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人性邏輯38.“別找好的，要選對的”是怎麼個意思？

說了後果論的優勢和毛病，再來看義務論的長處和漏洞。概括講，它的核心理念是：所謂的“正當”，不取決於行為後果的“好”，甚至與行為的好壞沒啥關係，僅僅在於這樣那樣的義務規則，還因此能對好享有優先性，表現在無論行為的後果是好是壞，只要符合規則義務，就都是正當的。換個方式說哈，某個行為哪怕產生了很壞的後果，但要是按照義務規則去做，依然是正當的。

經常被義務論拿來當例子的，就是著名的“捨生取義”了：“生”這個玩意兒，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個不用解釋的好東西了，甚至可以說還是個最“大”的好東西。前面說了，一旦你失去它，進入了聖人曰過的“無欲則剛”狀態，你就再也沒有趨好避壞的動機，也享受不到任何快樂愉悅咧。哀哉。

可是哈，一旦“生”與“義”出現衝突，沒法同時得到的時候，不少人卻會毅然決然，不惜放棄自己的“生”，維繫所謂的“義”。這明顯是義務論說的，“正當不在於好”啦：一個行為，哪怕讓主體失去了生命之好，遭受了死亡之壞，但只要符合義，就應當去做，這不就清晰地表明了，正當能夠壓倒所有的好嗎？

康德引用過一句拉丁文的諺語——“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譯成大白話，意思就是說：“要是天塌下來，正義才能實現，那就讓它塌吧”，也是義務論的金句：要是連天塌下來這樣子的大事兒，都不管不顧咧，非得把正義貫徹到底，這不就等於把正義無條件地凌駕於，天下的一切好之上了嘛，嗯哼。

為什麼義務論，雖然同樣沒啥像樣的分析推理，主要靠聲稱斷言立論，卻有着如此頑固的生命力，到今天還陰魂不散，讓後果論拿它沒轍，連效益主義飽受它的抨擊後，也不得不把各種疊床架屋的“規則”，套在自己一根筋追求的“最大多數的最大福祉”上，結果弄出來不知道多少個，說不清道不白的變種呀？

說穿了，全部的秘密就在於，無論不管好和對是怎樣地等價，它倆至少還有一點不同：許多情況下，人們都會讓對優先於好，願意為了維護正當或正義，不惜放棄像生命這樣子的好東西，甚至甘冒天有可能塌下來的風險……

不好意思哦，親，義務論者寫了那麼多論著，討論了那麼多事例，卻好像沒有誰，從概念界定的根底上認真分析過，正當何以比好優先的原因，結果不得不麻煩俺老漢，親自出馬，替他們論證一下，這樣子說的道理在哪：好和對的語義之間，另外還有“不等價（價值上不相等）”的一面，彼此有別。

前面說了，要是好對完全等價，沒有一丟丟區別，人們只需要一個“好”字就夠了，根本沒必要再弄個“對”字出來；而對有別於好的這個獨特處就在於，它的“可以接受”語義，不是多此一舉地重複宣布，“值得意欲”的好“可以接受”，而是偏重於“壞”的嚴重程度，指認了某些“討厭反感”的壞“可以接受”。

正當優先性的貓膩，也就藏在這種獨特的語義里：好好衝突的情況下，你必須用對當標準，評判哪一種值得意欲之好，“可以”成為你趨於的目標；否則的話，哪怕某種好再讓你嚮往，只要它與“不可接受”的壞交織在一起，你都不得不忍痛放棄，以免危及到你的實質性存在。這樣子一來，對於衝突中的各種好，正當自然就有了凌駕一切的壓倒性效應啦。

拿人們常說，卻很少解釋道理何在的那句話當例子哈：“戀愛結婚，別找好的，要選對的”，神馬意思呢？本來嘛，基於趨好避壞的頭號元理，誰不想找個十全十美，稱心如意的終身伴侶呀？說白了，這也是戀愛中人總是想方設法，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顯擺出來的深層原因，藉以激起對方的愛意，不是？

可是喔，是人就擺脫不了的有限性，卻往往讓這個豐滿的理想，變成了連點骨頭渣都不剩的夢幻泡影，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分手離婚的麻煩事咧。正是這類深刻的歷史教訓，逼着人們發明了這句口頭禪，用來哼哼教誨各位：戀愛結婚的時候，別只看到對象好的一面，要多看看，對象是不是“適合”過日子，嗯哼。

不然的話，就算對方帥得像明星，美得如天仙，腰裡纏萬貫，渾身金項鍊，但只要還有一點點不起眼的毛病，不“對”你的路子，以後可能就會發展到，讓你覺得“受不了”的地步，逼着你不得不痛下決心，分道揚鑣，及時“止損”。從中再次展現了，實然維度上，正當論碾壓成功學的優先勢頭，文言又叫“優勢”。

也因此，義務論的大道理，不僅對戀愛結婚，而且對人生在世的方方面面，統統適用：凡事要選對路子的，別老想着找最好的。至於原因嘛，還是前面說過的，人皆有限，所以沒法避免，好好之間也會冒出來的牴觸衝突……

