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的发达，得益于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或者说，是得益于一直还不错的经济基础，和在此基础上对教育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继承了福建的祖籍传统，甚至是比干的遗风，代代相传，也是一种美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古训，一直为林家祖辈所津津乐道。虽然在很多时候，很多先人没有能够做到“治人”的地位，但是，对于文化的重视，和从有文化中获得的不凡利益的记忆，也一直被林家好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也一直被黄州地区方圆几十里的有识之士所认可和传承。这才有了人才辈出的结果。

依山傍水，是历代国人喜爱的居所所在。在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就近水源，是保证生活方便的基础。而坐北朝南又依山，则是冬暖夏凉，在没有人造暖气和空调的年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最佳办法。况且，依山，还为人们获得生火做饭必须的能源，提供了不少的便捷。这种生活中对大自然资源使用的效率，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1]

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林家人，对于风水就更为重视了。林彪曾祖父林大静的妻子来自附近的一个门当户对的大户黄家。妻子的弟弟黄道静，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风水先生。林大静在为自己的几个孩子修建新屋之前，特别将这位风水先生请来，好酒好烟款待好几天，最后，根据他的意见，选了这个关山脚下黄道静口中的“盘龙卧虎”之地。按照他的说法，住在这里，你们林家的后代将会是“发人又发官”。

后来，又有一位风水先生，以事后诸葛的姿态解读说：宅前明堂开阔，前有水塘，约半个足球场大；左有卧牛山作为青龙，右有凤凰山，团鱼垴环护，前方卧牛山过明堂作前案；玄武后关山垴腰部抽出一枝嫩脉，逶迤跌落一小平台，平台下竹林茂盛，掩映着林彪小时经常玩捉迷藏的“迷藏洞”；旧居坐落在其来脉下，构成一个吉祥的“野鹿含花”之局。

住进新居之后的林家，“果真”证明了风水先生的预测：人丁兴旺，不仅大量添丁，而且，还大量添财。[2]

林大静在那里养了五个儿子，包括作为四儿子的林时朗——林彪的祖父。在林大静八十大寿时，江西督军方本仁，湖北督军肖耀南，黄冈大地主刘维贞还专程为他各送了一块金匾来祝寿。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他这位老爷的气派和威望。

在那个地方生活还长寿。林大静一直活到八十九岁，这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在林大静棺木入土之后，林家办了一百二十桌酒席，做了一个多星期的斋饭。由此可见林家的财力和人缘。

在讲究迷信的年代，良好的教育，用心的管理和经营，门当户对模式下一代代的优良种子配对带来的杂交优势，齐心协力的辛苦耕耘，财力好带来的更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生活环境给予的良好心情，这许许多多的功劳，都被“风水”给独占了。

儿子长大之后，自然是成家立业，单门独过。一家兄弟五个，又被分成五个分支，作为“五房”，继续繁衍和生存。

林彪的爷爷基于所分得的祖业，再开始自己的独立奋斗。在一次次的兄弟之间的公平交换之后，他“买下”了兄弟几个在祖屋的“股权”，让自己的一家大小在这里独占老巢。于是乎，林大静所建的风水宝地的大宅院，就成了林彪爷爷的大宅院了。

林彪的父亲林明卿，生于1875年。他从小就聪明伶俐，稍大之后，又较好地保持了家族勤快和勤劳的传统，深得爷爷林时朗的喜爱。对于文化教育看重的爷爷，在父亲9岁那年，将他送到附近的一所私塾，读了5年书。父亲喜欢看古旧小说，也能写一手很不错的毛笔字。

1889年，14岁了，在爷爷看来，所读的书已经足够，不应该再被作为闲人养着。于是，父亲停止了学业，跟着爷爷学织布，开始当小工自谋生路。织布，在那时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于是，父亲的起步也算顺利，日子开始过得红红火火。

父亲对《三国志》等战争书籍的喜爱，从小就在无形之中对林彪未来的人生产生了影响。父亲喜欢读关于战争的书，也喜欢听关于战争的评书。同时还喜欢时不时和林彪唠叨这些战争题材的故事。特别是对那些就发生在附近的先人的战争故事，就更是津津乐道了。父亲的喜好，对林彪的喜好，有着很大的影响。

