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正義啟明10. 正義的強制性怎麼來的？

正當或正義（“對錯是非”）不在“趨好”，而在“止壞”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它有強制性，人們是被自己或他人逼着，去實現它的。

這個方面，“好壞善惡”就大不一樣了，沒有強制性：見到你覺得好的東西，你用不着被逼受迫才去追求，因為它們本來就“值得意欲”，讓你一見鍾情，趨之如鶩；見到你覺得壞的東西，你也用不着無奈勉強才去避免，因為它們本來就“討厭反感”，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連躲都來不及呢。

說白了，俺老漢也是因此主張，自由意志（不是柿油意志哈）總是一根筋，嚴格遵循“趨好避壞”的頭號原則，絕不像西方學界傻兮兮宣稱的那樣子，冷不丁地來個背道而馳，上演一出“趨壞避好”的荒誕戲劇，嗯哼。

不過哈，源於“好好衝突”的對錯是非，就免不了受迫被逼的強制了，因為人們在“取主舍次—行對拒錯”的時候，肯定要落入“好壞交織”的境地，結果沒法子再像面對“好壞分離”那樣子，一根筋地直奔重要的好東西去就行了，而是不得不同時忍受次要的壞東西，因為它恰恰和重要的好東西捆綁在一起……

換個方式說吧，沒有衝突的時候，你只要興高采烈地“趨好避壞”，就把一切對付過去了；可要是碰上了衝突，你在“取主舍次—行對拒錯”的時候，不管怎樣子主動自願，或多或少都有勉強被迫的成分了，因為現在情況不再像單向度地“獲得好東西，躲開壞東西”那樣子簡單，而是由於好壞交織的效應，變成了一個令人糾結的難纏悖論：為了得到重要的好東西，躲開重要的壞東西，你還要放棄次要的好東西，接受次要的壞東西……

為什麼說糾結難纏呢？因為不是順着“趨好避壞”的人性邏輯來，而是和它對着幹：不管是誰，按照這條原則行事的時候，都會心甘情願，情不自禁。但要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趨好避壞”，而是“棄好受壞”，不管是誰，都會覺得彆扭，心有不甘——文言又叫“違心”：見到你想得到的好東西，你不狠心，如何可能放棄呀；撞上你想躲開的壞東西，你不忍心，怎麼可能接受嘛……

俗話說，“心字頭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指的就是這檔子事：碰上壞東西又躲不開，怎麼辦呢？只好“忍”唄，如同心上插了一把刀，還在滴血那樣子。為啥只好“忍”呀？不“忍”不行啊：你要是不“忍”了次要的壞東西，就會失去重要的好東西，結果遭到更嚴重的損害，屬於“不可接受”的那種，不是？

還是用前面那個例子解釋哈：與大不列顛的羅斯爵士說的相反，無論救死扶傷，還是守諾履約，本身都是值得意欲的德性之善，不算應當履行的倫理義務。所以哈，只要你真心把它們當成善良的德性看了，沒有衝突的時候，都會發自肺腑地對它們趨之如鶩，不會感到不得已的無奈勉強。

說得具體點吧，要是拋開了時間和汽油錢的花費不計（較真的話，這些花費也屬於“衝突”，但通常不屬於“兩難”的類型，所以放在“人性邏輯【”另說），第一，假如沒有遇到傷者，你守諾見朋友的時候，只會興致盎然，一路哼着小調，開心得很；第二，假如你純屬沒事閒逛，突然看見了傷者，你也不會覺得為難，而會直接出於救死扶傷的善良動機，掉頭送他去醫院……

不過呢，要是兩個德性沒法子同時實現，就攪亂了這樣子的歲月靜好，給你帶來一堆不得已的麻煩。拿你決定守諾見朋友來說吧：這本來是件值得意欲的好事，對你而言沒有絲毫勉強，可現在嵌入到了兩難中，立馬就變了味兒，因為你不得不為此否掉救死扶傷的德性，並且因此淪為麻木不仁的缺德……

其實呢，按照“趨善避惡”的倫理邏輯，你內心本不想這樣子做滴。可是哈，不這樣子做，你又會失去守諾見友的更重要德性，並且因此承擔背信棄義的更嚴重惡名。於是乎“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了確保守諾見友的重要德性，你只好勉為其難，狠心放棄你真想實現的救死扶傷，無奈忍受麻木不仁的次要缺德……

