期日都能夠回家。這叫做“區別對待”。決定的權力當然都在牢頭禁子手中。“匯報人”既然享受特權，“士為知己者用”。他們必思有以報效，這就是勤於“匯報”。雞毛蒜皮，都要“匯報”，越勤越好。有的“匯報人”還能看風使舵。哪一個“罪犯”“失寵”於牢頭禁子，他就連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處。我還觀察到，有一天，某一間屋子裡的“匯報人”在一個牢頭禁子面前，低頭彎腰，“匯報”了一通，同房的某一個“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間專供打人用的房間裡去了。其結果我無法親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 （七）應付外調 所謂“外調”，是一個專用名詞，意思就是從外地外單位向勞改大院的某一個“罪犯”調查本地本單位某一個人—他們那裡是不是也叫“罪犯”？這個稱呼也許是北大的專利—的“罪行”。當時外調人員滿天飛。哪一個單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國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窮鄉僻壤，調查搜羅本單位有問題人員的罪證，以便羅織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來講。我斗膽開罪了那一位“老佛爺”。她的親信們就把我看做“眼中釘”，大賣力氣，四出調查我的“罪行”。後來我回老家，同村的兒童時的朋友告訴我說，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們（大概是兩個人）狠狠地教訓了一頓，說：“如果講苦大仇深要訴苦的話，季羨林應是第一名！”第一次夾着尾巴跑了。聽口氣，好像還去過第二次。我上面已經說到，在抄家時，他們專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調”。北大如此，別的單位也不會兩樣。於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調人員矣。 我被關進“勞改大院”以後，經常要應付外調人員。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調查人的姓名，我寫完後，交給監改人員轉走。有的要當面面談，但態度也還溫文爾雅，並不吹鬍子瞪眼。不過也有非常野蠻粗魯的。有一天，山東大學派來了兩個外調人員，一定要面談。於是我就被帶進審訊室，接受我家鄉來人的審訊了。他們調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國文系教授的關係。我由此知道，我這位朋友也遭了難。如果我此時不是黑幫的話，對他也許能有一點幫助。但我是自身難保，對他是愛莫能助了。我這個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搖身一變，成了山東大學的“罪犯”。這兩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動手扯頭髮，打人；用腳踹我。滿口山東腔，“如此鄉音真逆耳”，我想到吳宓先生的詩句。我耳聽粗蠻重濁而又有點油滑的濟南腔，眼觀殘忍蠻橫的面部表情，我真噁心到了極點。山東濟南的“國罵”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個字：“我日媽！”這兩個漢子滿嘴使用着山東“國罵”，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關係，而且還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來勢之迅猛，讓我這久經疆場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渾身上下流滿了汗。一直審訊了兩個鐘頭，看來還是興猶未盡。早已過了吃午飯的時間。連北大的監改人員都看不下去了，覺得他們實在有點過分，乾脆出面干涉。這兩位山東老鄉才勉強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盡之餘，想到的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這樣蠻橫粗野沒有一點人味的傢伙，你的日子真夠嗆呀！” （八）連續批鬥 被囚禁在牛棚里，每天在監改人員或每天到這裡要人的工人押解下到什麼地方去勞動。我一下子就想到農村中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長每天向農民分配耕牛的情景。我們現在同牛的差別不大。牛隻是任人牽走，不會說話，不會思想；而我們也是任人牽走，會說話而一聲不敢吭而已。 但是勞動並不是我們現在惟一的生活內容，換句話說，並不是惟一的“改造”手段。我們不總是說“勞動改造”嗎？我一直到現在，雖然經過了多年的極為難得的實踐，我卻仍然認為，這種“勞動改造”只能改造“犯人”的身體，而不能改造思想，改造靈魂。它只能讓“犯人”身上起包，讓平滑的皮膚上流血，長疤；卻不能讓“犯人”靈魂中不怒氣沖沖。勞動不行怎麼辦呢？濟之以批鬥。在勞動改造以前，是批鬥單軌制。勞動改造以後，則與批鬥並行，成了雙軌制。批鬥我在上面已經談到，它也只能用更猛烈，更殘酷的手段把“犯人”的身體來改造，與勞改伯仲之間而已。 但是勞改與批鬥二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如果讓我輩“罪犯”選擇的話，我們都寧願選取前者。可惜我們選擇的權利一點都沒有。因此，我們雖然身居勞改大院，仍然必須隨時做好兩手準備。即使我們已經被分配好跟着工人到什麼地方去幹活了，心裡也並不踏實。說不定什麼時候，也說不定哪一個單位，由於某一個原因—其中並不排除消遣取樂的原因—，要批鬥我們“罪犯”中的某一個人了。戴紅袖章的公社紅衛兵立即奉命來“黑幫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氣昂昂地，找到大院的“辦公廳”。由負責人批准批鬥。過了或長或短的時間，被批鬥者回來了。無人不是垂頭喪氣，頭髮像亂草一般。間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臉腫。 至於有多少人這樣被押出去批鬥，我沒有法子統計。反正每天都有。我自己在大院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要犯”。我作為一個原井岡山的勤務員，反對了那一位“老佛爺”，這就罪在不赦。從大院中被押出去批鬥的機會也就特別多。我每天早飯之後，都在提心弔膽，怕被留下，不讓出去勞動。我此時簡直是如坐針氈，度秒如年，在牢房裡，坐立不安。想到“棚友”們此時正在某處幹活，自由自在，簡直如天上人。等待着自己的卻是一場說不定是什麼樣的風暴。押解我的紅衛兵一走進大院，監改人員就把我叫到對着勞改大院門口的一座葦席搭成的屏風似的東西前面——屏風上有許多字，我現在記不清是什麼了—，低頭彎腰，聽候訓示：“季羨林！好好地去接受批鬥！”好像臨行時父母囑咐孩子：“乖乖的不要淘氣！”在這期間，我被押去批鬥的地方很多，詳細情形我不講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禮如儀”。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口號，接着是胡說八道，胡謅八扯的所謂批鬥發言。緊張的時候，也挨上兩個耳光。最後又在“打倒”聲中一聲斷喝：“把季羨林押下去！”完了，禮儀結束了。我回到大院，等於回到自己家裡，大概也是垂頭喪氣，頭髮像亂草一般。 （九）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大批鬥 我在上面談到過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斗“鬼”。因為我當時還不是“鬼”，沒有資格上斗鬼台，只是躺在家中，聽到遙遠處鬧聲喧天而已。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此時這個日期已經被規定為“紀念日”，又大規模地鬥了一次“鬼”。因為我仍然沒能爭取到“鬼”的資格，倖免於難。 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已經被打成了“鬼”，並已在黑幫大院中住了一個多月。今年我有資格了，可以被當“鬼”來鬥了。但是，這也是一個沉重的災難，是好久沒有過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頭禁子們就忙碌上了。也不知道是根據什麼原則來進行“優化組合”。並不是每一個“棚友”都能得到這個一年一度極為難得的機會。在列隊出發的時候，我發現只有少數人參加。東語系的“代表”只有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們的人，不是本院的監改人員，而是東語系派來的一位管電化教育的姓張的老工作人員。由此也許可以推斷，這次斗鬼的出席人員是由各系所單位確定的。這一位姓張的老同事，見了我們，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人員那樣，先“媽的！”“混蛋”罵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顏悅色。我簡直有點毛骨悚然，非常不習慣。我們這一夥“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覺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人當人來看待，反而覺得“反常”。這位姓張的老同事使我終生難忘。 但是，那些“斗鬼者”卻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這些人是誰，我不知道。我不敢抬頭，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連走什麼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綽綽地被押出黑幫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過臨湖軒和俄文樓，沿斜坡走上去的。當時現在的大圖書館還根本沒有，只有一條路通向燕南園和哲學樓。我們大概就是順着這一條林蔭馬路，被押解到哲學樓一帶地方。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麼方式，批鬥了一番之後，就押解回“府”。我沒有記得坐很久的噴氣式，也不記得有人針對我作什麼批鬥發言。我的印象是，混亂一團。我只聽到人聲鼎沸，間以“打倒”之聲。也許是各個系所單位分頭批鬥的。我自己好像夢中的遊魂，稀里胡塗地低頭彎腰，向前走去，“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我只感覺到，不但前後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連上下都有人，彌天蓋地，到處都是人。我能夠看到的卻只有鞋和褲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覺到周圍的人似乎更多了，人聲也更嘈雜了，磚頭瓦塊打到身上的更多了。我現在已經麻木，拳頭打在身上，也沒有多少感覺。回到黑幫大院以後，脫下襯衣，才發現自己背上畫上了一個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來，綁上了一根帶葉的柳條。根據我的考證，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閻羅王殿一樣的黑幫大院，現在卻顯得異常寧靜、清爽，簡直有點可愛了。 痛定思痛，我回憶了一下今天大批鬥的過程。為什麼會這樣熱鬧而又隆重呢？小小的批鬥，天天都有，到處都有。根據心理學的原理，越是看慣的東西，就越不能引起興趣。那些小批鬥已經是“司空見慣渾無事”了。今天的大批鬥卻是一年才一次的大典，所以就轟動燕園了。 （十）棚中花絮 這裡的所謂“花絮”，同平常報紙上所見到的大異其趣。因為我一時想不出更恰當的名稱，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難友們的一些比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瑣瑣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給我印象比較深的。雖是小事，卻小中見大，頗能從中窺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點。又由於大家都能了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隱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誰，用不着學者們再寫作《〈牛棚雜憶〉索隱》這樣的書。 1 圖書館學系一教授 這位教授作過北京圖書館的館長，是國內外知名的圖書館學家和敦煌學家。我們早就相識，也算是老朋友了。這樣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難以倖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頭上的是些什麼莫須有的罪名。他被批鬥的情況，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竟在牛棚中相會了。反正我們現在早已都變成了啞巴，誰也不同誰說話。幸而我還沒有變成瞎子，我還能用眼睛觀察。 在牛棚里，我輩“罪犯”每天都要寫思想匯報。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間訓話時，完全出我意料，這位老教授被叫出隊外，一記清脆響亮的耳光聲在他臉上響起，接着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裡。原來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思想匯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在當時那種陰森森的環境中，我一點開心的事情都沒有。這樣一件事卻真大大地讓我開心了一通。我不知道，這位教授是出於一時糊塗，手邊沒有別的紙，只有使用手紙呢？還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膽，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如果是後者的話，他簡直是視這一般手操生殺大權的醜類如草芥。可以載入在舊社會流行的筆記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為我們這一批階下囚出了一口氣。 2 法律系一教授 這位教授是一個老革命幹部，在抗日戰爭以前就參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調到北大來時，曾專門找我，請我翻譯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論》。