每一次，当父亲用有点夸张的语言来描述战场的厮杀，同时，又用神秘兮兮的话语来描述战场指挥官那英明、伟大智慧的时候，林彪的眼神就闪闪发光，他的思路，也跟着父亲的语言，进入了战场。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似乎就是手拿鹅毛扇的诸葛亮。

看着儿子入迷的神态，就是父亲最感得意的时刻。就这样，他们父子在一起度过了不少的良好时光。只是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之后，就是自己这无形之中的无意熏陶，才造就了日后儿子对军事的浓厚兴趣，也才有了儿子倔强地违背父亲意愿，决意进入黄埔军校，而给父亲带来的不满和尴尬。

那年头，爷爷林时朗也有五个儿子，按照林大静传授的做法，他得准备给每个儿子娶一房媳妇。而要做到这点，事先要做的，就是给每个儿子搞套房子。今天父母亲为孩子的房子操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这种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拼命赚钱，再大兴土木造房，就是那之后好多年爷爷在做的主要工作。不同的是，他最终用金钱买下了地产而已。新房子让其他的弟兄们去折腾，自己就守着旧业。

不久之后，爷爷为了节省成本，父亲自己为了有口饭吃，又在爷爷三哥林协甫的帮助下，将父亲送到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小镇——回龙山镇——的一家杂货店当了一名学徒工。那时候的回龙山镇实际上也谈不上算作一个镇。它只有一条街，人口不多，市场自然不大。在那里开的杂货店，其生意也只能是维持而已。

父亲在杂货店干了两年，既学点手艺，又养养身体，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也是人们比较普遍的选择。到16岁，父亲算是大人，该自己出去闯闯了。爷爷对于父亲的这种要求，和犹太人对于自己孩子的独立性训练，似乎又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效。于是，父亲又有样学样，背着一个小包，带着不多的随身物品，坐上了开往汉口的小火轮，沿着长江江水逆流而上，开始闯汉口，见世面去了。

本地在汉口谋生的亲朋好友不少，自己的家族在那里也有一些投资。相互介绍和帮助之下，他很快就在汉口码头谋得了一个账房先生的职位。有文化的甜头，第一次让父亲尝到了。

汉口位于长江北岸，是当时华中地区最发达的都市。这也得益于长江水道带来的交通方便，外国势力得以越来越多的进入，以汉口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政府腐败无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那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

各种思想，也在那时候冒出来。特别是在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担心中国人民成为亡国奴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各种思潮的鼓动下，冒出了大量忧国忧民的青年精英。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富有想象力。几千年来，中国，从地域和种族上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是可以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随时改变的。

当需要抵御来自东北或者是蒙古的“外敌”入侵的时候，对付这些“外来者”的行为，就是爱国的。而当这些外来者成为驾驶中华民族命运，享有高高在上的皇亲国戚头衔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就又会及时改变自己的说词，以适应新形势下新领导的要求。

作为目前中国构成主体的汉族，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民族，虽然没有黑人在美国所面对的奴隶史，但是，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实际上是一直在作为奴隶生活着的。不同的，更多的时候，是心灵上的奴隶而已。而这种心灵和意志上长期的被奴役，带来变异的，就只能是国民性了。当鲁迅等人，唱着高调在那里大骂中国人“低劣”的国民性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想到，那些过惯了“亡国奴”日子的人们，又怎么可以不用亡国奴的思维来思考呢？！

也因为如此，才有了日本人，自己心目中那个跨海占领和统治中华大地，在心理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了，外加很多中国人对于这种统治合理性的认可。中国人在爱国概念上的混乱和功利性，可能是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的人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是后话了。

为了“证明”皇权并非天赐的神权，谭嗣同还在那时候精心设计了一个理论。并且，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维新派中最激进的理论家，最后又因为对自己理论的执着，而丢了性命。基于他在候刑时所题诗改写的诗句，“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已经是今天在中国家喻户晓了的革命诗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