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長期信用等級下調之後？

汪 翔 （2011年8月8日星期一）

美國信用評級公司標準普爾，於8月5日晚，在“認真”的觀察了四個月之後，符合預期的發布了正式的公告：“基於政治風險和高企的債務負擔，美國長期信用等級下調至“AA+”級；評級展望呈負面”。標準普爾指出，調降評級主要由於美國政府與國會達成的債務上限協議，缺少標準普爾所想看到的，切實可行的維持中期債務穩定的措施。

已經看到這種必然性的中國信用評級機構，則顯得“更有智慧和預見性”，提前兩天，在8月3日，就先行將美國長期信用等級，從A+降至A，展望為負面。按照大公國際的觀點：提高債務上限，不會改變美國債務增長水平，快於其整體經濟和財政收入增長的事實。

標準普爾強調的是“切實可行的維持中期債務穩定的措施”，而中國公司看重的是“長期債務持續增長的不可節制性”！

換句話說，標準普爾還沒有擔心美國最終是不是能夠還清債務的問題。而且，對於很多人來說，最終，美國人是不太可能真的老老實實還清欠債的。這麼早就點破“皇帝新衣”的事實，估計也只有哲學上的意義。除非發生世界大戰那樣的“大衝擊”事件。

作為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之一標準普爾，對美國信用評級的下調，也算開了一個先河，或者說，預示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可是美國在歷史上首度喪失其擁有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最高信用評級。

評級的那點下降，對於投資者的風險，在實質上是沒有多少影響的。但是，美國畢竟是全球的老大——最厲害，最權威的大佬。過去，人們借錢給老大，是沒有人會說和敢說，老大的信譽在全球不是老大的。今天，這種牛氣熏天的時代看來是過去了，而且，會不會一去不復返？都是人們在擔心的問題。所以，不能不引起全球的關注。

美國被自己的公司降級，對於中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標準普爾是一家中國公司，又在中國對中國政府的債券這麼做，那麼，這家公司的老闆看來也是不想活了。至少會被政府部門治一個破壞穩定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即使是美國公司對美國自己的政府這麼做，中國政府似乎也想打他幾巴掌，否則難以讓人解氣——美元繼續貶值我虧的可就大了，更大了。

當然，也有人解讀說，這實際上是美國政府和評級公司上演的一曲雙簧，一場陰謀，是一個雙贏結局。內部的陰謀，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想也是干想，想的結果，充其量能夠讓你過過意淫罷了。

倒是事前和事後市場的反應，讀起來挺有價值。

在美國政治家們大玩“成交與不成交”遊戲的時候，來自中國政府的看客，似乎很難明白其中的道道：這不是自我折騰，自己讓自己沒面子，自己砸自己的腳嗎？甚至有人評論說：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為了各自大選需要，置國家信用於不顧，上演了一場圍繞提高債務上限的“政治鬧劇”，雖然在最後期限的前一天兩黨達成了妥協，卻延誤了時機，向世界人民預演了美國可能發生債務違約的巨大風險。

政治家必須也應該，首先想着國家利益，再基於這種思想來做出選擇，這種中國式的思維，居然在今天，還在中國領導者腦海里大行其道。雖然在中國的國內，早就沒有人傻到那種地步真的那麼做了。

提前和快速達成協議，就能夠“挽救”美國信譽實質上的降級嗎？按我說，早就該給美國降級了。美國被自我溺愛時間太久了！

悲哉，哀哉！

政治家首先關心的是個人利益，對於黨派利益和選民利益的關注，最終還是為了個人利益。布坎南早就做過系統分析了，他還以對“公共選擇”理論的貢獻，而獲得過諾貝爾獎！我的那本小書，《公共選擇理論導論》，在中國出版都快二十年了，就是沒有人讀讀，唉！

集權下面生活的人們就是喜歡干着急：美國的民主政治就是“有驚無險”。最終，他們會達成協議的，只是，為了美國政治家特殊的面子，很多戲還得繼續演到最後的一刻。

政治家在那裡演戲，市場上的玩家則各懷鬼胎，在那裡博弈，為自己掙得最大的個人利益。

美國信譽降級已經在降級之前和降級之後，都帶來美國甚至是全球的股市大崩盤。這是降級預期和降級事實的直接結果，同時，又是這種預期的存在，給整個經濟帶來了潛在的危害。從這點來看，很可能，還是不要點破“皇帝新衣”，在短期內對於大家更好一些。長期來看，可能就不是什麼好事了。

降級之前，當美國政客為債務上限爭論不休時，預期降級會出現的，自詡為最安全投資產品之一的貨幣市場基金，紛紛拋售自己所持有的短期債券，囤積大量的美元現金。

目的，一則是為了滿足恐慌的投資者可能選擇的，高於以往的贖回要求——賣出債券持有現金的選擇，這樣的結果，是直接減少了貨幣市場基金，給商業票據市場上謀求短期貸款的企業和銀行，減少了貸款的數量和規模。這對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其二，由於需求的減少，短期債券利息就會上升，而利息上升，對於金融系統的運行，至少在心裡上具有負面的影響。

