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带汤的面条，上面浮起的是层胡椒面。现在叫得响当当的贸易战，就是那层胡椒面。国家之间，最终较量的还是实力，内力，还是内容：什么品质的面条，有没有带荤，口感如何。

今天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称，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后已基本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还不够完善。而美国现在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恰恰是中国改革的对象。美国所指的不公平包括中国公司偷窃美国公司专利技术、政府对企业补贴过剩、政府阻止或限制互联网数据的自由流动以及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文章强调，美国帮助中国挑出四大弊端，若中国纠正错误，不仅可消除美国指责，而且对中国自身很有好处。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益处将会大到超乎想象。如果中国真的可以除掉弊端，中国的发展速度将更迅速有力，超越美国将不再是空想。中国要制止偷窃技术，不要求外国企业以技术换市场，这将对中国十分有益。中国还要全面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取消政府补贴，这样不仅可解决钢铁业和制铝业的产能过剩，还会带来宏观层次的显著的经济加速。除此外，若中国对限制数据自由流动一事重新制定更好的规则，那么可以更充分地激发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因为数据的自由流动使得观念可以不受阻碍的交换。最后中国若放开管制，打破行政性垄断，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中国企业的优势也能体现出来。以电影为例，中国电影显然会在中国市场占有优势，也不怕来自好莱坞的竞争。若中国革除掉那些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陋规和作法，如取消补贴和打破垄断，中国经济将有一个更快的发展，并且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增加。

这些文字读起来，怎么老觉得像是小学生作文：难道这些英国学者喝茶太少？

中国的问题中国人当然知道：西方人理解的市场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中国人嘴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更多的公平、自由、信息流通和对国家干预的制约，而这刚好和共产党作为（自我认定的）最先进的团体，作为（必须保证的）中国唯一的领导力量的政治要求违背。政治上不正确，其它的都是空谈，至少在现在的中国是。

理性而言，国家的发展总是需要时间和慢慢的积累，人的智慧也是在积累中变的成熟。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再愚笨的领导者也能从中体会出不少的感悟。有问题不怕，敢于正视、面对，再寻找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了。谁没有问题，谁不需要面对困境？人类都是从愚昧、野蛮时代走过来的，都是一步步进步的结果。

经济上的提升不容易，道德、文明、意识上的现代化，却更难，更需要时间，需要好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一代人做一代人能够做的事情，尽职尽责，就是伟大的领导者所为。问题是，有些红线是短期人力所不能为！被关在铁笼之中的人，你又能智慧到哪里？

作为新兴快速发展之中的国家，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更多，很多方面还有美国在五十年代时可以看到的影子，但却没有美国当年可以使用的手段。

比如说，收入上，今天中国的富人，多数也是以资本利得的形式实现，最主要的就是炒房发家。结果也是贫富不均而且还在快速的扩大化。当年美国靠税收拉高快速拉平，还带来随后十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却不可以。随后几十年面对的却很可能就是一个个炸弹：虚高的地产价格就是之一。地产税征收都只能象征性的，更别说对地产出售所得征收足够高的利润调节税，或者征收美国当年那么高的遗产税。即使不收，大量资本外逃已经成为头痛的问题。何况还有个一直在虎视眈眈的美国佬在看着、等着，从中国人那里捞更多的好处、便宜。

中国需要工会力量的强大，来保护普通劳工的基本权益：大量的“低端人口”还不得不面对被歧视的现实，苟延残喘的活着，接受命运的赋予。可是，任何强大团体的存在，首先危急的“应该”是共产党的专权？！

妇女权利的保护，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团体。共产党政府包办一切，结果是任何一方面都做的强差人意：妇女被歧视甚至是被明目张胆性侵的案例，依然随时随处可见，连精英群集的北京大学都不可避免。哪里来的平等人权，哪里来的人格保证。

有一点倒是可以和当年的美国比美甚至超过：性解放，个人欲望的肆意发泄。

感觉上，有个死循环在那里。谁能破解？

延伸阅读：

195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也不富裕

2008年10月17日 凤凰读书

50年代：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

1953年，《时代》杂志称，"唯有从鲜与记者谋面的民众那里，才能获得有关本国政治未来与经济方向的真实资讯"，并在这样的口号下派出一位特约编辑Alvin Joseph做一次全国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国。