從那時起，我們就算是認識了。以後在校內外開會，經常會面。他為人隨和、善良，具有一個老幹部應有的優秀品質。我們很談得來。誰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們竟有了“同棚之誼”。 在黑幫大院裡，除非非常必要時，黑幫們之間是從來不互相說話的。在院子裡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頭，連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這位教授之間的情況，也並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個禮拜天，下午被牢頭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個按照批准回棚的時間先後回來了。我正在牢房裡坐着，忽然看到這一位老教授，在一個牢頭禁子的押解下，手中舉着一個寫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間間的牢房，一進門就高聲說：“我叫某某某，今天回來超過了批準的時間，奉命檢討，請罪！”別的人怎麼樣，我不知道。我卻是毛骨悚然，站在那裡，不知所措。 3 東語系一個女教員 她是東語系教蒙古語的教員。為人鯁直，里表如一，不會虛偽。“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麼人告密，說她是國民黨三青團的骨幹分子。這完全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沒有旁證。大概是因為她對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夠尊敬，莫須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變成“罪行”之勢。當我同東語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勞動的時候，最初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學校東門外的一個頗為偏僻的地方，揀地上的磚頭石塊，有一個工人看管着我們。有一天，忽然這一位女教員也去了。我有點困惑不解。我問她，是不是系革委會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說：“不是。”“既然不是，你為什麼自己來呢？”“人家說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覺。因此自動自願地來參加勞動改造了。”她這種邏輯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這是我心中的一閃念。我對於這種類似耶穌教所謂“原罪”的想法，覺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這個人的為人。但是，在我當時的處境中，自己是專政的對象，“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我敢說什麼呢？ 如此過了一些時候。等我們被押解到太平莊去勞動的時候，“罪犯”隊伍里沒有她。這是理所當然的。焉知禍不單行，古有明訓。等我們從太平莊回來自建牛棚自己進駐以後，最初也沒有看到她。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自己心裡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經是傍晚時分，從黑幫大院門外連推帶搡地推進一個新的“棚友”來，我低頭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員。我這一驚可真不小。我原以為她已經平安過了關。用不着再自投羅網，“魚目混珠”了。現在，“胡為乎來哉！”她怎麼到這閻王殿來了呢？這次看樣子決不是自動自願的，而是被押解了來的。儘管我心裡胡思亂想，然而卻一言不發，視而不見。 有一個牢頭禁子問她： “你叫什麼名字？” “××華。” “哪一個‘華’呀？” “中華民國的‘華’。” 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個“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嚴神聖的、代表“聶”記北大革委會權威的勞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為“中華民國”張目，是可忍，孰不可忍！簡直是膽大包天，狂妄至極！非嚴懲不可！立即給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個有天才的牢頭禁子，忽然異想天開，把她帶到一棵樹下。這棵樹長得有點奇特：有一枝從主幹上長出來的支幹，是歪着長的。她被命令站在這個支幹下面，最初頭頂碰到樹幹。牢頭禁子下令： “向前一步走！” 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時她的頭必須向後仰。又下了一個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時樹幹越來越低，不但頭必須向後仰，連身子也必須仰了。但是，又來了一個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時樹幹已極低。她沒有練過馬戲，腰仰着彎不下去。這時口令停了。她就仰着身子，向後彎着站在那裡。這個姿勢她連一分鐘也保持不了。在渾身大汗淋漓之餘，軟癱在地上。結果如何，用不着我講了。我覺得，牢頭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然而，這一位女教員卻是苦矣。 一夜折磨的情況，我不清楚。第二天早晨起來，我看到她面部浮腫，兩隻眼睛下面全是青的。 4 生物系黨總支書記 我在北大搞了幾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內會很多。因此，我早就認識這一位總支書記。我們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在劫難逃，是天然的“走資派”。所以在第一陣批走資派的大風暴中，他就被揪了出來。第一個六一八斗鬼，他必然是參加者之一。在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輩了。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擁護那位“老佛爺”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別多。在黑幫大院的牢頭禁子中，生物系學生也因而占絕對優勢。我可是萬沒有想到，勞改大院建成後，許多“走資派”在被激烈地衝擊過一陣之後，沒有再同我們這一批多數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關進來。這一位生物系總支書記卻出現在我們中間。 大概是因為牢頭禁子中生物系學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詳情我不清楚，不敢亂說。我只看到一個例子，就足以讓人毛髮直豎了。 有一天，中午，時間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熱，太陽光照得最—用一句山東土話—“毒”的時候，我走過黑幫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陽照射的地方，站着一個人：是那位總支書記。雙眼圓睜，看着天空裡像火團般的太陽。旁邊樹蔭中悠然地坐着一個生物系學生的牢頭禁子。我實在莫明其妙。後來聽說，這是牢頭禁子對這位總支書記懲罰：兩眼睜着，看準太陽；不許眨眼，否則就是拳打腳踢。我聽了打了一個寒戰：古今中外，從奴隸社會一直到資本主義社會，試問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懲罰？誰要是想實踐一下，管保你半秒鐘也撐不下來。這樣難道不會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嗎？ 此外，我還聽說，沒有親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員中的兩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樣開罪了自己的學生。作為牢頭禁子的學生命令這兩位老師，站在大院子中間，兩個人頭頂住頭，身子卻儘管往後退；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能夠站着，就全靠雙方彼此頭頂頭的力量。 類似的小例子，還有一些，不再細談了。總之，折磨人的“藝術”在突飛猛進地提高。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專著。如果年久失傳，實在是太可惜了。 5 附小一位女教員 這個女教員是哪個單位的，我說不清楚了。我原來並不認識她。她是由於什麼原因被關進牛棚的，我也並不清楚。 根據我在牛棚里幾個月的觀察，牢頭禁子們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專業，還似乎有點有條不紊，涇渭分明。專門打這位女教員的人就是固定不變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這位女教員胳臂上纏着繃帶，用一條白布掛在脖子上。隱隱約約地聽說，她在前幾天一個夜裡，在刑訊室受過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斷。但仍然受命參加勞動。詳細情況，當時我就不清楚，後來更不清楚。當時，黑幫們的原則是，事不干己，高高掛起。我就一直掛到現在。 6 西語系的一個“老右派”學生 這個學生姓周，我不認識他，平常也沒有聽說過。到了黑幫大院，他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還“老”，可見這件事有比較長久的歷史淵源了。在中國，劃右派最集中的時期是一九五七年。難道這一位姓周的學生也是那時候被劃為右派的嗎？到了進入牛棚時，他已經戴了將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這個期間他是怎樣活下來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滿面蠟黃，還有點浮腫，頭髮已經脫落了不少，像是一個年老的病人。據說他原是一個聰明機靈的學生。此時卻已經顯得像半個傻子，行動不很正常了。我們只能說，這一切都是在身體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嚴重的折磨的結果。這無疑是一個人生悲劇。我自己雖然身處危難，性命操在別人手中，隨時小心謹慎，怕被不吃素的長矛給吃掉；然而看到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淚偷彈，對這一位半瘋半傻的人懷有無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無心肝的牢頭禁子眼中，這位傻子卻是一個可以隨意打罵，任意污辱，十分開心的玩物。這樣兩隻腿的動物到哪裡去找呀！按照他們的分工原則，一個很年輕的看上去很聰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這個傻子的。我從沒有見過這個年輕工人打過別的“罪犯”。獨獨對於這個傻子，他隨時都能手打腳踢。排隊到食堂去吃飯的路上，他嘴裡吆喝着又打又罵的也是這個傻子。每到晚上，刑訊室里傳出來的打人的聲音以及被打者叫喚的聲音，也與這個傻子有關。我寫回憶錄，有一個戒條，就是：決不去罵人。我在這裡，只能作一個例外，我要罵這個年輕的工人以及他的同夥：“萬惡的畜類！豬狗不如的東西！” 有一天，我在這個傻子的背上看到一個用白色畫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沒有家，沒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滿是油污，至少進院來就沒洗過，鶉衣百結。但是這一隻白色的大王八卻顯得異常耀眼，從遠處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別人見了，有笑的權利的“自由民”會哈哈大笑，我輩失掉笑的權利的“罪犯”，則只有兔死狐悲，眼淚往肚子裡流。 7 物理系的一個教員 這個教員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兒子，好像還是獨生子。不知道是由於什麼原因，他的一條腿短一截，走起路來像個瘸子。 我從前並不認識他。初進牛棚時，甚至在太平莊時，都沒有見到過他。我們在牛棚里已經被“改造”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是中午過後不久—我在這裡補充幾句。牛棚里是根本沒有什麼午休的。東語系那位老教授，就因為午飯後坐着打了一個盹兒，被牢頭禁子發現，叫到院子裡在太陽下曬了一個鐘頭，好像也是眼睛對着太陽—，我在牢房裡忽然聽牛棚門口有打人的聲音，是棍棒或者用膠皮裹起來的自行車鏈條同皮肉接觸的聲音。這種事情在黑幫大院裡是司空見慣的事，一天能有許多起。我們的神經都已經麻木了，引不起什麼感覺。但是，這一次聲音特別高，時間也特別長。我那麻木的神經動了一下，透過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這一位殘傷的教員，已經被打倒在地，有幾個“英雄”還用手裡拿着的兵器，繼續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經踏上了一千隻腳，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這一位腿腳本來就不靈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臉上還好像流着血。 他為什麼這樣晚才到牛棚里來？他是由於什麼原因才來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來的？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雖然也像胡適之博士那樣有點考據痞，但是我不想在這裡施展本領了。 從此以後，我們每次排隊到食堂去吃飯時，整齊的隊伍里就多了走起路來很不協調的瘸腿的“棚友”。 關於牛棚中個別人的“花絮”，如果認真寫起來的話，還可以延長几倍。我現在沒有再寫的興致，我也不忍再寫下去了。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讀者自己慢慢地去體會吧。 （十一）特別雅座 我自己已經墮入地獄。但是，由於根器淺，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獄中還是有不同層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層地獄嗎？ 這話要從頭講起，需要說得長一點。生物系有一個學生，大名叫張國祥。牛棚初建時，我好像還沒有看到他。