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道德元理19. “權益自由（liberty）”的深度悖論

澄清了權益與義務之間，分析性的對應關係，現在繼續從實然視角入手，討論政治哲學特別關注的，自由與權益合一的問題，俗話或曰：“自由權益”“權益自由”。

一方面，《人性邏輯》已然討論了，人們在趨好避壞層面，達成的“成功自由”，與在行對拒錯層面，達成的“正當自由”；從中得出的結論，適用於道德、認知、實利、信仰、炫美，所有的價值領域，木有例外。

另一方面，本系列前面集中討論了，人們進入人倫關係後，在趨善避惡與行對拒錯層面，通過自願自為地履行道德義務，達成的“德性自由”，如上戰場勇敢殺敵的自由，在家裡共享天倫的自由，做慈善幫助他人的自由等，構成了“道德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比之下，接下來討論的“權益自由”，則是道德自由中，與德性自由並立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其特點在於：通體結晶着，正義的底線效應。

如果說其他自由，通常只能譯成“freedom”的話，權益自由雖然也能譯成“freedom”，但同時還有個專有的名稱：“liberty”。同情理解地講，讓哈耶克、伯林等大牌，感到頭疼的“自由”概念，主要就是這個“liberty”了，儘管讓他們頭疼的頭號原因，依然在於不理解“freedom”，尤其是與“will”融為一體的“freedom”，甚至把它當成了自生自發，與因果必然不共戴天的“柿油”，嗯哼。

照前面的分析，權益自由的典型特徵在於：它在人倫衝突中，讓權益訴求者享有了，在權益涉及的那個方面，不受別個干涉地，想要怎樣就怎樣，不想怎樣就不怎樣的隨意任性、從心所欲，如同15篇所說：你在公共場合的抽煙權益在於，哪怕其他人在場，你想抽煙就可以抽煙；我在公共場合的健康權益在於，我不想受到二手煙的傷害，就可以制止別個抽煙。上一篇曰過了，天才少年霍菲爾德，也是在這個意思上，把權益自由曲解成了，語焉不詳的“特權”……

所以哈，權益自由與其他“freedom”，在由乎自己的隨意任性這一點上，並無二致；唯一的區別在於，它植根於人倫衝突中，旨在保護主體不會受到，別個的不可接受侵害，亦即《人性邏輯》15篇提到的，伯林先在“最通常含意”上，把自由解釋成：“不受阻礙地去做，自己意欲的事情”後，接着又改口說的那個，“自由的基本意思”：“要是人們被囚禁，或者嚴格意思上說被奴役，他們就失去了自由。”

畢竟哦，被別個囚禁或奴役，恰恰意味着：你不得不跟着，別個的指揮棒轉，卻沒法在由乎自己的心所欲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達成自己意欲的目的，不是？

乍一看，這種免受干涉的權益自由，貌似就是伯林看重的，政治層面“免於（free from）”的“消極自由”了。然而且慢。別忘了上一篇討論的，權益與義務的實然對應：你在提出讓自己免受侵害的訴求時，同時也把強制他律的義務，加到別個頭上咧，因而也就幾乎意味着：你為了不讓自己，跟着別個的指揮棒轉，反過來卻要求別個，跟着自己的指揮棒轉。

實然視角看，這一點甚至有理由叫做：“權益自由的深度悖論”，因為人類有政治以來，遇到的所有麻煩，無論理論上的，還是實踐上的，包括前一篇提到的，不得不頻繁地指認，權益與義務的應然對稱在內，全是由於這個悖論造成的。No good sense oh，親，這是俺老漢以前的文章里，從來木有提過，寫這篇隨筆時，才膚淺淺薄地剛剛發現的，另一個深度悖論。你說氣人不氣人，嗯哼。

不用講，把強制他律的義務，加到別個頭上，對別個來說，肯定是一種不自由，後面還會分析。然而呢，把強制他律的義務，加到別個頭上，對權益訴求者來說，卻是一種“free to”的“積極自由”，亦即基於自己“不想受害”的消極自由，要求其他人“應當怎樣”，從而對其他人實施“管控”的積極自由。

乍一看，伯林在人倫層面，區分的兩類不同自由，貌似也有這麼層意思。不管怎樣，據他講，一方面，消極自由的問題在於，“主體會或應當在什麼範圍內，不受別個干涉地，做他能做的事，成為他能成為的人”；另一方面，積極自由的問題在於：“什麼或誰，是能決定某個人，做這件事、而非那件事，成為這樣子的人、而非那樣子的人的，管控或干涉來源。”

然而哈，爵士在此又把事情搞亂了：第一呢，他木有看到，自己說的消極自由本身，已經同時兼有了，兩方面的因素：“不受別人干涉”的消極自由，與“做他能做的事”的積極自由，後者恰恰還是以前者，作為不可少的前提。舉個例：飆車族很想免於，交通警的強制干涉，目的正是為了享受，超速駕駛的刺激體驗。