他描绘的画面与1929年的美国大相径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个两级分化的国家，少数人极为富有，而大众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国则焕然一新。《时代》报道的开头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镇、最偏远的地域，美国都穿着一套非常繁荣的、中产阶级的衣饰……人们并没有变得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人从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两极对立的国家，占优势的右翼与做困兽之斗的左翼剧烈分化，而50年代的美国是个政治中庸的国家："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地一致。"工会已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稳定机构。农夫快活地告诉这位从《时代》杂志来的人，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位《时代》编辑的印象--美国已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并没有坚实的证据做支撑，但尽管如此，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印象。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 其批判战后美国价值观的著作取名为《丰裕社会》 (The Affluent Society) ，固然是讥讽之言，但其出发点仍然是肯定美国人大都能维持生计。几年之后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创作了《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以提醒人们，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很大的原因就是，贫困已不再是多数人的处境，并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势。

我们将要看到，有数据可以支撑这些观察家的观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一色彩要比20年代的美国要强烈得多，也要比今天强烈得多。尽管社会不公正仍无处不在(南方仍是隔离制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国，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妇女是普遍现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正在分享这个国家的繁荣成果，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与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20～50年代间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 (Great Compression)，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我们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曾像是虚无飘渺的幻梦，但随后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传统智慧认为，这虽不是好事，但却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的经历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的看法，它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

让我就此再多言几句。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的一条主要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可以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稍后我将探讨几种可能的解释。现在，先让我们对"大压缩"之后，即1955年左右的美国景象做一番更细致的审视。

中产阶级国家的画像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一些大厦或是早已被贱卖；或已被推平，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化住宅区腾出地盘；或已被改造，供各种机构使用(乡间俱乐部、疗养院、宗教静修所至今仍占据那里的很多大地产)。其他大厦已被送给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以免于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那些传奇地产死于谁手？"长岛的报纸《纽约日报》(Newsday)在剩余建筑的指南手册中问道。该报的回答大体正确："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维持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如果"黄金海岸"的大厦代表了"长镀金年代"的长岛，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长岛的，无疑是1947年动工的Levittown这一典型的战后郊区。

以今天豪宅的标准看，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当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双卧室户型只有750平方英尺的生活面积，没有地下室。但这些都是私人的、单栋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准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些房子建在郊区，说明普通家庭必定拥有私家车--1929年未毕如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莱维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将战争期间用于修造兵营的建筑技术应用到民房上。但莱维特之所以认定他修的房子会有大众市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急剧下移，而事实上，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富人在1929年拥有的购买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却远胜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比较20年代与5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美国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收集多少有关人们收入与开支状况的数据。当罗斯福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房恶劣、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时，他是在猜测，而不是宣读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对贫困做出正式的官方定义，更不用说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目进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国才给出了一个定义，以帮助林登·约翰逊总统确定"伟大社会"的目标。不过，尽管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从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确是显而易见的。

20年代与50年代之间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变穷：我们不是在谈论相对贫穷，即越来越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而是在谈论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人群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同时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

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战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到1955年，多于60多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即偿付住院治疗开销的保险。并且，由于联邦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的失业保险、为退休者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关键的福利措施，私人就业新获得的保障也增强了。

所以，相比于2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劳动者的境况要好得多，但经济精英的境况却变差了，并且就连美国劳动者内部的经济差距也缩小了。现有的数据表明，到20世纪50年代，不熟练及半熟练工人，例如装配线上的工人，与机械师等较熟练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缩小了。律师、工程师等受过正式教育的雇员相对于体力劳工的薪酬优势与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况也要低。

只有在能解释人的境况时，经济统计数字才是有用的。这些统计数字也的确讲述了一个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国社会巨大的经济民主化。

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钱享受体面的生活水准。我知道"体面"这个词有些模棱两可，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2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科技，这些科技创造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适与便利。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会对生活品质的粗劣感到惊骇，而且钱再多也无济于事。但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够高的收入，他会发现生活大体上是不错的。问题是，20年代的美国人大都过不上这种不错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适条件来说：美国大多数的乡下人仍然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而许多城市人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设施。洗衣机有了，但并非家家配备；私人汽车与私人电话也有了，但只有少数家庭拥有。1936年盖洛普机构预言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将大获全胜。盖洛普何以会犯下如此大错？它根据的是电话调查，而当时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住宅拥有家庭电话，而没有电话的人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到了5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美国乡下人依赖户外茅厕，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价公寓里，但这明显是少数。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70％的住宅都安装了电话。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府邸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传统上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 (并愤恨) 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卡迪拉克与雪福来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在人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富人怎么了？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体上是由他创立了现代经济统计学。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系统，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受所谓"无形之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人们常常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这是很不公平的)，今人已将这一自然周期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根据该理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一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十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剧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都流入一小群人手中--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

但是，虽然在20年代与50年代，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 (当前只有35％) ，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保罗•克鲁格曼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