然而哈，弄清楚了義務論的道理何在，它的漏洞也就跟着露出來啦：它雖然強調了正當對好的優先性，卻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還矯枉過正，斷然否認了正當與好有關係，因而屬於睜着眼睛說瞎話，不是？

事情很簡單：既然正當原本是從好好衝突中冒出來的，唯一的功能還在於防止不可接受之壞，它怎麼可能與好壞無關，單憑自己就能壓倒好，享有優先性呢？倒不如說，它本身也是一種好，只不過在好好衝突的語境裡，被賦予了最高的權重，所以才有資格在非此即彼的選擇中，壓倒與自己牴觸的其他任何好。

換個方式說吧，儘管正當在衝突中，的確享有對於好的實質優先性，但從正當只能在好好衝突中形成，本身也是一種好的角度看，好其實也享有對於正當的邏輯優先性，以致要是少了好這個前提，壓根就談不上正當不正當的問題咧。

還是拿“捨生取義”當例子哦：照孟軻的解釋，對主體來說，生和義其實都是值得意欲之好，只不過它倆出現衝突的時候，義比生更重要，所以才會壓倒生這種次要好，在取捨選擇中占了上風，推動着主體從事捨生取義的行為。

也因此，捨生取義的行為，雖然乍一看有點怪，其實一點也沒違反“趨好避壞”的頭號元理，只不過是在衝突情況下，遵循了“取主舍次—行對拒錯”的二號元理，為了保住自己最看重的義之好，不惜放棄自己不是最看重的生之好。

順便插句嘴喔：人們說起“捨生取義”，往往想當然地把它當成高大上的英雄行為來歌頌，但這裡只是在實然描述的意思上講的，既不考慮其中的義，是不可害人的“公義”呢，還是君臣有義的“儒義”，或是盜亦有道的“義氣”，甚至是納粹法西斯的“主義”，也不帶有一丟丟讚美或指責的應然內涵，卻恰恰因此囊括了，人生在世，為了任何一種“義”，不惜放棄“生”的所有行為……沒法子，俺老漢琢磨問題，就是這樣子大氣，嗯哼。

回到正題上來：儘管義務論猜到了正當與好的不等價一面，強調了正當對於好的實質優先性，卻同樣又朝着反方向走極端，否認了好對於正當的邏輯優先性，硬要宣布它倆老死不相往來，結果讓正當淪為了空洞無物，無可理喻的玩意兒，更說不清楚它為什麼享有實質優先性，能夠壓倒其他好的原因了。

史上最牛的義務論者，非英國哲學家普里查德莫屬啦，斷言好與正當一點關係也木有：既然“履行義務經常與滿足愛好發生衝突”，“我們有關某個行為的正當感，就根本不是來自我們對它或其它東西的好，得出的評判結論。”與他比起來，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點遜色，往往不自覺地引進了好壞內容，用來解釋正當感。

像中世紀的“神命論”就主張：上帝憑藉神聖意志頒布的誡命，是人必須遵守的，不管後果是好是壞。不少學者因此把它劃歸義務論，卻忽視了一個關鍵點：神命論者肯定沒有豹子膽，居然敢否定，上帝的神聖意志必定“善良”，不是？

再就是普里查德的得意門生，主張好和正當都沒法定義的羅斯了。他不僅強調：“道德上好的永遠不是正當的”，而且還聲稱：“‘正當’也不意味着‘道德上好’”，兩方面統統說到咧，連一丟丟的迴旋餘地，都不給你留，嗯哼。

可是喲，只要接點地氣，大不列顛的爵士就露餡啦，因為他恰恰提到了某種日常的衝突現象：假定你約好一位朋友，開車去見他，路上卻看到有人摔傷了，急需去醫院，怎麼辦呀？在他看來，這裡相互牴觸的，只是兩種一看就很明白的所謂“顯見”義務：守諾履約和救死扶傷；而他是基於某種說不清楚的直覺，才做出了用救死扶傷壓倒守諾履約的選擇，放棄了見朋友，先送傷者去醫院的。

也因此，羅斯的義務論又叫“直覺論”，並且和所有的直覺論一個樣，有一個共通的特徵：由於既沒法論證，也無需論證，你要是“心有靈犀”呢，自然一點就通；你要是“心無靈犀”呢，恐怕拿棒子敲，都敲不出一個悶屁來，不是？

然而哈，稍微仔細點，就能看出馬腳在哪了：無論守諾履約，還是救死扶傷，不都首先是倫理生活中，許多人認為值得意欲的“善良”德性麼？至於羅斯的直覺性選擇，不也恰恰在於，他用更重要的救死扶傷德性，壓倒了較次要的守諾履約德性麼？所以吧，對於腦袋瓜這樣子軸，非要讓善良德性和正當義務老死不相往來的著名權威，你有必要五體投地，崇拜個不停嘛，嗯哼。

這樣子看，我們其實很有理由宣布，西方哲學那旮旯，有一種謬說，叫後果論；還有一種謬說，叫義務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