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和集权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特殊的时刻快速调动国内的人员和物资，至于这种调动是好是坏，谁获得好处，谁受到伤害，就只能基于独裁者的个人判断了，因为只有他才有话语权。而独裁的坏处是，国家的一切都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意志和能力，容易走极端和被人利用。更可怕的是，人还是一个非常容易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动物。

开始时的勤政者，即使才能如乾隆，也有自我满足甚至是自恋的时候——在没有制约机制下长期自我娇惯的结果。而且，一旦这种个性养成，就很难改变。乾隆长达六十年的独裁统治，最后在自我陶醉的小陷阱里，被周遭为数众多的追逐个人利益者，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不自知。

强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个性的下一代很难有生存的机会，而生存下来的，在独裁者眼里优秀的，最终却又被一次次的证明是扶不起的阿斗。

虽然乾隆自我吹嘘为“十全老人”，执政六十年拥有“十全武功”，但是，自视如此精明的人，居然没有理解到：历史是不能够靠自我吹嘘就可以向前推进的，更不可能是向前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理想来推进。

乾隆亲自有意和无意之中，建立和培植了腐败的政治体系，而又是这个体系，让他没有可能真正知道民众的生活处境。生活在一个自我得意的“维稳”环境，国富民穷的结果，也只能是一个个被执政者视为蚂蚁草民的揭竿而起。

面对自己的年老体弱，执政六十年之后的乾隆，虽然已经按照自己的承诺移交了皇权，但是，他的移而不交，让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国家变得更是风雨飘摇了。

嘉庆，作为一个文弱的书生，1760（乾隆25年）年出生，1796年36岁时因乾隆禅位而得以登基，做了乾隆名下四年的儿皇帝，在乾隆死后才得以独断皇权。

从1796年到1820年的25年皇位上，以他的能力和所处的大环境，已经是无回天之力了。那时候的中国，需要一个有雄才大略的领导者，需要一个敢于和能够大刀阔斧改革时弊的政治家，需要一位有能力体恤民情，安稳民心的巨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即将倒下的巨人，头痛脑热，四肢无力，又没有人照顾。这样的巨人最终也只有死亡的一个结局，而站在不远处的野狼们也正在虎视眈眈，等待着美餐一顿。

嘉庆和他的领导团队，没有给这位巨人端来热汤和苦药，做了的，只是擦擦汗，和几句廉价的安慰。

林大静所生活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一个已经瘫痪的，名义上还统一着的大国。

治理国家靠的是制度，而不是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天才和天赋。巴菲特曾经警告过自己的弟子：不要投资那些只有靠天才才能领导好的企业，因为世界上没有天才！如果民众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生活的国家，理性的选择自然就是：不要生活在一个只有天才才能够折腾好的国家，因为，天才的皇帝是不存在的。可惜，生活在中华大地的炎黄子孙们，没有几个有自我选择的机会和能力。

在一个制度腐败，地方大员各自为政，欺上瞒下的时代，国家不夸也难。

作为一个家族之主，在这种环境下，林大静能够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将自己家族和企业的事情做好。心中时刻想着国家，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自欺欺人的大话，也只有那些腐败的官僚们喜欢说，而且，也就是说说而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那个时代官僚们对实用的哲学。

“说了不做，做了不说”的执政哲学，作为传统，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很流行、很实用了。在腐败流行，无法无天，以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征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时刻，做好一份生意也是很难的事情，更别说是在一个长期轻商，和私有产权从来就没有获得来自当权者认真保护的国度。

即使如此，林家在林大静的领导下，也还是过的有声有色。再加上还有一位林则徐的帮助，日子也过的不错。

独裁执政的一大杀手锏就是“杀”！凌迟是杀人的“最高”境界，也是让人最痛苦死去的办法。这样做，一则是以临死前的生不如死来惩罚被处死者，更重要的是，让那些还活着的人看看，违背皇权意志的可怕下场。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残忍似乎是收效甚微。