他是後來才來的。至於他為什麼到這裡來，又是怎樣來的，那是聶記北大革委會的事情，我輩“罪犯”實無權過問，也不敢過問。他到了大院以後，立即表現出鶴立雞群之勢。看樣子，他不是一個大頭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類。但管的事特別多，手伸得特別長。我經常看到他騎着自行車—這自行車是從“罪犯”家中收繳來的。“罪犯”們所有的財務都歸這一批牢頭禁子掌握，他們願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麼，就拿什麼。連“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沒有所有權了—，在大院子裡兜圈子，以資消遣。這在那一所陰森恐怖寂靜無聲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舉動。 有幾天晚上，在晚間訓話之後，甚至在十點鐘規定的“犯人”就寢之後，院子裡大榆樹下面，燈光依然很輝煌，這一位張老爺，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腳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腳指頭縫裡摳個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個“罪犯”。他問着什麼問題，間或對“罪犯”大聲訓斥，怒罵。這種訓斥和怒罵，我已經看慣了。但是他這坐的姿勢，我覺得極為新鮮，在我腦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難忘。更讓我難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頭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當過鐵道部副部長的陸平。他是那位“老佛爺”貼大字報點名攻擊的主要人物。黑幫大院初建時，他是首要“欽犯”，囚禁在另外什麼地方，還不是“棚友”。不知道什麼時候，他竟也喬遷到棚中來了。張國祥問陸平什麼問題，問了多久，後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覺得這件事兒很蹊蹺而已。 可是我哪裡會想到，過了不幾天，這個惡運竟飛臨到我頭上來了。有一天晚上，已經響過息燈睡覺的鈴，我忽然聽到從民主樓後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羨林！”那時我們的神經每時每刻都處在最高“戰備狀態”中。我聽了以後，連忙用上四條腿的力量，超常發揮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裡，看到張國祥用上面描繪的那種姿態，坐在那裡，右手摳着腳丫子，開口問道： “你怎麼同特務機關有聯繫呀？” “我沒有聯繫。” “你怎麼說江青同志給新北大公社扎嗎啡針呀？” “那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 “你有幾個老婆呀？” 我大為吃驚，敬謹回稟： “我沒有幾個老婆。” 這樣一問一答，“交談”了幾句。他說： “我今天晚上對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認他說的是實話。我一沒有被拳打腳踢；二沒有被“國罵”痛擊。這難道不就是極大的“仁慈”嗎？我真應該感謝“皇恩浩蕩”了。 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他最後這一句話裡面含着極危險的“殺機”。“我今天晚上對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樣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息燈鈴響了以後，我正準備睡覺，忽然像晴空霹靂一般，聽到了一聲：“季羨林！”我用比昨晚還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門，看到這位張先生不是在大院子裡，而是在兩排平房的拐角處，怒氣沖沖地站在那裡： “喊你為什麼不出來？你耳朵聾了嗎？” 我知道事情有點不妙。還沒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臉上，頭上驀地一熱，一陣用膠皮裹着的自行車鏈條作武器打下來的暴風驟雨，鋪天蓋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關要害的頭部。我腦袋裡嗡嗡地響，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閃，筆直地站在那裡。最初還有痛的感覺，後來逐漸麻木起來，只覺得頭頂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陣陣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難忍受的感覺。我好像要失掉知覺，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堅持下來。眼前鞭影亂閃，叱罵聲—如果有的話—也根本聽不到了。我處在一片迷茫、渾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據後來住在拐角上那間牢房裡的“棚友”告訴我，打得時間相當長。他們都覺得十分可怕，大有談虎色變的樣子。我自己則幾乎變成了一塊木頭，一塊石頭，成為沒有知覺的東西，反而沒有感到像旁觀者感到的那樣可怕了。不知到了什麼時候，我隱隱約約地仿佛是在夢中，聽到了一聲：“滾蛋！”我的知覺恢復了一點，知道這位凶神惡煞又對我“仁慈”了。我連忙夾着尾巴逃回了牢房。 但是，知覺一恢復，渾身上下立即痛了起來。我的首要任務是“查體”，這一次“查體”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還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腫了，但是試着睜一睜：兩眼都還能睜開。足證眼睛是完整的。臉上，鼻子裡，嘴裡，耳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張了張嘴，裡面的牙沒有被打掉。至於其他地方流血，不至於性命交關，只好忍住疼痛了。 試想，這一夜我還能睡得着嗎？我躺在木板上，輾轉反側，渾身難受。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讓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讓它去痛。我沒有鏡子，沒法照一照我的“尊容”。過去我的難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東語系那一位女教員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後，臉上浮腫，眼圈發青。我看了以後，心裡有點顫抖。今天我的臉上就不止浮腫，發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二天早晨，照樣派活，照樣要背語錄。我現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廠外面馬路兩旁篩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麼滋味？我心裡是什麼滋味？我一概說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連自殺的念頭都沒有了。 正如俗話所說的：禍不單行。我這一個災難插曲還沒有結束。這一天中午，還是那一位張先生走進牢房，命令我搬家。我這“家”沒有什麼東西，把鋪蓋一卷，立即搬到我在門外受刑的那一間屋子裡。白天沒有什麼感覺，到了夜裡，我才恍然大悟：這裡是“特別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許關燈，屋裡的囚犯輪流值班看守。不許睡覺。“看守”什麼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嗎？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識分子犯人是最膽小的，不會逃跑。看來是怕犯人尋短見，比如上吊之類。現在我才知道，受過重刑之後，我在黑幫大院裡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級了，升入一個更高的層次。“欽犯”陸平就住在這間屋裡。打一個比方說，我在佛教地獄裡進入了阿鼻地獄，相當人間的死囚牢吧。 但是，問題還沒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張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着水車，到茶爐上去打三次開水，供全體囚犯飲用。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位王教授會同我並列。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參加“井岡山”，也並沒有犯過什麼彌天大罪，為什麼竟受到這樣的懲罰呢？打開水這個活並不輕，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干，語錄照背。別人吃飯，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須把開水打來，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卻能苦中尋樂：偷偷地在茶爐那裡泡上一杯茶，抽上一煙斗煙。好像是樂在其中矣。 （十二）特別班 這一批牢頭禁子們，是很懂政策的。把我們這“勞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實行了半年多的勞動改造。念經、說教與耳光棍棒並舉。他們大概認為，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現在是採取分化瓦解的時候了。 “特別班”於是乎出。 牢頭禁子們不知道是根據什麼標準，從“勞改罪犯”中挑選出來了一些，進這個班。 這個班的班址設在外文樓內。但是，前門不能走，後門不能開，於是就利用一扇窗子當作通道，窗內外各擺上了一條長木板，可以藉以登窗入樓，然後走入一間小教室。這間教室內是什麼樣子？有什麼擺設？我不清楚。在我眼中，雖然近在咫尺，卻如蓬山萬里了。 我是非常羨慕這個班的。我覺得，對我們“勞改罪犯”來說，眼前的苦日子，挨打，受罵，忍飢，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夠過去了。但是，瞻望將來，卻不能無動於衷。什麼時候是我們的出頭之日呢？我眼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卻沒有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島嶼。我盼望着出現點什麼。這種望穿秋水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現在出現了特別班，我認為，這正是渡過大海的輕舟。 特別班的學員有一些讓人羨煞的特權。他們有權利佩戴領袖像章，他們有權利早請示，晚匯報，等等。在牛棚里，黨員是剝奪了交黨費的權利的。特別班學員是否有了權利？我不知道。我每次聽到從特別班的教室里傳出來歌頌領袖的歌聲或者語錄歌的歌聲時，那種悠揚的歌聲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學員們一些—是否被批準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權，我也是羨慕得要命。比如他們敢在牢房裡翹二郎腿，我就不敢。他們走路頭抬得似乎高一點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麼想也能夠踏着那一塊長木板走到外文樓裡面去呀！ 後來，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一直到“黑幫大院”解散，特別班的學員也沒能真正變成龍跳過了龍門。 （十三）東語系一個印尼語的教員 這一位教員原是從解放前南京東方語專業轉來的學印尼語的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人非常聰明，讀書十分勤奮，寫出來的學術論文極有水平，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留學印尼時，家裡經濟比較困難，我也曾盡了點綿薄之力。因此我們關係很好。他對我畢恭畢敬。 然而人是會變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入了掌權的新北大公社。人各有志，這也未可厚非。但是，對我這一個“異教徒”，他卻表現出超常的敵意。我被“揪”出來以後，幾次在外文樓的審訊，他都參加了，而且吹鬍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勝過其他一些參加者。看樣子是惟恐表現不出自己對“老佛爺”的忠誠來。難道是因為自己曾反蘇###現在故作積極狀以洗刷自己嗎？我曾多次有過這樣的想法。否則，一般的世態炎涼落井下石的解釋，還是不夠的。 然而###是不講情面的。 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黑幫大院”，欽賜低頭，正好看到寫在馬路上的大字標語： 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我大吃一驚。就在不久前，在一次審訊我的小會上，他還是“超積極分子”。革命正氣溢滿眉宇。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來有人揭了他的老底。他在夜間就採用了資本主義的自殺方式，“自絕於人民”了。 對於此事，我一不幸災，二不樂禍。我只是覺得人生實在太複雜，太可怕而已。 （十四）自暴自棄 在牛棚里已經呆了一段時間。自己腦筋越來越糊塗，心情越來越麻木。這個地方，不是地獄，勝似地獄；自己不是餓鬼，勝似餓鬼。如果還有感覺的話，我的自我感覺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別人看自己是這樣，自己看自己也是這樣。不倫不類地而又亦倫亦類地套用一個現成的哲學名詞：自己已經“異化”了。 過去被認為是人的時候，我自己當然以人待己。我這個人從來不敢狂妄，我是頗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按照小孩子的辦法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的話，我毫不遲疑地 把自己歸入“好人”一類。就拿金錢問題來說吧。我一不吝嗇，二不拜金。在這方面，我頗有一些“優勝紀略”。十幾歲在濟南時，有一天到藥店去打藥。夥計算錯了賬，多找給我了一塊大洋。當時在小孩子眼中，一塊大洋是一個巨大的財富。但是我立即退還給他，惹得夥計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這種心理我以後才懂得。