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正义启明10. 正义的强制性怎么来的？

正当或正义（“对错是非”）不在“趋好”，而在“止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它有强制性，人们是被自己或他人逼着，去实现它的。

这个方面，“好坏善恶”就大不一样了，没有强制性：见到你觉得好的东西，你用不着被逼受迫才去追求，因为它们本来就“值得意欲”，让你一见钟情，趋之如鹜；见到你觉得坏的东西，你也用不着无奈勉强才去避免，因为它们本来就“讨厌反感”，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连躲都来不及呢。

说白了，俺老汉也是因此主张，自由意志（不是柿油意志哈）总是一根筋，严格遵循“趋好避坏”的头号原则，绝不像西方学界傻兮兮宣称的那样子，冷不丁地来个背道而驰，上演一出“趋坏避好”的荒诞戏剧，嗯哼。

不过哈，源于“好好冲突”的对错是非，就免不了受迫被逼的强制了，因为人们在“取主舍次—行对拒错”的时候，肯定要落入“好坏交织”的境地，结果没法子再像面对“好坏分离”那样子，一根筋地直奔重要的好东西去就行了，而是不得不同时忍受次要的坏东西，因为它恰恰和重要的好东西捆绑在一起……

换个方式说吧，没有冲突的时候，你只要兴高采烈地“趋好避坏”，就把一切对付过去了；可要是碰上了冲突，你在“取主舍次—行对拒错”的时候，不管怎样子主动自愿，或多或少都有勉强被迫的成分了，因为现在情况不再像单向度地“获得好东西，躲开坏东西”那样子简单，而是由于好坏交织的效应，变成了一个令人纠结的难缠悖论：为了得到重要的好东西，躲开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放弃次要的好东西，接受次要的坏东西……

为什么说纠结难缠呢？因为不是顺着“趋好避坏”的人性逻辑来，而是和它对着干：不管是谁，按照这条原则行事的时候，都会心甘情愿，情不自禁。但要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趋好避坏”，而是“弃好受坏”，不管是谁，都会觉得别扭，心有不甘——文言又叫“违心”：见到你想得到的好东西，你不狠心，如何可能放弃呀；撞上你想躲开的坏东西，你不忍心，怎么可能接受嘛……

俗话说，“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指的就是这档子事：碰上坏东西又躲不开，怎么办呢？只好“忍”呗，如同心上插了一把刀，还在滴血那样子。为啥只好“忍”呀？不“忍”不行啊：你要是不“忍”了次要的坏东西，就会失去重要的好东西，结果遭到更严重的损害，属于“不可接受”的那种，不是？

还是用前面那个例子解释哈：与大不列颠的罗斯爵士说的相反，无论救死扶伤，还是守诺履约，本身都是值得意欲的德性之善，不算应当履行的伦理义务。所以哈，只要你真心把它们当成善良的德性看了，没有冲突的时候，都会发自肺腑地对它们趋之如鹜，不会感到不得已的无奈勉强。

说得具体点吧，要是抛开了时间和汽油钱的花费不计（较真的话，这些花费也属于“冲突”，但通常不属于“两难”的类型，所以放在“人性逻辑【”另说），第一，假如没有遇到伤者，你守诺见朋友的时候，只会兴致盎然，一路哼着小调，开心得很；第二，假如你纯属没事闲逛，突然看见了伤者，你也不会觉得为难，而会直接出于救死扶伤的善良动机，掉头送他去医院……

不过呢，要是两个德性没法子同时实现，就搅乱了这样子的岁月静好，给你带来一堆不得已的麻烦。拿你决定守诺见朋友来说吧：这本来是件值得意欲的好事，对你而言没有丝毫勉强，可现在嵌入到了两难中，立马就变了味儿，因为你不得不为此否掉救死扶伤的德性，并且因此沦为麻木不仁的缺德……

其实呢，按照“趋善避恶”的伦理逻辑，你内心本不想这样子做滴。可是哈，不这样子做，你又会失去守诺见友的更重要德性，并且因此承担背信弃义的更严重恶名。于是乎“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确保守诺见友的重要德性，你只好勉为其难，狠心放弃你真想实现的救死扶伤，无奈忍受麻木不仁的次要缺德……