與此同時，美國大大小小的企業，也在這個時候，選擇了看似非常不理性的做法：將現金存入不生息的，但卻擁有聯邦政府擔保的銀行戶頭。也就是說，他們選擇退出投資市場，退出任何有風險的經營領域，而將錢埋在地底下。這就減少了經濟體內的流動性。

而大量獲得廉價資金的銀行，這時候面臨的似乎也不是什麼好的事情：因為，在大家都害怕，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歷來保守的銀行就更不敢貸出資金了。那麼，這些廉價的資金在無法給自己帶來收益的情況下，就只能是增加負擔了。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建議，在美國，允許銀行向短期存款這收取“保存費”：你存款不僅沒有利息，而且還得支付保存費！如果真的這樣做了，估計，在美國，銀行的保險箱的租金會大幅上升，入室行竊的犯罪行為也會跟着上升很多。

有錢的人選擇不冒風險，持有現金；沒有錢需要錢的中小企業又借款無門，而有資格有渠道借款的大企業，又不將持有的現金投資到實體經濟中去，接下來的就是經濟的繼續萎靡，就業率的繼續低下。

像蘋果公司這樣的持有大量現金不使用的公司，看來是得用行政辦法來懲罰一下了：要麼逼它以紅利的形式讓股東去投資，要麼讓它自己想辦法，在規定的時間內搞投資花掉。

信用降級，接下來的就是債券價格的下跌，而這就是債券利息的上升。結果，就是美國政府借款成本的大幅提高。而伴隨這的，很可能就是公司債券利息的上升。

不過，好處是，美元會貶值，這一升一降，加總的結果，從長期看，對美國可能還是正面的。只是，美國就此可能真的就走下坡路了。

那麼，有沒有後來者能夠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經濟的領導者呢？目前看來還沒有。中國做不到，德國也做不到，日本就更做不到了。

中國的問題，還不僅僅只是經濟發展的問題，中國經濟靠投資拉動的模式，最終會積累大量的毒素，到時候，中國政府面臨的問題，只會比美國的更嚴重，而且，還更難治。

美國長時期的快速發展，日本和台灣、韓國等的快速追趕，中國近三十年的在經濟建設上的偉大成就，讓不少的人在思考：這許多國家和地區不同的，但確實是曾經在短期內有效的增長模式，最終有沒有一個長期有效的出路？

現在看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大家和諧的長期發展和繁榮，似乎是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無路可走的地步。

最近幾十年來，經濟規模世界第一的美國，主打的是內容多樣，且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模式，而對這種模式出現的周期性問題，則是一定程度上的政府干預，以公共投資來應對私營投資不足的局面——回到了凱恩斯理論。

問題是，選擇這種模式，特別是在私營投資長期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你要想讓公共投資發揮足夠大的影響，就只能通過要麼增加稅收，將私人手裡的錢來到政府手裡來讓政府大膽投資，做私人不敢做，也不會做的事情。這樣做，實際上就是用公共投資擠壓了私人投資，用效率低下的投資擠壓了效率高很多的投資行為。

再一種辦法，也是美國政府主要在做的：就是大量舉債來搞公共投資。過去幾十年，這樣做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但是，這種做法看來已經到了壽終正寢的地步了。

為什麼美國過去長期有效的科技創新模式無法再次讓美國走出困境呢？有人說，是美國對金融人才的過高待遇，讓美國的優秀人才進入了不該進入的行業——金融業！再者，在我看來，過去幾十年計算機相關行業的興旺，也吸納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將他們培養成軟件工程師，而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個個的“高級”機器人。

這兩者疊加，美國的創新人才自然就少了很多。從這裡看，科技的發展，如果只是在軟件這個行當折騰，長期而言，對於美國也不是什麼好事。

美國的民主制度決定了，在今後很長時間內，關於增加福利方面的開支，為此而提高稅收的民主黨理念，和讓美國企業家自己折騰自己的金錢更有效率的共和黨理念，會繼續沒完沒了的爭論下去。最終獲勝的，很可能還是民主黨，因為，支持他們的人數（選民基數）會越來越多。最終的結果，美國就會被更多的懶人所支配。

而對於中國，經濟成長的奇蹟，好像和“要想富先修路”的邏輯完全合拍。基於這種思路搞的大量基礎設施的投資，似乎也是奇蹟背後的秘密所在。

修路的目的是為了保證交通的暢通，而這又是為了減少物流和人流的成本。可是，結果是，在一個擁有世界上最發達公路和鐵路系統的國度，運輸成本卻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就是說，很多“修路”的投資，結果是製造了更高的物流和人流成本！中國人在自己給自己身上添加枷鎖！相互殘殺和相互剝削，長久會怎麼樣，也不難想象到。

再者，這種奇蹟的製造，還是以持續增加的地方債券為基礎實現的。這又為後來的“還不起”埋下了伏筆。美國人還不起可以通過印鈔票來曲徑通幽，中國的地方政府，恐怕就只能靠中央政府非“免”來終結。而這個“免”字背後，有的，恐怕也只能是更高的稅收和更多的印鈔，而這兩項買單的，又只能是中國人自己。表面上的國富，實質上的民窮，掌握國家財富的大腕們，又稀里糊塗的被美國這樣的外國佬玩弄。再繼續分析下去，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