一九四六年，我從海外回到祖國。賣了一隻金表，寄錢給家裡。把剩下的“法幣”換成黃金。夥計也算錯了賬，多給了一兩黃金。在當時一兩黃金也算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但是我也立即退還給他。在大人物名下，這些都是不足掛齒的小事。然而對一個像我這樣平凡的人，也不能說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到了現在，自己一下子變成了鬼。最初還極不舒服，頗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習以為常。人鬼界限，好壞界限，善惡界限，美醜界限，自己逐漸模糊起來。用一句最恰當的成語，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經沒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殺，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別人說短論長，也由它去吧。 而且自己也確有實際困難。聶記革委會賜給我和家裡兩位老太太的“生活費”，我靠它既不能“生”，也不能“活”。就是天天吃窩頭就鹹菜，也還是不夠用的。天天勞動強度大，肚子裡又沒有油水，總是飢腸轆轆，想找點吃的。我曾幾次跟在牢頭禁子身後，想討一點盛醬豆腐罐子裡的湯，蘸窩頭吃。有一段時間，我被分配到學生宿舍區二十八樓、二十九樓一帶去勞動，任務是打掃兩派武鬥時破壞的房屋，撿地上的磚石。我記得在二十八樓南頭的一間大房子裡，堆滿了雜物，亂七八糟，破破爛爛，什麼都有。我忽然發現，在一個破舊的蒸饅頭用的籠屜上有幾塊已經發了霉的干饅頭。我簡直是如獲至寶，拿來裝在口袋裡，在僻靜地方，背着監改的工人，一個人偷偷地吃。什麼衛生不衛生，什麼有沒有細菌，對一個“鬼”來說，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了。 我也學會了說謊。離開大院，出來勞動，肚子餓得不行的時候，就對帶隊的工人說，自己要到醫院裡去瞧病。得到允許，就專揀沒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裡，吃上兩個夾芝麻醬的饅頭，狼吞虎咽之後，再去幹活，就算瞧了病。這行動有極大的危險性，倘若在路上邂逅碰上監改人員或匯報人員，那結果將是什麼，用不着我說了。 有一次我在路上揀到了幾張鈔票，都是一毛兩毛的。我大喜過望，趕快揣在口袋裡。以後我便利用只許低頭走路的有利條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決不會看到的東西，曾揀到過一些鋼鏰兒。這又是意外的收穫。我發現了一條重要的規律：在“黑幫大院”的廁所里，掉在地上的鋼鏰兒最多。從此別人不願意進的廁所，反而成了我喜愛的地方了。 上面說的這一些極其猥瑣的事情，如果我不說，決不會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親身經歷，我也決不會想到。但是，這些都是事實，應該說是極其醜惡的事實。當時我已經完全失掉了羞惡之心，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對。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我從前對一個人墮落的心理過程發生過興趣，潛意識裡似乎有點認為這是天生的。現在拿我自己來現身說法，那種想法是不正確的。 然而誰來負這個責任呢？ （十五）“折磨論”的小結 牛棚生活，千頭萬緒。我在上面僅僅擇其犖犖大者，簡略地敘述了一下。我根據“以論帶史”的原則，先提出了一個理論：折磨論。最初恐怕有很多懷疑者。現在看了我從非常不同的方面對“黑幫大院”情況的敘述，我想再不會有人懷疑我的理論的正確性了。 “革命小將”們的折磨想達到什麼目的呢？他們決不會暴露自己心裡的骯髒東西，別人也不便代為答覆。冠冕堂皇的說法是“勞動改造”。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種打着勞動的旗號折磨人的辦法，只是改造人的身體，而決不會改造人的靈魂。如果還能達到什麼目的的話，我的自暴自棄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折磨的結果只能使人墮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這就是我對“折磨論”的小結。 牛棚轉移 時令已經進入了冬季，牢房裡也裝上了爐子，生上了火。雖然配給的煤不多，爐火當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來，屋子裡已經是溫暖如春了。 可是勞改的隊伍卻逐漸縮小了起來。一來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間大屋子裡來。什麼原因呢？我不清楚，當然也不敢問。我此時反正已經墮入阿鼻地獄，再升上一級兩級，是鬼總是鬼，對我無所謂了。 屋子裡顯得空蕩蕩的。大概是因為人少了，連老鼠的膽子也大了起來，大白天裡，竟敢到處亂竄。我從家裡帶回來的一個干饅頭首當其衝，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趕走它們，它們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許老鼠們也意識到，屋子裡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幫”，等級不比老鼠高，欺負他們一下，諒他們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雖然不大敢隨便說話，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沒有不透風的牆”，我逐漸知道了，聶記革委會改變了對待“勞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實行分散，把各系所處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單位。姍姍來遲，東語系也把我們幾個“罪犯”提回系裡。我們的“牛棚”轉移了。轉移到外文樓去。 前些日子，“特別班”還在外文樓時，我是多麼希望能進外文樓來呀！現在果然進來了；卻是依然故我。我們幾個“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樓北面的緬甸語教研室里，都在地上搭地鋪。靠窗子有一張大桌子，我們的牢頭禁子睡在上面，居高臨下，監督我們。他外號叫“小爐匠”，大概是姓盧的青年學生。最使我吃驚的是，“我們”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幫大院”中沒有見過的。他們也是“罪犯”嗎？我心裡納悶。反正現在是同我們一鍋煮了，彼此相安無事。 在這裡，生活比較平靜了。不像在“黑幫大院”里那樣，時時刻刻都要把神經繃得緊緊的，把耳朵伸得長長的，惟恐牢頭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時答應晚了，招致災難。現在牢頭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間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經弄得那樣緊張了。 但是，日子也並不好過，也不可能好過。我仍然是“勞改罪犯”。這樓上有許多辦公室，大多是各專業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這些辦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圍的氣氛當然是非常好的。我是這裡的主人。而今時移世遷，我一“跳”（自己跳出來也）而成為階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我當“反革命”已經有一年多了。我並不是留戀當年的“威風”，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無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殘喘而已。 現在，在整個大樓里，我只有三個地方能進：一是牢房，二是廁所，三是審訊我的屋子，最後這一項是並不固定的。至於第二項則是“黑幫”同“白幫”（“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為“黑幫”雖然是鬼，也總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這裡也頗有令人難堪之處。“黑”“白”雜居，抬頭不見低頭見。中國是禮儀之邦，見了面，總得說點什麼。可我們又缺少英美人見面說的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或者單純一聲Hello！現在習用的“早安”之類，是地道的舶來品。我們過去常用的：“你吃了飯了嗎？”是舉國通用的問候語，我想縮為“國候”。現在，在外文樓，見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來品不敢用，“國候”也不敢用。只有低頭，望望然而去之。“白幫”怎麼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幫”卻實在覺得非常彆扭。有時“白人”在某一間屋子裡，討論什麼問題，逸興湍飛，歡笑之聲中溢滿了“革命氣”，在樓道里往復迴蕩。這革命氣卻一點也沒有薰到我身上。我們現在是“談笑之聲能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能聞”者，能聽到也，這是別人的聲音，我們是不能有聲音的。我們都像影子似地活動着，影子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這裡也並不缺少新聞，缺少有刺激性的東西。這新聞並不是哪一個人告訴我的，現在沒有人敢幹、肯幹這種事。這是我自己從樓道中嘁嘁喳喳的聲音中聽出來的。最重要的一條新聞是關於我在上面提到過的那一位蒙古語女教員的。原來東語系“罪犯”中只有她一個女性。在“黑幫大院”時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樓以後，女囚牢沒有了，又不能同我輩男士一起睡在地鋪上。所以就把她關在另外一間屋子裡。據我的推測，管理她的大概是一個學朝鮮語的女學生和一個系圖書室女管理員。後者姓葉，大名暫缺。此人是一個女光棍似的人物，潑辣，粗暴，最擅長惹事生非，興風作浪。她所在的圖書室是東語系小沙龍，謠言由此處產生，小道消息在這裡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聶記公社在東語系的女干將，大概也屬於那一種“老子鐵了心，誓死保聶孫”類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來，大聲叱罵，押解着我到外文樓去接受批鬥。女牢頭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見的新鮮事兒。這樣一個人物，對惟一的女囚絕對不會放過。在一天夜裡，她和其他幾個人對這位女囚大肆審訊，毆打。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幫大院”里那樣被折磨得眼圈發青，我沒有看見，不敢瞎說。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心裡沒有引起什麼波動，我的神經現在已經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卻萬萬沒有想到，第二條引起人們震動的新聞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樓以後，我沒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個不識抬舉的傢伙，一個有着花崗岩腦袋瓜死不改悔的傢伙。雖然經過了煉獄的鍛煉，我並沒有低頭認罪。有一天，解放軍派來“支左”的常駐東語系的一個大概是營長的軍官，大名叫趙良山（此人後來聽說已經故去），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里，問我一個問題。我當時心裡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軍水平總應該是高的，現在看來也不盡然。我粗聲粗氣地說道：“我的全部日記已經都被抄來了。一定會放在外文樓某一間屋子裡。你派一個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記。最多只用五分鐘，問題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萬沒有想到，這一下子又捅了馬蜂窩。他勃然變色，說我態度極端惡劣。他現在是太上皇。我哪裡還敢吭氣兒呢？ 晚飯以後，回到牢房。原先反聶的一位女教員，率領着幾個人，手裡拿着紅紅綠綠的大標語，把小屋牆上貼滿。原來一片白色，非常單調寡味。現在增添了大紅大綠，頓覺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機。標語內容，沒有什麼創新，仍然是“季羨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等等，等等。“司空見慣渾無事”，這些東西已經對於我的神經不能產生任何作用了。我夜裡照睡不誤，等候着暴風雨的來臨。 果然，“革命家”們第二天就開始行動了。首先由東語系的“紅衛兵”—現在恐怕是兩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我自己又像一個被發配的囚犯，俯首貼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蹌前進。舊劇中，囚犯是允許抬頭的。我這個新社會的囚犯卻沒有這個特權。既來之則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來並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摟，憑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時隱隱約約地看到樓外貼滿了大字報和大標語，內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為我不能看—，不過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羨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此外再加上造謠、誣衊、人身攻擊。從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聽到的也不過是那些東西。我頓時明白了：我現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擰住胳臂，推推搡搡，押進樓去，先走過一樓樓道。樓道本來很狹，現在又擠滿了學生。