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之二十三：对呀，我得捞钱 小崔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和顾虑。北京武汉来回五趟后，护照终于被成功敲定。一路走来他的感觉是，有太多的人获得了奖学金，却有太少的人在用心去获得护照。在武汉停留期间，他去昔日的母校，看望毕业工作几年后，再考回读研究生的大学同学。当人们意识到他获得奖学金正在申请护照时，没有人表示出丝毫的羡慕，甚至是在乎。正在用饭票做赌资玩斗地主的一圈人，多半手里都有全额奖学金，有的还来自美国常青藤名校。其中的 “领导者”，是他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江雄皓。 十几号读研究生的学生之中，似乎只有唯一一个人，汤红桃，在认真读书。 汤红桃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内向寡言，个子矮小，长相也不起眼，来自农村。虽然已经工作过几年，他的一身打扮依然很土，衣服颜色暗旧，看上去还是有点窝囊。江雄皓的形象则完全相反，人高马大，长得帅气，家庭条件不错，父母都是国家干部，虽然职位不高。举止大方大气，一身衣服看上去颇有派头，上档次。 实际上，那时候的档次差异也不是很大，不同的是，一个日子过的比较讲究注意细节，一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罢了。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数学学子，还多以陈景润为楷模。老陈走路撞树还说“对不起”的故事，一度成为美谈。才几年时间，八十年代初红红火火的科学春天，就已经走到了寒冬，人们都不怎么读书了，要么自我消磨岁月，要么玩命捞钱。 你们不走，花那么多力气考试和申请，又是为了什么？而且，你们在做那么复杂艰难的准备时，就没有想过后面还有必须走的几个难关？ 这还不是因为六四。大家过的压抑，想深造，国内又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而且，条件也没有海外的好。在数学领域，内外的水准差异太大。说中国人擅长搞数学，中国的数学水平很高，都是自欺欺人，充其量在几个传统的学科还凑合。而且，在待遇上，差别就更大了。七八级的老肖，走的早，已经从耶鲁拿到博士，现在的起薪，就是个天文数字。 抱怨，除了牢骚之外，就是无助和自我放弃。 护照一关终于过了，侥幸。去美国的经费呢？所有相加也得万元，是个很大的数字。 心思重重的小崔，在学院办公室见到了也心思重重的邓大姐。 四十几岁的邓大姐有个习惯，说话做事比较夸张，是个直肠子，心里有事很难藏得住。 只是在文革中读过高中（九年制）的大姐，实际上就是个大老粗。跟随先生来北京之前还是个棉纺织厂的女工，那时候，她老公是纺织厂附属技工学校的老师，还是昔日的“五类分子”之一，一直以敢说著称，也因此吃了不少的苦头。说话嗓门大，心直口快的大姐，和说话轻声细语的小舒，个性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那天他耷拉着脑袋去学院办公室，一进门就被大姐发现：又死人了！ 哪能每天死人。他心不在焉的回答。 那你这副鬼样子，好像谁欠你钱。 是啊，欠钱，是我欠人家钱，很多钱。那你在那里一股火的干什么，难不成谁欠你的钱？ 是呀，这不是，国家欠我的。快来，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和国库券。大姐一边说，头也不抬的在整理着桌子上花花绿绿的票子。 我这没几个钱，也没几张国库券，就当贡献国家的。 我们的多啊。十几年了。这些哪里是钱，就是一堆废纸。 好像老的可以兑换了。 在哪里兑换，兑换个鬼。 你们是从哪一年开始买的国库券？小崔回答着，心里在想，她哪里怎么那么多鬼！ 不是买的，是强制性克扣的。从八一年就开始十年了，结果还是废纸。本来就没几个钱的收入，这样扣下去算什么嘛？ 那你转出去不就得了。原本就没有花几个钱。 说的好听，转给你，你要吗？ 我？我要它干什么？我还要现钱呢，买机票！他一边说一边想：真的可怜呀，这整个屋子的家具都卖了，也换不来一张飞到纽约的机票。咱们为什么这么穷？ 走出办公大楼，小崔满脑子都是烦恼：没有钱的烦恼！做穷人的烦恼！ 他骑着自行车，心烦意乱的在校园内毫无目标的闲逛，意在让风吹吹大脑，自然制冷。 书出版不了，通过发表文章捞钱这条道就这么被堵死了。再做什么，时间上都来不及。难不成就这样放弃机会？如果出去讲课，什么时候才能累积到这么大的数字？向人借钱，谁会借给你如此巨款？