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人性邏輯42. 強制在於違心背欲地忍受“必要壞”

考慮到在強制性的問題上，後果論和義務論的窟窿更大咧，堵都堵不住，我們好像還是只能從好好衝突的悖論交織入手，尋找答案了。令人欣慰的是，接下來又會發現，謎底照舊不複雜，遠比長着四條腿，跑得還很快的馬簡單多了，嗯哼。

概括說，人生“應當”履行“義務”的根本原因，在於好好衝突導致的好壞悖論交織，總是在不同程度上命令人們，採取“不得不”忍受“次要壞”的強制方式，完成“不可不”實現“主要好”的必要任務。

仍然拿“關門”的事兒來說吧：與後果論說的相反，單從它能幫我擋風保暖，遮蔽隱私這些有好處的角度看，它其實是沒資格構成“應當”的義務滴，因為我只會一門心思，“想要”做這件事，絲毫找不到被逼的強制性感覺。

然而哈，一旦它在衝突情況下，與“起床”這件事交織起來了，就有麻煩啦：既然關門之好與賴床之好相互牴觸，沒法兼得，我要是“想要”得到關門之好，就得“捨棄”賴床之好，並且因此“忍受”從被窩裡爬起來，睡不成回籠覺，這些與關門之好纏繞在一起的壞，不是？

於是乎，按照取主舍次的人性元理，我的選擇就取決於，我對關門與賴床這兩種好，主次輕重地位的權衡比較了：要是我認為，擋風保暖，遮蔽隱私的好，比繼續蒙頭睡大覺的好重要，我就會命令自己，“應當”起床把門關上。

反過來看，要是我認為，繼續蒙頭睡大覺的好，比擋風保暖，遮蔽隱私的好重要，我給自己下達的命令，也就相應變樣了：哪怕要付出傷風感冒，暴露隱私的沉重代價，我也“應當”堅決保衛熱被窩，繼續享受回籠覺……

友情提醒一句，當代英國的哲學家威廉斯，特別強調“義務”的“排它性”，卻沒講清楚為什麼，其實說白了，就在於“好好衝突”的“沒法兼得”：當你覺得自己“應當”趨於某種好東西的同時，自然也就排除了自己“應當”趨於，和它牴觸的另一種好東西的可能性，嗯哼。

這樣子看，我覺得自己“應當”，而不只是“想要”，起床把門關上，就完全是因為，這個行為嵌入到好壞的悖論交織中了：由於我反感的壞東西，諸如從被窩裡爬起來，睡不成回籠覺之類，與我想要的好東西，諸如擋風保暖，遮蔽隱私之類，不可分割地捆綁在一起了，我才會命令自己，“應當”為了達成那些“不可不”得到的主要好，“不得不”忍受這些避免不了的次要壞。

一言以蔽之，指向了次要壞的“不得不”，和指向了主要好的“不可不”，這兩種因素攜手並肩，就聯合構成了“應當”義務的整體內容，命令人們“不得不”忍受壞東西，以達成“不可不”得到的好東西。

不過哦，為了防止變戲法，並且同時糾正一下，淺人以前的文章里，把“不可不”也當成了強制性的糊塗言論，這裡還是要給這種纏繞在一塊了的勾肩搭背，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不得不”才是應當義務中的的“強制”因素，因為它的實質恰恰在於，逼着你以違心背欲的方式，“一定”得接受你相當討厭的次要壞。相比之下，“不可不”則是應當義務中的“必要”因素，因為它的實質恰恰在於，推着你以從心所欲的方式，“一定”要實現你心心念念的主要好。

兩種因素中，都有個“一定”，只是方向不同：指向“壞”的“一定”，由於具有違心背欲的屬性，於是乎構成了阻力式的“強制”；指向“好”的“一定”，由於具有從心所欲的屬性，於是乎構成了動力式的“必要”。二者緊扭在一起，最終塑造出了“義務”這根十分糾結的麻花，不是？

話說到這份上，西方學界討論了很久，但還是不明白所以然，連名字都有點誤導的“必要壞（惡）”，也順帶着暴露行蹤啦：原本讓人厭惡的“壞”東西，怎麼可能搖身一變，升格成“必要”的呢？就因為它們與招人喜歡的好東西，在好好衝突中捆綁在一塊了，以致人們要得到那些好東西，“必須”忍受這些壞東西。

也因此，所謂的“必要壞”，壓根不是說，這些壞東西如同主要好那樣子，也是人們在“不可不”的嚴格意思上，“必定—想要”的，而僅僅是指，它們是人們為了得到主要好，“必須—忍受”的，文言又叫“強制性”，俗話或曰“不得不”，所以籠而統之，也能勉強歸到“必”的名下。