我耳朵里聽的是口號，頭上，身上，挨的是拳頭。我一個人也看不到，仿佛騰雲駕霧一般，我飛上了二樓。同在一樓一樣，從樓道這一頭，走（按語法來講，應該是被動式）到那一頭。仍然是震天的口號聲。在嘈雜混亂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樓。在這裡也沒有什麼新花樣，心裡頗有點不滿足，覺得太單調，不夠味。“儀式”完了以後，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樓。 後來聽說，這叫做“樓內游斗”。這是不是東語系學生的發明創造？如果是的話，將來有朝一日編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時，應該着重提上一筆，說不定還要另立專章的。至於我自己，我是經過了大風大浪的人。身體上，精神上，都沒有受到什麼痛苦，只覺得有點“好玩”而已。 事情當然不能就這樣結束。看來那位趙營長下定了決心，連夜召開會議，制訂了鬥爭方案。第二天，剛吃過早飯，立即有學生來找我，到一間教研室里去批鬥。這次准我抬頭了，看到的是一個教研室的成員，加上個別的學生。我已擺好了架子坐噴氣式。然而有人卻推給我一把椅子。我大驚失色，我現在已經成了法門寺的賈桂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想這個批鬥會，還能批出什麼，又斗出什麼呢？我覺得十分平淡寡味。我於是把兩個耳朵都關閉了起來，“任憑風浪打，穩坐釣魚船。”朦朧中，聽到一聲：“把季羨林押出去！”我知道，這一齣戲算是結束了。 我正準備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來把我拉到另一個教研室去，“行禮如儀”。然後是第三個教研室，第四個教研室。我沒有記錄，也無法統計。估計是每一個教研室都批鬥一次。東語系十幾個教研室，共批鬥了十幾次。接着來的是學生。我不知道，東語系學生共有多少個班。每班批鬥一次（也許有的班是聯合批鬥），我記不清楚，加起來，總有二十來次。以每次批鬥一個小時計算，共有三十來個小時。我看有的班“偷工減料”，質量大有問題。實際上怕用不了這樣多的時間。反正在三四天以內，我比出去“走穴”的人還要忙。這個班剛批完，下一個班接着干。每天批鬥###場，只給我留出了吃飯的時間。可謂緊張之至了。 對我產生了什麼結果呢？除了感覺到有點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癢”，我“被批鬥的積極性”反而調動起來了。我愛上了這種批鬥。我覺得非常開心。你那裡“義正詞嚴”，我這裡關上耳朵，鎮定養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勞”了。 世間事真是複雜的。我以“態度惡劣”始，又以“態度惡劣”終。第一個“惡劣”救了我的命，第二個“惡劣”養了我的神。當時的真假革命家們，大概是萬萬想不到的吧。 半解放 什麼叫“半解放”呢？沒有什麼科學的定義。只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集中批鬥之後，時令已經走過了一九六八年，進入了一九六九年。在這一年的舊曆元旦前，系革委會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這次恐怕不好再說“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個“小爐匠”。此時我家的那一間大房間久已被封了門。全家擠住在一間九平米的小屋裡。據家裡兩位老太太告訴我，其間曾有一個學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門鑰匙，帶着一個女人，在那間被查封了的大屋子裡，鬼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睡在我的床上，用我們的煤氣做飯。他們威脅兩位老太太說：“不許聲揚！”否則將有極其嚴重的後果。現在“小爐匠”就拿着那一把鑰匙，開了門，讓我睡在裡面。我離開自己的床已經有###個月了。 我此時在高興之中又滿懷憂慮。我頭上還頂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點錢，吃飯也不夠。我記得後來增加了點錢，數目和時間都想不起來了。外來的壓力還是有的。有一天我無意中聽到樓下一個家屬委員會的什麼“連長”的老頭子（他自己據說是國民黨的兵痞）高聲昭告全樓：“季羨林放回來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聽了沒有吃驚，這種事情對我可以說是習以為常了。但是，心裡仍然難免有點彆扭，知道自己被判“群眾監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愛滋病的患者，沒有人敢接觸了。 即使沒有人告訴我，毋寧說是提醒我這種情況，我這人已經有點反常。走路抬頭，仍不習慣。進商店買東西，像是一個白痴，不知道說什麼好。我不敢叫售貨員“同志”，我怎麼敢是他們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麼呢？叫“小姐”，稱“先生”，實有所不妥。什麼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結果是口囁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無主、四體失靈的狼狽相，我自己都覺得十分難堪。我已經成了一個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過了沒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樓去參加“學習”。我第一次從家裡走向四十樓的時候，正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時候。這一段路相當長，總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時。我走出門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開大路，從湖中的冰上走過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說法，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處境不正是這個樣子嗎？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現在已經很不習慣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樓，見了革命小將，是不是還要高喊“報告！”呢？是不是還要低頭垂手站在他們面前呢？這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得不到答覆，走起路來，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樓。我見景生情，思緒萬端。前不久我還在這裡被“樓中游斗”，曾幾何時，我又回到這裡來了。這回是以什麼身份？我說不清。“醜媳婦怕見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氣，進去報了到。幸而沒有口號的喊聲，沒有手打腳踹，而是不冷不熱的待遇。我心頭一塊石頭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組，組員都是學印地語的學生。從此以後，我就以一個莫明其妙的身份，參加了他們的學習和活動。原來東語系的“棚友”都被召喚到那裡。可是待遇卻不知為什麼顯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掃樓道。有一個印地語教員被無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掃廁所。我原來是有思想準備來干最髒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沒有，實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眾在一起，我還非常不習慣，有點拘謹，有點不舒服。我現在是人是鬼，還沒有定性。游離於人鬼之間，不知何以自處。學生們是青年人，活潑愛動。學習休息時，他們就吹拉彈唱。有一個同學擅長拉二胡，我非常欣賞；但又不敢忘形。年輕人說說笑笑，打打鬧鬧，我則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覺得氣氛很不協調。 但是，在相對平靜的生活中，也不是沒有一些波瀾。我回憶所及，首先就是黨費問題。我上面已經談過，在“黑幫大院”中，交黨費是犯忌諱的。我當時自己不能領每月的生活費，都是我的年邁的嬸母代勞。她每月到外文樓東語系辦公室去領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費。作為“黑幫”的家屬，她沒少聽到閒話。特別是井岡山“黑幫”的家屬，更會直接或間接受到奚落。老人沒有辦法，只有忍氣吞聲。在這個情況下，她居然還怕自己的孩子丟掉黨票，仍然按月交納黨費。東語系不知道哪一位黨組織幹部居然敢收下，而沒有向“黑幫大院”通報。否則我一定會多挨上一頓打。我至今感激不盡。我嬸母還告訴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對她沒有奚落，而且還偷偷地小聲對她說：“把錢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談到這種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溫暖，也總是感激不盡。 但是，到了四十樓以後，應該我自己交黨費了。我這種非人非鬼的處境，卻使我不敢厚着臉皮去交黨費。此時黨組織好像已經不再活動。我也不知道向誰交。如此就耽誤了一些時間。系裡的領導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不按時交黨費？”我十分坦誠地告訴他：“等到支部決定開除我出黨的時候，我一定會把所有拖欠的黨費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後離開。”由此可見，我認為，留在黨內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黨費問題，我在四十樓頗有一些小小的無關大局的感慨。這一座樓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東語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經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東語系的男學生在四十樓也住了極長的時間了。我必然要經常到這裡來的。我在這裡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我受到過熱烈的歡迎，也遭受過無情的凌辱。我不想發那些什麼“世態炎涼，人情如紙”一類的牢騷。因為世態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不這樣的人與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這種事情已經不值得再發牢騷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異常脆弱的。我不能成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從來也不想成為英雄。英雄是用特種材料造成的，而我實非其儔。我是一個極其平凡的人，小小的個人悲歡，經常來打擾我。何況“十年浩劫”決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決非小事。以我這個脆弱的心靈來承受這空前的災難，來承受這一件極大極大的事，其艱難程度完全可以想見了。到了四十樓以後，我的處境應該說是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前途仍然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觸景生情，心裡就難免有所波動了。 遠的不必講了。專就“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兩年多來說，四十樓就能喚起我很多不同的回憶，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從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滿燕園》的大字報，鼻子裡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是在四十樓。我被勒令交出“黑錢”三千元，又被拒絕接受，是在四十樓。親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鬥東語系“走資派”，口號之聲驚天動地，我自己也頗想“對號入座”，是在四十樓。自己頂撞了“支左”的解放軍軍官而被判處“樓內游斗”，是在四十樓。 啊，四十樓！我本不願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樓！ 我現在又到你裡面來了，第二次濫竽“革命群眾”之中。 在延慶新華營 這一次我在四十樓呆的時間不算很長，大概是半個冬天，一個夏天，半個秋天。在這期間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隊的進駐。只派不多的軍官和士兵，也算是來“支左”吧。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傳統的部隊。因此，他們的到來引起了絕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的北大師生員工的極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夠撥亂反正，整理好北大這個爛攤子。在全校派性嚴重，一團亂糟糟的情況下，似乎出現了一派生氣勃勃的生機。 不知道是出於哪一級的決定，北大絕大多數的教職員工，在“支左”部隊的率領下，到遠離北京的江西鯉魚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氣炎熱，血吸蟲遍地皆是。這個部隊的一個頭子說，這叫做“熱處理”，是對知識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這樣的“人”（？）當然在“熱處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質準備，準備發配到鄱陽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於什麼考慮，讓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語、泰語的學生到京郊長城以外的延慶新華營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沒有來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發現，原來我是“另有任用”。 