第二呢，他自己指認的，兩種自由的主體，嚴格講是兩個不同的主體：要是消極自由問題的主體，是“某個人”（比方說飆車族）的話，積極自由問題的主體，則是管控或干涉某個人的“什麼或誰”（比方說交通警），結果錯失了事情的要害：每個想在人倫衝突中，追求權益自由的主體，都會因此落入，消極與積極交織的悖論：一方面試圖讓自己，免於別個的管控，另一方面又設法，積極地管控別個，卻不可能要麼單單追求消極自由，要麼單單追求積極自由。

還是用剛才的例子：一方面，飆車族不願受到交通警的干涉，恰恰潛藏着想要自主管控，飆車行為的積極追求；另一方面，交通警積極地管控飆車族，也內在蘊含着，不讓正常的交通秩序，受到飆車族危害的消極追求。否則的話，忽視了這樣子纏繞在一塊的雙重內涵，就很難講清楚，政治板塊里常見的，“免控自由”與“管控自由”的糾結互動，不是？

進一步觀，大師指出了：“自由的積極含意，源自個人想要自我主導的意願；我希望我的生活和決定，取決於我自己，不是取決於外界的力量”，並且承認了：“自我主導的自由，與不受別個阻礙地做選擇的自由，貌似只是兩個，邏輯上相距不遠的概念”後，緊接着又強調：二者在歷史上，“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甚至演變成了直接衝突”，集中表現在：要是人們把理性等因素，看成主導的“真實”自我，用來約束欲情的“虛假”自我，然後再將這類自我主導的意志，強加在其他人身上，逼着他們同樣訴諸，“為了大我放棄小我”的方式，追求“更高”自由的話，這類打着“理性”“正義”“平等”“幸福”“進步”等旗號的強制性管控，就會導致對其他人的欺凌壓迫，落入否定消極自由，製造人格分裂的悖論。

不過喔，這些論述自身，儘管繞來繞去，依然漏洞多多。問題在於，大牌在承認了，兩種自由只是，“言說同一件事的，消極與積極方式”後，很快又主張：二者“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甚至演變成了直接衝突”，不僅邏輯上不大講得圓（同一件事的不同言說方式，何以成了直接衝突的不同歷史方向？），而且同樣掩蓋了，免控自由與管控自由的互動悖論，這個政治板塊中的要害問題，嗯哼。

其實哈，討論積極自由的過程中，伯林自己很少關注，“我如何免於別人干涉，實現自我主導”的問題，而主要考察了：“我如何通過自我主導，實現自我管控”的問題，於是乎陷入了自敗：無論包含着，怎樣的倫理內容，自我主導下的自我管控，首先是主體的“私域”之事，屬於一己個人的德性自由問題；當且僅當主體，把這種自我主導的自我管控，加到別個頭上，強制其他人也實施，差不多的自我管控，它才會進入社會的“公域”，成為人倫之間的權益自由問題。

舉個例：張三自律地戒了煙，完成了自我主導下的自我管控，就是他個人的德性自由；可要是他把這種自我管控，強加到別個頭上，迫使其他人也戒煙的時候，單就張三自己來說的，德性自由問題，就變成了張三與別個之間的，權益自由問題啦：一方面，張三有沒有權益，阻止別個在自己房間，或公共場合抽煙？另一方面，別個有木有權益，不受張三管控，在公共場合，或自己房間抽煙？

同時呢，恰恰由於木有釐清，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關係，大師還忽視了下面一點：主體之所以打着，“理性” “正義”“平等”“幸福”“進步”等旗號，積極地干涉別個，其動機正是為了免受，別個對自己的管控。所以吧，只有弄明白了，主體追求權益自由的時候，如何處理免控與管控的關聯，才能抓住問題的關鍵。

不錯喲，伯林有兩句話，好像很貼近這個關鍵：看重免於干涉的消極自由的人，“想要約束權威本身”；看重自我主導的積極自由的人，“想把權威握在自己手裡。”可是呢，他還是木有瞅見：實然視角看，任何追求權益自由的人，都兼有既想約束別個的權威，又想自己掌握權威的兩個方面，不可能只是非此即彼的各執一端：看重消極自由者，光想着約束權威；看重積極自由者，光想着掌握權威……

於是乎，如同哈耶克強調的，自生自發秩序一個樣，伯林強調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雖然抓住了，政治板塊的一個重要問題，可因為他自己，一開始就沒說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反倒頻繁犯下了，主體不明、焦點不清、言不及義的低級失誤，結果將後來那些個，缺乏反思批判，只想着怎樣把大咖都說不通的東西，給說通了的解釋者們，紛紛帶進了溝里，到今天還木有，說出個子丑寅卯來，不是？

有鑑於此，隨筆集各系列中，一方面只在人性邏輯的“最通常含意”上，運用“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這對概念，另一方面則在道德元理的限定含意上，運用從前者衍生而來的，“免控自由”與“管控自由”這對概念，並將它倆的糾結關係，說成是瀰漫於政治板塊的，權益自由的深度悖論。

換個方式說哦：在俺老漢這裡，“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概念，只有人性邏輯的最廣泛意思上，“免於任何壞”與“趨於任何好”的普遍價值內涵；“免控自由”與“管控自由”的概念，才有政治板塊的限定性意思上，“免於別個管控”與“趨於管控別個”的特殊人倫內涵，以免像伯林大佬那樣子，把兩對不同層面的概念，硬生生攪一塊咧，怎麼講都講不清楚，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