這個意思上講，“必要—壞”之所以“必要”，就不是由於它本身“壞”了，而僅僅是因為，與這種壞搭配在一起的“主要好”，把自己對人來說少不了的“必要”性，傳染給了這種壞，最終讓這種壞也成為“必要”的咧。

換個方式說哈，人們“不得不”忍受“必要壞”，歸根結底是因為，某些好東西實在太重要了，所以就算心字頭上一把刀，強忍着接受“必要壞”，也“不可不”將這些好東西納入囊中，滿足自己的需要，維繫自己的存在，否則就會由於少了這些少不了的“主要好”，遭遇到比“必要壞”更嚴重，以致不可接受的壞東西。

也因此，“主要好”雖然有着更高的權重，本身並不包含阻力式的強制性，而只會在悖論交織中，為人們提供不惜忍受“必要壞”，也去追求它的“一定要”動力。無論如何，要不是想達成“不可不”得到的關門之好，你怎麼可能以“不得不”的勉強方式，咬着牙皺着眉頭，心有不甘地忍受起床之壞呀？

說穿了，不管是單純的好，還是單純的壞，本身都不會構成應當的義務，更不會帶有強制性，因為沒有誰會被逼着，得到自己想要的好東西，避免自己反感的壞東西。哪怕自由意志產生的時候，處在了缺失之壞的枷鎖中，它仍然只是一根筋地趨於滿意之好，因而充滿了從心所欲的正面動力，卻沒有違心背欲的負面強制。

只有好好衝突下的取捨選擇，以及衍生而來的悖論交織，才會讓原本只是趨好避壞的“想要”行為，在呈現“從心所欲”的自由特徵的同時，又包含“違心背欲”的強制內涵，最終轉型為“不可不”和“不得不”相輔相成的“應當”義務。

這樣子看，好好衝突下的取捨選擇，就不僅僅意味着，你在享受某種從心所欲的自由時，會失去另一種從心所欲的自由了。毋寧說，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你在享受某種從心所欲的自由時，還會遭遇另一種違心背欲的不自由，從而在帶有強制性的應當層面，第N次地映射出，“自由總在枷鎖中”的深刻哲理，嗯哼。

有人或許說咧：你這些分析，只是圍繞“起床關門”的日常家務打轉轉，自然比馬還簡單啦；人家那些大師，討論的可是“切勿偷竊”“應當愛人”的倫理道義，不知道有多高大上了，所以才比馬更複雜，說不清道不明很正常，不是？

其實哈，一旦擺脫了西哲渲染的無聊魅惑，破除了“義務”只能指“道德義務”的狹隘成見，拒絕在日常家務和倫理道義之間，挖出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們很容易看出，除了涉及的領域有所不同外，它們其實都是人們在好好衝突中，為了維繫自己看重的某方面存在，覺得自己“應當”盡力完成的重要事務。

不管怎樣，像“應當扶老攜幼”“不可說謊欺騙”這樣子的道德義務，也是來自“人倫衝突”，這種“好好衝突”的特定形式的：由於要實現幫助他人，誠信守諾這樣子的倫理善，會逼着人們“不得不”做出這樣那樣的犧牲，他們才覺得，自己“應當”在“道德義務”的約束下，從事這些合乎道義的倫理行為。

不錯哦，康德老先生曾在偏重感性情感的“偏好之愛”，與偏重理性意志的“實踐之愛”之間，樹起了一道翻不過去的分水嶺，宣稱“偏好之愛”沒法被命令，也不成其為義務；只有“實踐之愛”才能被命令，有資格成義務。

可是吧，按照剛才的分析，這種二元架構壓根就不成立：無論卷進來的是情感，還是意志，一方面，就其本身而言，人際間的任何愛，都沒有強制性，也沒法被命令。無論如何，難道你能逼着自己，愛上某某人麼？可笑。

另一方面，人際間的任何愛，一旦進入了好好衝突，與某種必要壞交織在了一塊，立馬有了強制性，也能被命令：不管是指向感性聲色的情感喜愛，還是指向倫理德性的意志欲求，本身只是你的意願偏好，既沒約束力，也不成義務；可倘若在衝突中成了主要好，哪怕只需耗費一丟丟的精力時間達成它，你也會充滿了義務感，對自己下道強制性的命令，逼着自己“不得不”忍受歲月流逝，精疲力竭這些必要壞，也要以“不可不”的方式，去愛你覺得重要的這個人那個人。

這個意思上講，“我應當愛帥哥美女”，與“我應當愛每個鄰人”，這兩種貌似不同的“義務”之間，在人性邏輯的實然維度上，其實有許多相通之處，我們完全沒必要像康德那樣子故弄玄虛，非把它倆變成小蔥拌豆腐不可，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