在内乱还没有平定的时候，外患又开始了，而且还来势凶猛。而这后者又是历来历代所没有经历过的。喜欢翻旧书从故纸堆里面寻找答案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开始找不着北了。而身为平民的林大静所在的家族，在若干年之后，则不得不面对来自海外的带有优势地位的不平等竞争了。

1820年，嘉庆执政二十五年之后，在承德避暑山庄突然病死，终年61岁。帝位被传授给了道光帝。

二十年后的1840年6月，英国舰队就开进了广东海面，进而封锁珠江口，沿海北犯，最后到达天津白河口，直逼首都北京。中国封闭的大门开始被外国列强的枪炮所打开。从此之后，中国的皇帝，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和指挥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了。

继续苟延残喘二十年之后，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占领天津，继而火烧圆明园，占领北京。中国人被人蹂躏宰割的时代就此开始。

中国商人和农民的苦日子也变得越来越苦。

三十来年之后的1894年，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在持续一年多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人全歼一度看上去异常强大的中国海军，从此，中国成了一个大门敞开，任何人都可以将它做为自己后花园的国度。

那个年代，好像是“四”最吃香的时候。康熙是以“四王爷”的身份获得皇位的，林家的厉害人物，也几乎都被“老四”占着。林大静自己是“老四”。他的膝下有五个儿子二个女儿。这五个儿子是：长子时谐，次子时丹，三子时临，四子时朗，五子时晖。

在这兄弟五个之中，又数四子林时朗最能干，其次就是次子林时丹了。而这个老四林时朗，就是林彪的祖父——爷爷，湖北人称之为“爹爹”！

这位在当时的同辈之中是最能干的，自然就成了那个时代林家家族的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之下，林家人巩固和发展了在武汉的布行，自织自染自销，颇具特色的林家格蓝布和景庄布，在市场汉口市场上非常畅销，几乎没有竞争者。

那时候的西方列强入侵，还主要是国家层面的，输入的也还是以鸦片为主。外国佬制造的“东亚病夫”，开始产生效果。

以细分市场对中国内地的入侵，还没有真正开始。这给了林家这样的中国家庭和商人一定的生存空间。借助于已经获得的地位，保住和扩张既得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多的，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扩大市场，做大做强，走向世界，对于林家人来说，还没有在脑海里想过。

林彪祖父林时朗，也有五子儿子。

长子林文卿，作为林家的老大，能说会道的他，借助于家族的经济实力和几代人积累的人脉关系，以长期林姓户长的身份，在当地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他于1930年病逝。

二子林俊卿，长期经营和纺织业相关的生意，织布卖布，道道精明。他很有经营头脑，而且做事还很专注，林氏家族所纺织的棉布，主要是靠他在武汉销售出去的。只可惜，这位体弱多病，娶的妻子也年纪轻轻就病逝，离他而去。多灾多难的他，拖着常年生病的躯体，终因体弱家劳累，在1928年时就先老大而病故。

三子林协甫，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二哥林俊卿到汉口去闯荡。办布行做生意，他很有心得，在1920-1930年代，是汉口周遭纺织业生意场上鼎鼎有名的高手。那时候的林家几个儿子，就数他的经营最成功，赚钱最多了。他就是林育南的父亲。让他终身遗憾的是，林育南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子随父业，在生意场上一显身手。1931年，当林育南年纪轻轻的就在被捕处死之后，林协甫悲愤交加，连气带恨，也于1937年在汉口病逝。

四子林明卿，也就是林彪的父亲，生于1877年，小时候在家读过几年私塾。十几岁时开始，就跟着父亲林时朗学织布。其后，他又独自外出谋生，做过店员，当过帐房先生。30岁之后，他又回老家办布厂，安居乐业。就文化程度而言，林明卿应该是林时朗五个儿子中最高的。

五子林汉卿，因为个人的原因，20多岁就因病死去，没有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