现实中受逼被迫的强制性压力，正是这样子源于两难冲突：一方面，你不是不想达成次要的德性，可两难冲突逼着你，“不得不”否决它，并且违心地陷进对应的缺德。另一方面，实现重要的德性，原本是件值得意欲的好事，没有任何勉强的因素，可两难冲突逼着你，把它与“不得不”的否决交织在一块，结果让它成了你不惜付出这种否决的代价，也“不可不”实现的东西。

也因此，“强制”总是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不可不”的正面实现，和“不得不”的负面放弃，彼此难分难舍地叠加在一起，成就了你在两难冲突中受到的“逼迫”：一方面逼着你，“一定要”达成重要的善良德性，另一方面迫使你，“不得已”把次要的善良德性给牺牲掉……

涉及正义的道德“义务”，和不涉及正义的广义“义务”，里面的“务”字，都是这种“不可不”和“不得不”合一的“务必”意思：原本是你心甘情愿要做的“好事”，被冲突一搅和，成了你“必须”忍受“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不可不”做的“对事”——不然的话，后果对你来说就“不可接受”了哦，嗯哼。

“职责”和“义务”的意思差不多，多出来的那一点，则是点明了拒绝完成义务的这种后果：你不履“职”，就得担“责”，还是“不可接受”的那种。比方说吧，虽然你明知道要是放弃了救死扶伤，就得忍受麻木不仁的缺德，但你心里更清楚，要是不守诺言去见朋友，又会遭到更严重的惩罚——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狠心扼杀救死扶伤的德性，而把守诺履约当成了应尽的义务呀？

所以哈，任何道德“义务”，都是在冲突中，从重要的德性直接变过来的；相比而言，次要的德性尽管也善良，也想要，却只有给义务让步，被舍掉了：在上面的例子中，要么你不惜牺牲救死扶伤的德性，履行守诺见友的义务；要么你不惜牺牲守诺见友的德性，履行救死扶伤的义务，两者必居其一，不是？

说白了，这也是有着类似语义的“应当”“必须”，会在人类语言里冒出来的根本原因：单纯“趋好避坏”，或者“从好中选更好”，是既无需“应当”，也无需“必须”滴；可要是两难冲突让你在某个方面“趋好避坏”的同时，又在另一个方面“弃好受坏”，你就会体验到“应当”“必须”的强制性压力了。

说穿了，西方搞哲学的那帮子人，语言分析玩了那么久，怎么直到现在，还没发现强制性的根源何在，解释不了“不可不”“不得不”“义务”“职责”“应当”“必须”从哪来的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既不懂“趋好避坏”的人性逻辑，又忽视了“诸好冲突”的关键因素，所以拎不清“正当”是怎样从“好”演变出来的，又如何生成了“好坏交织的悖论性结构”。

在这方面，后果论和德性论的问题差不多，都把“义务”归结为“从好中选更好”，或是追求“德性之善”了，因而总是说不清楚：你一个“趋好避坏”的正常人，干嘛要把“从好中选更好”、追求“德性之善”当成了“不可不”加“不得不”的强制性义务呀？该不是哪里出了毛病吧，嗯哼。

义务论的软肋则在于，抽空了好坏善恶的内容，以及它们的冲突，结果把义务变成了不知所云的空洞无物。像康德主张，义务源于“绝对命令”，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会服从，于是给人们出了道难题，根本没法子解决：难道不管什么时候，你碰上了两难冲突，都要首先想清楚，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才能做出自己的决策么？不好意思哟，等到你想清楚了，黄花菜早凉透了，不是？

罗斯爵士看出了康德大师的荒唐荒诞，所以改了调子，要用直觉论的方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却落入了同样讲不清楚的神秘主义：面对同一个两难冲突，为什么你这样子直觉，我那样子直觉，他又换了个样子直觉呀？不信，你抽空读读他的名著《正当与善》，看看里面到底说明白了点什么东西，嗯哼。

所以哈，研究人生在世的问题，却不接地气，是个要命的缺陷，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