根據什麼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對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這樣批起來才能有生氣，有聲勢，效果才能最好。現在我就是這樣一個“活靶子”。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時我曾看到郊遊時汽車上總載着一隻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遊玩夠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殺掉，做成羊肉抓飯，吃飽了回家。我在新華營，在菜窖里搬菜。曾拉出來，被批鬥過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務。 一九七○年舊曆元旦，奉召回京。 完全解放 上一節的標題是“半解放”，這一節是“完全解放”。我這樣寫都是毫無根據的。這兩個詞兒都不是科學的或法律的用語，其間界限也不分明。這都讓法學家或哲學家去探索吧。 仍然談我的情況。回校以後，我有一股振奮的情緒。就在這一陣振奮中，我們都住進三十五樓。似乎是根據一種新精神，也許是一種新規定，每個系的辦公室都設在學生宿舍中，大概是想接近學生，以利於學生的“上（大學）、管（理大學）、改（造大學）”吧。上、管、改的精義就是把老師，老知識分子置於學生的管理和改造之下，提倡初年級的學生編高年級的教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十五樓共有四層。三四層住女生，一二層住男生。在二層中騰出若干間屋子，是系的黨政辦公室。這一些辦公室與我無干。我被分配在一樓進口處左邊的朝外有大玻璃窗子的極小的一間房子裡，這裡就是本樓的門房，我的差使就是當門房，第一個任務是看守門戶；第二個任務是傳呼電話，第三個任務是收發信件和報紙。第一個任務又難又不難。領導囑咐我說：不要讓閒雜人員進入樓內。本系的教職員都是“老同志”了，我都認識。高年級學生也認個###不離十。新學生則並不清楚。我知道誰是閒雜人員呢？既然不認識，我無能為力，索性一概不管，聽之任之。這不是又難又不難嗎？ 第二個任務，也是又難又不難。不難在於有電話我就接；沒有電話，我就閒坐着。難在什麼地方呢？據我統計，似乎女生的電話特別多，要我每次傳呼都爬上三四樓，這倒是很好的許多專家都介紹過的“爬樓運動”；無奈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是任何體育鍛煉專家也難以做到的。我爬了幾次，覺得不行，就改為到門外樓下向上高呼。這辦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間裡的女同學就不大容易聽到。也頗引起一點麻煩。我的能力如此，有麻煩就讓它有麻煩吧。 至於第三個任務，那是非常容易的。來了報紙，我就上樓送到辦公室。來了信，我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的窗台上，讓接信者自己挑取。 就在完成這三項任務的情況下，日子像流水似地過去。我每天八點從十三公寓走到三十五樓，十二點回家；下午兩點再去，六點回家，每天十足八個小時，步行十幾里路。這是很好的體育鍛煉。我無憂無慮，身體健康。忘記了從什麼時候起，又恢復了我的原工資。吃飯再也不用發愁了。此時，我既無教學工作，也沒有科研任務。沒有哪一個人敢給我寫信，沒有哪個人敢來拜訪我。外來的干擾一點都沒有，我真是十分欣賞這種“不可接觸者”（印度的賤民）的生活，其樂也陶陶。 翻譯《羅摩衍那》 但是，我是一個舞筆弄墨慣了的人，這種不動腦筋其樂陶陶的日子，我過不慣。當個門房，除了有電話有信件時外，也無事可干。一個人孤獨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子內，瞪眼瞅着出出進進的人，久了也覺得無聊。“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到了古人這兩句話。我何不也找點“無益之事”來干一干呢？世上“無益之事”多得很。有的是在我處境中沒有法子干的，比如打麻將等等。我習慣於舞筆弄墨久矣。想來想去，還是出不了這個圈子。在這個環境中，寫文章倒是可以，但是無奈絲毫也沒有寫文章的心情何。最後我想到翻譯。這一件事倒是可行的。我不想翻譯原文短而容易的；因為看來門房這個職業可能成為“鐵飯碗”，短時間是擺脫不掉的，原文長而又難的最好，這樣可以避免經常要考慮挑選原文的麻煩。即使不會是一勞永逸，也可以能一勞久逸。怎麼能說翻譯是“無益之事”呢？因為我想到，像我這種人的譯品永遠也不會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譯了而又不能出版，難道能說是有益嗎？就根據我這一些考慮，最後我決定了翻譯蜚聲世界文壇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史詩夠長的了，精校本還有約兩萬頌，每頌譯為四行（有一些頌更長），至少有八萬多詩行。夠我幾年忙活的了。 我還真有點運氣。我抱着有一搭無一搭的心情，向東語系圖書室的管理員提出了請求，請他通過國際書店向印度去訂購梵文精校本《羅摩衍那》。大家都知道，訂購外國書本來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可我萬萬沒有想到，過了不到兩個月，八大本精裝的梵文原著居然擺在我的眼前了。我真覺得這幾本大書熠熠生光。這算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幾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乾涸了的心靈，似乎又充滿了綠色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時又浮現在我臉上。 可是我當時的任務是看門，當門房。我哪裡敢公然把原書拿到我的門房裡去呢？我當時還是“分子”—不知道是什麼“分子”—，我頭上還戴着“帽子”—也不知是些什麼“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覺得到。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終於想出來了一個“妥善”的辦法。《羅摩衍那》原文是詩體，我堅持要把它譯成詩，不是古體詩，但也不完全是白話詩。我一向認為詩必須有韻，我也要押韻。但也不是舊韻，而是今天口語的韻。歸納起來，我的譯詩可以稱之為“押韻的順口溜。”就是“順口溜”吧，有時候想找一個恰當的韻腳，也是不容易的。我於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時間，仔細閱讀原文，把梵文詩句譯成白話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樓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後看門、傳呼電話、收發信件的間隙中，把散文改成詩，改成押韻而每句字數基本相同的詩。我往往把散文譯文潦潦草草地寫在紙片上，揣在口袋裡。閒坐無事，就拿了出來，推敲，琢磨。我眼瞪虛空，心懸詩中。決不會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幹什麼。自謂樂在其中，不知身在門房，頭戴重冠了。偶一抬頭向門外張望一眼—門兩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開，奼紫嫣紅，好一派大好春光。 一個小插曲 春光雖好，我自己的境遇卻並沒有多少改進。我安心當門房，“躲進門房成一統”；然而事實上卻是辦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干擾。 有一天，我正在向門外張望，忽然看到在門外專門供貼大字報之用臨時搭起的席棚上貼出了很多張用黃紙寫成的大字報，下面有幾十位東語系教員簽的名，有的教員還在江西鯉魚洲沒有回來。內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這樣的批判一點也不新奇，我原來想不去管它。但是為好奇心所驅使，我走出了我那“成一統”的窄狹的門房，到門外去看了看大字報。我真是萬萬沒有想到，這張大字報竟是對我來的：我成了五·一六的嫌疑分子。這真是從何說起呀！稍微對所謂“文化大革命”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當時盛傳一時的所謂五·一六組織，是出身好的青年人所組成的。我一非青年，二又出身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貧下中農或“革命幹部”，我哪裡有資格參加這樣的“革命”組織呢？我同五·一六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是驢唇對不上馬嘴。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這一次我卻笑不起來。幾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春滿燕園》時，我曾不自覺地哼了一聲。這次我連哼都哼不起來了。這樣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道，東語系的革委會和軍工宣隊是怎樣考慮的。滑稽的事情還沒有完，更滑稽的還在後面哩。全國上下大聲嚷嚷了一陣五·一六，北大井岡山的一位頭領公然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是最後卻忽然銷聲匿跡，—原來天地間根本沒有一個什麼五·一六組織。這真像是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眾多笑話中最可笑的一個。 一幕鬧劇 不管人世風雲如何變幻，“文化大革命”浪濤怎樣激盪，時間還是慢慢地或者迅速地向前流駛。轉瞬之間，“文化大革命”好像高潮已過，有要結束的樣子了。雖然說“亂是亂了敵人”，實際上主要是亂了自己，還是以不亂為好。現在是要撥亂恢復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復黨的組織。一個非黨的工宣隊員，居然主持黨支部的工作，實在有點太“那個”了。 要想恢復黨組織的活動，首先要恢復黨員的組織生活。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起，又是根據什麼法令，所有的黨員（四人幫等當然除外）都失去了組織。現在每一個黨員都要經過一定的手續，好像是要經過群眾討論和領導批准，才能恢復組織生活。這當然是一件大事。東語系大概是經過軍工宣隊的討論（那一位非黨的工宣隊員當然會參加的），決定從全系黨員中挑選出一個，當做標兵，演一出恢復組織生活的開場戲，期在一舉通過，馬到成功，為以後的人樹立一個榜樣。這樣一個人選責任之大可以想見。用什麼標準來挑選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黨性強。具此二標準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經過了周詳的考慮，謹慎的篩選，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屬兼貧下中農的姓馬的黨員中了標，他是我作為系主任兼導師精心選擇留下當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現在，我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正好成了他的黨性的試金石。具備這兩個條件，又有這樣“亮相”的機會的，東語系並無第二人。誰敢說這不是天生的“佳選”呢？ 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同東語系全系的留校師生被召到學一食堂里去開會，每人自帶木板小凳。空蕩蕩的食堂里，飯桌被推到旁邊去，騰出來的空地上，擺滿了小木板凳子，我們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幾張大桌子，上面擺了不少的東西。我仔細一瞧，有毛料衣服和褲子，有收音機（當時收音機還不像今天這樣多，算是珍貴稀有的東西），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我跟在“革命群眾”的後面，還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沒有閒心去一件件地仔細瞅。我只覺得，這頗像一個舊品展銷義賣會。可是在這些東西旁邊，有幾本用很粗糙的紙張油印成本的講義，我最初還不知道是什麼講義；也不知道這樣粗糙的道具為什麼竟能同頗為漂亮的西裝褲子擺在一起。對所有的這一些道具，我都不知道它們在今天第一個恢復黨員組織生活的會上會起什麼作用。我滿腹疑團坐在那裡，不知道葫蘆里究竟要賣什麼藥。 人到齊了，時間到了。主席宣布開會。他先說明了開會的目的和做法，然後就讓這位選中的標兵發言，或講話，或“檢討”，反正是一個意思。這位標兵站起來，走到前面，威儀儼然，義形於色，開始說話。說話的中心主題是：不作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金童玉女。這裡要解釋一句：金童玉女是舊社會出殯時扎的殉葬的紙人。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誰一聽都知道指的就是我。此時，我恍然大悟：原來今天這一齣戲是針對着我來的。我有點吃驚，但又不太吃驚—慣了。只聽我這位前“高足”，前“接班人”怒氣沖沖地控拆起來，表情嚴肅，聲調激昂，訴說自己中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糖衣炮彈，中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等等，等等。說到自己幾乎要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時，簡直是聲淚俱下。他用手指着桌子上陳列的東西，意思是說，這些東西就是無可辯駁的證據。於是怒從心上起，順手拿起了桌子上擺的那一摞講義—原來是梵文講義—，三下五除二，用兩手撕了個粉碎，碎紙片蝴蝶般地飛落到地上。我心裡想：下一個被撕的應該輪到那漂亮的毛料西服褲或者收音機了！想時遲，那時快，他竟戛然而止，沒有再伸出手去，料子西裝褲和收音機安全地躺在原地，依舊閃出了美麗的光彩。我吃了一驚，恐怕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這個撕東西的行動，應該是今天大會的高潮，應該得到滿屋的掌聲。然而這些全落了空。我哭笑不得，全體與會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全場是一片驚愕的寂靜。 這一幕鬧劇以失敗收場了。 在散會後回三十五樓的路上，大家紛紛議論：為什麼不撕可能最透露資產階級享樂思想的西裝褲子，而偏偏撕很難說就是代表資產階級思想的梵文講義呢？我自己也想了很多。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來已經十年多了。