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早年困惑、挫折与磨难的炼狱——一个文学灵魂的锻造史残雪,本名邓小华,1953年生于长沙。她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具争议、最孤独、也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之一。她以梦魇般的叙事、扭曲的意象、冷酷的心理结构著称,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女性的博尔赫斯”。这些极端荒诞而阴冷的文本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们有着清晰而残酷的源头:一个在政治风暴中长大的孩子,一个在饥饿、恐惧和压抑环境中形成的灵魂。如果不了解她的童年与青年,就无法真正读懂她;如果不了解她经历过的“炼狱”,就无法理解她为何毫不留情地解剖人性。 一、出身与家庭:知识分子的“原罪”阴影残雪出生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长沙表面上歌舞升平,到处是红色标语与革命乐观主义,但底层的社会结构仍残留着旧中国的贫瘠与动荡。她的家庭背景成为她苦难的起点。父亲邓钧洪曾在国民党时期担任地方官员,文化程度高、举止儒雅;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家里藏着很多旧书。这样的家庭,在政治运动骤变的年代,被视为“成分可疑”。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父亲被划为右派,批斗、劳改、下放农村。家庭在一夜之间从城市中产跌落到社会最底层。 残雪童年的家,是长沙一栋破旧筒子楼里的十几平米小房间:墙壁常年潮湿发霉,煤烟的味道混着下水道的臭味。楼道里堆着邻居的煤球、废纸板、破掉的竹篮,昏暗灯泡摇摇欲坠。冬天寒风从窗缝灌进来,夏天则蚊虫飞舞。她回忆过,小时候常蜷缩在床角,听父母压低嗓子的争吵、听父亲深深的叹息,这些声音后来在她的作品里变成某种“隐形的幽暗”。经济状况更是拮据。父亲劳改后只剩母亲支撑家计,她做临时工、洗衣服、甚至去捡废品。全家人的主食是玉米糁和红薯,偶尔能吃上一碗白米饭,就是节日般的奢侈。街道上大喇叭反复播放着毛语录;邻居们远离他们家;学校里老师公开点名“右派子女”──这些构成了残雪最初的世界观:世界是不稳定的、是危险的、是随时可能摧毁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后来在她作品里变成一种持续的“存在性恐惧”。 二、童年:反右与大跃进的饥饿与恐惧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是残雪记忆中无法磨灭的阴影。她大约六七岁时,长沙的公共食堂断供,全城都在饥饿中挣扎。残雪一家靠野菜、树皮,甚至观音土维生。她曾说自己饿得眼冒金星,夜里梦见桌上堆满食物,醒来却依然空空如也。她的妹妹因饥饿整夜哭闹,母亲在垃圾堆里翻出烂菜叶,全家分食──这是她记忆里最具体、最刺痛的画面之一。这种长期的饥饿感,后来以种种奇异的形式进入她的小说。例如《黄泥街》中对食物的执念式描写,其背后是空虚、匮乏与精神世界的破碎。 进入小学后,她几乎每天都经历羞辱。同学骂她“右派的崽”。老师让她站在讲台前“交代父亲的罪行”。没人愿意和她同桌。孤立在她心里留下深深的裂缝:世界不但无序,而且残忍;人性并非自然善,而是随环境变形。也就在这个时期,她开始偷偷读父亲藏着的“禁书”。鲁迅、莎士比亚的旧本、破损的外国小说……这些书既让她感到恐惧(被发现就可能全家倒霉),又让她产生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精神震荡。文学成了逃离,但也是原罪。 三、青少年: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与精神崩析1966年文革爆发,13岁的残雪被卷入真正的暴风眼。父亲第二次被批斗,戴高帽,游街示众。她亲眼看见父亲跪在泥地上被拳打脚踢,那一刻,“父亲”这个在常识中象征力量的形象在她心里彻底崩塌,此后在她作品中不断扭曲变形。母亲精神崩溃,曾经自杀未遂;残雪躲在狭窄的床底下,听着外头的吵闹和哭喊,全身发抖。这是一段让她对“人性善恶”彻底困惑的时期:善与恶随政治指令瞬间翻转,真理随口号轻易改写。 四、下放农村与工厂: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磨难1968年,残雪被下放到湖南的贫困乡村,接受“再教育”。农村的生活是另一重炼狱:泥巴路、一脚踩下去能溅起黄水。茅草屋冬天透风。饭菜掺着沙子、玉米面里有虫。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插秧、挑粪、割稻。她见过村民因饥饿而昏倒,也见过因争夺一点粮食而互相攻击。这些场景后来在她的小说中以极具象征性和荒诞性的方式出现。1970年,她被调回长沙,成为铁合金厂的临时工、赤脚医生。 工厂是一座真实的“荒诞剧场”:巨大的轰鸣声像不停扩张的金属兽。空气中漂浮金属粉尘与煤烟。宿舍阴暗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上下铺。工伤事故频繁,却无人负责。每天政治学习、批斗、念文件。她在工厂里写日记,被发现后遭到批评甚至威胁。从此她学会了“双重生活”:表面顺从,内心暗自反叛。这成为她后来叙事结构中的核心逻辑:现实与内心的两套世界永远不一致,永远互相撕扯。五、禁锢中的觉醒:一颗文学的种子被逼迫生长1972年前后,残雪在工厂宿舍偶然读到外国哲学书的残页(有说是尼采,也有说是存在主义文本)。但这些书必须随时烧掉以免被人发现。这种“偷来的知识”在她心里产生爆炸性的震动:原来世界还有另一个维度,一个不受命令、不受口号、不受真理标签控制的维度。这种强烈的思想饥渴,与日常生活里的贫瘠和禁锢形成剧烈反差,她因此经历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夜里,她常常听到类似“金属刮擦声”的幻听,这后来变成她写作中的一种持续音色。文革结束后,她做过裁缝、工人,但内心的文学冲动已经无法阻挡。1980年代初,她开始正式写作。1985年《山上的小屋》发表,一举震动文坛──那间“怪异小屋”正是她童年筒子楼的精神变形。 结语:荒诞不是编造,而是提炼现实残雪的作品看似夸张、怪异、疯狂,但当我们重新检视她的人生,会发现她从未“虚构”荒诞——她只是把现实中的荒诞提炼、提纯、放大。她童年家中潮湿、漏风的筒子楼,变成她作品中无尽蔓延的“黑暗走廊”;饥荒中的幻觉变成她小说里人物对食物的执念;文革中父亲的形象变形成为她笔下那些崩塌、扭曲的父权象征;农村和工厂的压抑环境成为她笔下荒诞世界的质地;禁书带来的刺激与混乱构成她独特的思维跳跃与叙事碎裂。 残雪不是在逃避现实,她是在用文学方式与现实对抗,在混乱中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她早年的生活是一个真正的炼狱,但也正是这一炼狱,让一个独一无二、锋利而孤绝的文学灵魂得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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