这么大的数字，你人跑到美国，人家怎样找你还款？ 骑着骑着，他又想起和大姐的对话，记起好像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一则消息：银行开始兑换早期的国库券，按照面值。 随即，他骑出校门，在对个一个小巷子里面找到了最近的一个银行营业所。营业员说：兑换还没有开始，得到几个星期之后，确实是真的。 他反反复复问了几次，营业员给予同样的回答，已经很不耐烦。 随后，他去了校内的邮电储蓄所，将自己账户里面的三千元取出来。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舍不得动这笔储备，为的就是今天这样的时刻。存了大半年赚了几块钱的利息。带着现金，他又去了邓大姐住的宿舍区，找到了大姐家。 怎么会是你呀，小崔。大姐开门时高声的惊讶声，小崔听着总觉得是充满夸张和虚假。 你不是说要将国库券转给我吗？ 是呀。你要吗？ 你们家里有多少？ 好几百吧，都给你。 什么价钱？ 当然是原价了。 原价是怎么样的价码？ 老外行。面值一百块的，我们都是按照七折扣的工资。 你是说，一百的面值，七十块转给我。新的旧的都是一个价。 对呀，难不成，我还留一点？真是。 就这样，小崔做了第一笔“转换”，从大姐手里买走三百多块钱面值的国库券，按照七折支付，给了现钱。随后，大姐帮助他敲开了附近几家的门，个多小时，他已经收集了一千多块钱面值的国库券。她的邻居再推荐自己的熟人，大家争先恐后的找小崔兑换，三千块人民币很快就变成了一扎五颜六色的国库券。 终于等到了可以兑换的日子。那一天，他提前半小时到银行储蓄所门口守着。在柜台上，营业员给了他又一个吃惊：他手里最近几年的国库券不能兑换。那是多数，看来成为他的废纸。但是，那些比较老的八二，八三年的国库券，价值是面值的一点二到一点三倍！ 这样一来，他一次性的倒腾，回手了四千多元的现金，外加不少的未到期国库券。 这个生意非常的不错，一天就能赚回年多的薪水。带着得意，他开始向学院所有的老师征集国库券，同时向所有认识的同事打听询问。年轻人手里只有最近几年的，对他没有价值。但是那些老北京，他们家里有，他们的父母甚至是爷爷奶奶手里也有不少，这些人听说小崔可以为他们解决流通难题，大家都自觉自愿的前来请他帮忙。 最近几年物价上涨的厉害，留在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很多人急着买三大件花掉。 不到三个星期，小崔手里的现金就已经超过一万块。还余下了三千多块的，兑现不了的国库券。也就是说，除了净赚一万块外，如果将这些不能兑换的国库券存起来，也相当于是用本金购买了定期存款。可是，当时的他还没有长期投资的概念，他也觉得这些国库券就是废纸，必须变成更加现实的货物或者现金，才放心。 既然无法变成现金，那就想办法变成实物。于是他又在校内转悠，到处看是不是也可以以物换物将这些“废纸”变成有价物。他问卖鱼买鸭子的要不要，人家说谁要那种东西，废纸。最终他在一个极为简陋的小平房门口看到一个售卖纯羊毛线的牌子，在一张箱纸上写着的几个歪歪扭扭的字，门边的墙上还有个若隐若现的“校办工厂”的小牌子。看得出来，一定是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学校家属们在促销毛线。这时候的毛线应该好销，自己的很多女同事，有事没事的都会拿着毛线织几针。这里怎么还会有积压的纯羊毛线无法处理？ 他走进和普通农家没有差别的小院，看见里面几个中年妇女要么在嗑瓜子聊天，要么在织毛衣。他找到负责的大姐说：你这放着也是放着，而且还会长虫，不如换成国库券，不占地，而且很快就可以兑换。 好好的聊了一会儿，他就谈好了价码：用自己手里的国库券买走对方手里所有的毛线！基本上还是按照七折的价格买下了对方的毛线，外加一点来自批发价格的折扣。 于是，国库券又变成了纯羊毛。市面上纯羊毛的价格不低，也不是很难卖掉。只是这些校办工厂的大姐老太太门，不知道怎样卖，只知道愿者上钩，只会在破旧平房的门口用纸板写几个“出售纯羊毛线”，结果没有几个潜在的买者有机会发现，效果自然不佳。 不可能的事，居然这么顺利的让他做成。知道实情的朋友说，你赚钱都这么厉害，还去美国干什么？读书有什么用？赚钱就得了。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现在万事齐备，只等机票，他要飞，必须飞。 这里，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他留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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