當學生時對我溫順如綿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我在上面已經說了一點。那是遠遠不夠的。他還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態性的大標語上，按慣例從來沒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兩個人是這樣干的，恰恰都出在東語系，其中之一就是我說的這一位。這一個驚人的舉動，在北大一時傳為“美”談或者笑談。在我第一次混跡“革命群眾”中參加學習的小組會上，我曾對他坦率地提過意見，我說，他既不像一個烈屬，也不像一個貧農。他大概為此事耿耿於懷。以後發生的這一些事情，難道與此沒有聯繫嗎？ 這一幕鬧劇以後東語系的黨員是怎樣逐漸恢復黨組織生活的，因為與我基本無關，我沒有去注意，今天更回憶不起來了。 我的恢復組織生活 時序推移，不知經過了多長的時間，北京大學恢復黨組織生活的工作已經要結束了。剩下的大概還只有兩三個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寫一個榜的話，我不是孫山，就是還在孫山之下，俗話說“名落孫山”了。 忽然有一天，東語系的黨組織找我談話，我知道，這一下輪到我了。我此時早已調離了那個門房，參加印地語教研室的活動。系領導一個解放軍的軍官和總支書記告訴我，領導上決定不但發給我整個的工資，而且以前扣發的工資全部補給。我當然非常感動。我決意把補發的工資全部作為黨費上繳給國家。東語系的一個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遞給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動地交給了系總支。這位同志告訴我，還有四五千元以後給我。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是否開過支部大會討論我的恢復組織生活的問題。突然有一天，系裡軍宣隊的頭兒和系總支書記找我。總支書記問我：“你考慮過沒有，自己的問題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對。要說思想問題，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說政治問題，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和任何反動組織，我只能說沒有。但是，我一時很窘，半天沒有說話。那個解放軍頗為機靈，連忙用話岔開。結束了這一場不愉快的談話。不久，總支的宣委或組委一個由中文系調來的幹部來找我，告訴我，支部決議：恢復我的組織生活，但給我留黨察看二年的處分。我勃然大怒。由於我反對了那位一度統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誣陷，被迫害，被關押，被批鬥；幾乎把一條老命葬送上，臨了仍然給扣上了莫須有的罪名。世界上可還有公道可講！世界上可還有正義可說！這樣的組織難道還不令人寒心！，這位幹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臉上一下子也嚴肅起來：“我們總支再討論一下，行不行？”他說。說老實話，我已經失望到了極點。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東天出太陽。太陽出來了，卻是這樣一個太陽。我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傷腦筋了，夠了，夠了，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在支部後面簽上“同意”二字，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如果我簽上“不同意”三字，還有不知多少麻煩要找。我想來想去，告訴那位幹部：“不必再開會了！”我提筆簽上了“基本同意”四個字。我着重告訴他說：“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麼意思！”繼而又一想：“我戴着留黨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麼資格把補發的工資上繳給國家呢？”結果預備上繳的那四五千塊錢，我就自己留下。 我恢復組織生活的故事結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 “完全解放”這一節我只能寫到這裡了。 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結束了。 我的《牛棚雜憶》也就算是寫完了。 餘思或反思 但是，我必須還要囉嗦上一陣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六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有關這一次所謂“革命”的一些問題。特別在我撰寫《牛棚雜憶》的過程中，我考慮得更為集中，更為認真。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餘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訓沒有？ 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爭論的必要。在這一場空前絕後（我但願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罷。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裡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點，但是還不夠。 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從這一個“教員”那裡，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干，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有什麼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緻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你問一問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泄出來。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了解，聽講“文化大革命”，如聽海外奇談。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他們昧於前車之鑑，誰能保證，他們將來不會幹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於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無不余怒未息，牢騷滿腹。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 至於為創建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洪大度，可能同知識分子不同。我接觸的老幹部不多，不敢亂說。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政協恢復活動後，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幹部，“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可殺亦可辱’”。說罷，哈哈大笑。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在這位老幹部心中，有多少鬱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有這種想法的，決不止這個老幹部一人。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我們比起外國知識分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歷史和現狀。在封建社會裡，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樣的知識分子，我沒有見到過。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我是見到過的。不說別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着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 剛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自己真是站起來了，自己獲得了新生了。我們高興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們覺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們看什麼東西都紅艷似玫瑰，光輝如太陽。 但是，好景不長。在第一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污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嘗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可是後面跟着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批判武訓，批《〈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批判胡適，再加上肅反等等，馬不停蹄，應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潮。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中，日子過得並不愉快。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於參加批判會—我順便說一句，當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批判會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好看”—，忙於閱讀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裡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云：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並沒有產生懷疑。 反右以後，仍然是馬不停蹄，一個勁地搞運動，什麼“拔白旗”等等。廬山會議以後，極左思想已經達到了頂點，卻偏偏要來一個反右傾。三年困難時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識分子一樣，儘管天天餓腸轆轆，連半點不滿意的想法都沒有，更不用說說怪話了。連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誰能說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後連原新北大公社的東語系一個教員都告訴我說，我本來能夠躲過這一場災難的。但是，我偏偏發了牛勁，自己跳了出來，終於得到了報應：被抄家，被打，被罵，被批鬥，被關進了牛棚，差一點連命都賠上。我當時確曾自怨自艾過。但是現在我卻有了另一個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可能親自嘗一嘗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了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麼樣子。那將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 關在牛棚里的時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漸感到其中有問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折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點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裡呢？我當時認識不高，思考問題膚淺片面。我沒有責怪任何人，連對發動這一場“革命”的人也毫無責怪之意。我只是一個勁地深挖自己的靈魂。用現在間或用的一個詞兒來說，就是“原罪感”。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個詞兒，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別的老知識分子有沒有這個感覺，我不知道。它表現在我身上卻是很具體的。解放前，我認為一切政治都是骯髒的，決心不介入。我並不了解共產黨，只是覺得國民黨有點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後，我上面說到我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收穫，其中心就是知道了並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骯髒的，共產黨就不是。同時又覺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我自己卻躲在萬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業。我認為自己那一點“學問”，那一點知識，是非常可恥的，如果還算得上“學問”和知識的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稱自己為“摘桃派”，坐享勝利的果實。 那麼，怎麼辦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發生一次抗日戰爭，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表現一下。我一定能奮力參戰，連犧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讀了很多描繪抗日戰爭或革命戰爭的小說，對其中那一些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不怕犧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體投地。