現實中受逼被迫的強制性壓力，正是這樣子源於兩難衝突：一方面，你不是不想達成次要的德性，可兩難衝突逼着你，“不得不”否決它，並且違心地陷進對應的缺德。另一方面，實現重要的德性，原本是件值得意欲的好事，沒有任何勉強的因素，可兩難衝突逼着你，把它與“不得不”的否決交織在一塊，結果讓它成了你不惜付出這種否決的代價，也“不可不”實現的東西。

也因此，“強制”總是包含着兩方面的內容：“不可不”的正面實現，和“不得不”的負面放棄，彼此難分難捨地疊加在一起，成就了你在兩難衝突中受到的“逼迫”：一方面逼着你，“一定要”達成重要的善良德性，另一方面迫使你，“不得已”把次要的善良德性給犧牲掉……

涉及正義的道德“義務”，和不涉及正義的廣義“義務”，裡面的“務”字，都是這種“不可不”和“不得不”合一的“務必”意思：原本是你心甘情願要做的“好事”，被衝突一攪和，成了你“必須”忍受“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也“不可不”做的“對事”——不然的話，後果對你來說就“不可接受”了哦，嗯哼。

“職責”和“義務”的意思差不多，多出來的那一點，則是點明了拒絕完成義務的這種後果：你不履“職”，就得擔“責”，還是“不可接受”的那種。比方說吧，雖然你明知道要是放棄了救死扶傷，就得忍受麻木不仁的缺德，但你心裡更清楚，要是不守諾言去見朋友，又會遭到更嚴重的懲罰——不然的話，你怎麼會狠心扼殺救死扶傷的德性，而把守諾履約當成了應盡的義務呀？

所以哈，任何道德“義務”，都是在衝突中，從重要的德性直接變過來的；相比而言，次要的德性儘管也善良，也想要，卻只有給義務讓步，被舍掉了：在上面的例子中，要麼你不惜犧牲救死扶傷的德性，履行守諾見友的義務；要麼你不惜犧牲守諾見友的德性，履行救死扶傷的義務，兩者必居其一，不是？

說白了，這也是有着類似語義的“應當”“必須”，會在人類語言裡冒出來的根本原因：單純“趨好避壞”，或者“從好中選更好”，是既無需“應當”，也無需“必須”滴；可要是兩難衝突讓你在某個方面“趨好避壞”的同時，又在另一個方面“棄好受壞”，你就會體驗到“應當”“必須”的強制性壓力了。

說穿了，西方搞哲學的那幫子人，語言分析玩了那麼久，怎麼直到現在，還沒發現強制性的根源何在，解釋不了“不可不”“不得不”“義務”“職責”“應當”“必須”從哪來的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既不懂“趨好避壞”的人性邏輯，又忽視了“諸好衝突”的關鍵因素，所以拎不清“正當”是怎樣從“好”演變出來的，又如何生成了“好壞交織的悖論性結構”。

在這方面，後果論和德性論的問題差不多，都把“義務”歸結為“從好中選更好”，或是追求“德性之善”了，因而總是說不清楚：你一個“趨好避壞”的正常人，幹嘛要把“從好中選更好”、追求“德性之善”當成了“不可不”加“不得不”的強制性義務呀？該不是哪裡出了毛病吧，嗯哼。

義務論的軟肋則在於，抽空了好壞善惡的內容，以及它們的衝突，結果把義務變成了不知所云的空洞無物。像康德主張，義務源於“絕對命令”，每個有理性的人都會服從，於是給人們出了道難題，根本沒法子解決：難道不管什麼時候，你碰上了兩難衝突，都要首先想清楚，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同意，才能做出自己的決策麼？不好意思喲，等到你想清楚了，黃花菜早涼透了，不是？

羅斯爵士看出了康德大師的荒唐荒誕，所以改了調子，要用直覺論的方式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卻落入了同樣講不清楚的神秘主義：面對同一個兩難衝突，為什麼你這樣子直覺，我那樣子直覺，他又換了個樣子直覺呀？不信，你抽空讀讀他的名著《正當與善》，看看裡面到底說明白了點什麼東西，嗯哼。

所以哈，研究人生在世的問題，卻不接地氣，是個要命的缺陷，切記，切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