我自己發誓向他們學習。這些當然都是幻想，即使難免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卻是真誠的。這能夠表現出我當時的精神狀態。 談到對領袖的崇拜，我從前是堅決反對的。我在國內時，看到國民黨人對他們的“領袖”的崇拜，我總是嗤之以鼻。這位“領袖”，九·一八事件後我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見過，他滿口謊言，欺騙了我們。後來越想越不是味兒。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對此公也不感興趣。他的詩句：“看花難近最高樓”，可以為證。後來到了德國，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國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見面時竟對喊：“希特勒萬歲！”覺得異常可笑，難以理解。我認識的一位不到二十歲的德國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對我說：“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那將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我聽了真是大吃一驚，覺得實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個潛台詞：我們中國人聰明，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回國以後，僅僅隔了三年，中國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我們那種興奮、愉快，上面已經講了一點。當時每年要舉行兩次遊行慶祝，五一和十一，地點都在天安門。每次都是凌晨即起，從沙灘整隊步行到東單一帶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幾個小時。十點整，大會開始。我們的隊伍也要走過天安門前，接受領袖的檢閱。當時三座門還沒有拆掉。在三座門東邊時，根本看不到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一轉過三座門，看到領袖了，於是在數千人的隊伍中立即爆發出震天動地的“萬歲”聲。最初，不管我多麼興奮，但是“萬歲”卻是喊不慣，喊不出來的。但是，大概因為我在這方面智商特高，過了沒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熱情，仿佛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最強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領袖腳下了。 我在上面簡短地但是真誠地講了我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一滴水中可以見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見宇宙。別的老知識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異。這充分證明了，中國老知識分子，年輕的更不必說了，是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愛國主義是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同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比較起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我在夢覺方面智商是相當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擁護這一場浩劫的。西諺說：“一切閃光的東西不都是金子。”在這期間，我接觸到派到學校來“支左”的解放軍和工人。原來這都是我膜拜的對象。“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謹。可是現在一經接觸，逐漸發現他們中有的人政策觀念奇低，而且作風霸道，個別的人甚至違法亂紀。我頭上仿佛潑上了一盆涼水，頓時清醒過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這樣的作風竟然發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我們唯物主義者應該實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語，文過飾非，是絕對不可取的。儘管我們知識分子身上毛病極多，同別人對比一下，難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嗎？ 我在上面囉哩囉嗦講了一大篇，無非想說，“文化大革命”整知識分子，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是怎樣花言巧語也掩蓋不了的。對廣大的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來說，“文化大革命”並沒有過去。再拿我自己來做個例子。我一方面“慶幸”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被關進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極為難得的經驗。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現在“飛黃騰達”到處聽到的都是讚譽溢美之詞之餘，我心裡還偶爾閃過一個念頭：我當時應該自殺；沒有自殺，說明我的人格不過硬，我現在是忍辱負重，苟且偷生。這種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說了出來。可是我要問：有這種想法的難道就只有我季羨林一人嗎？ 這就聯繫到我思考的第三個問題：受害者舒憤懣了沒有？ 這個問題十分容易回答。根據我上面的敘述，回答只有兩個字：沒有！ 要談清楚這個問題，還要從回顧過去談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識分子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經寫了一點，現在再補充一下，補充的主要是從海外歸來的遊子。遠居海外的華僑，親身感受到解放前後自己處境的劇烈變化。他們深知這一切都與祖國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聯繫，一向愛國的華僑，現在愛國熱情蓬勃激盪，為前此所未有。華僑中青年人紛紛冒萬難回到了祖國。他們同國內的知識分子一樣，看一切都是紅艷如玫瑰，光輝似太陽。願意為祖國的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國外工作和講學的中國學人，也紛紛放棄了海外一切優厚的生活和研究條件，萬里歸來，其中就有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們各個意氣風發，鬥志昂揚，認為祖國前程似錦，自己的前途也布滿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幾何時，情況變了，極左思潮籠罩一切，而“海外關係”竟成誣陷羅織的主要藉口。海外歸來的人，哪裡能沒有“海外關係”呢？這是三歲小兒都明白的常識。然而我們的一群“左”老爺，卻抓住這一點不放，什麼特務，什麼間諜，這種極為可怕的帽子滿天飛舞。弄得人人自危，個個心驚。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惡性發展。多少愛國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說了。活着的也爭先恐後地出走。前一個爭先恐後地回國，後一個爭先恐後地離開，對比何等地鮮明！我親眼目睹的這種情況可謂多矣。這對我們祖國有多麼大的危害，腦筋稍微清醒一點的人都會知道的。被迫出國的人，哪一個不是滿腔悲憤，再加上滿腔離愁，哪一個兒女願意離開自己的父母！然而他們離開了。 留在國內的知識分子和被迫離開的知識分子，哪一個人舒過憤懣呀？ 若干年前，出現了一些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據我看，寫作者多半是年輕人。他們並沒有多少“傷痕”。真正有“傷痕”的人，由於種種原因，由於每個人都不同的原因，並沒有把自己的憤懣舒發出來。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而是其中蘊含着一些危險的東西，不利於我們祖國的勝利前進。 我們不是十分強調安定團結嗎？我十分擁護這個提法。沒有安定團結，我們的經濟很難搞上去，我們的政治也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然而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團結。在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還有一肚子氣的情況下，真正的安定團結恐怕還難以圓滿。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儘管許多知識分子的憤懣未舒，物質待遇還只能說是非常菲薄，有時難免說些怪話；但是他們的愛國之心未減，“不用揚鞭自奮蹄”。說這樣的人是“物美價廉，經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然而卻聽說有人聽了很不舒服。我最近還聽說，有一位頗為著名的人物，根據蘇聯解體的教訓，說什麼：中國知識分子至今還是帝國主義皮上的毛。這話只是從道聽途說中得來的。但是，可能性並非沒有。說這種話的人，還有一點是非之心嗎？還有一點“良知”嗎？我深深感到憂慮。 如果這樣的人再當政，知識分子無噍類矣。 我思考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發生？ 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有沒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的。可他們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歡別人回答。竊以為，這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應抱的態度。如果把這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坦誠地，實事求是地回答出來，全國人民，其中當然包括知識分子，會衷心地感謝，他們會放下心中的包袱，輕裝前進，表現出真正的安定團結，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豈不猗歟休哉！ 我們既不研究，“禮失而求諸野”，外國人就來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說一些真話。不管是否說到點子上，反正真話總比謊話強。其中有惡意的，懷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實，造謠誣衊，把一池清水攪混。雖然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但是畢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從？我認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為止。 我要囉嗦的也囉嗦完了。 後記 從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年四月五日止，斷斷續續，寫寫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為本書寫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來潮，決意把它抄出來。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抄成定稿。草稿與定稿之間差別極大，幾乎等於重寫。 我原來為自己定下了一條守則：寫的時候不要帶刺兒，也不要帶氣兒，只是實事求是地完全客觀地加以敘述。但是，我是一個有感情的活人，寫着寫着，不禁怒從心上起，淚自眼中流，刺兒也來了，氣兒也來了。我沒有辦法，就這樣吧。否則，我只能說謊了。定稿與草稿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定稿中的刺兒少了一點，氣兒也減了一些。我實際上是不願意這樣干的，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爾。 我在書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有三種情況：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兩種目的是為當事人諱，後一種只有一兩個人，我認為這種人對社會主義社會危害極大，全名提出，讓他永垂不朽，以警來者。 無論對哪一種人我都沒有進行報復，事實俱在，此心可質天日！“文化大革命”後，我恢復了系主任，後來又“升了官”，在國家權力機構中也“飛黃騰達”過。我並不缺少報復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無形提到的人對我加以諒解。我寫的是歷史事實。我們“文化大革命”前的友誼，以及“文化大革命”後的友誼，我們都要加以愛護。 現在統計了一下，我平生著譯的約有八百萬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產品。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我真遂了“自絕於人民”的願，這些東西當然產生不出來。 這對我是一件大幸呢？還是不幸？我現在真還回答不上來。—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寫完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 第一部分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 第二部分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 第三部分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 第四部分 · *** 小說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