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人性逻辑41.“应当”的强制性意蕴

从“想要”的原点出发，说明了“能够”和“可以”，还找到了“正当”的底线，人性逻辑是不是就到头了呀？答案就俩字：非也。因为迄今为止，除了顺口提到外，我们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说起，有关“强制性”的重要问题呢。

你看哦，从“想要”中直接引出来的自由意志、趋好避坏，都是些随意任性、从心所欲、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东西，看不到一丢丢被迫的痕迹。接下来的“能够”和“可以”呢，共通的意思也是“允许”，等于说同意了，批准了，放行了，答应了……，因此同样很难发现受逼的踪影，不是？

可是哈，“应当”以及“必须”，这两个也很日常的助动词，却让我们别有洞天地切肤体验到，现实远没有理想那么丰满，而是骨感得哪哪都痛。当然喽，它俩的意思差不多，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必须”的强制力度，通常要比“应当”高，可以说是大号的“应当”了。日常言谈里，人们也往往将二者混用，不太在乎它俩的区别，就像东北人无论啥情况，总喜欢说“那是必须滴”那样子，嗯哼。

严格讲，要到“道德元理”的系列，说起德性和法律的关系时，二者的差异才会变得鲜明起来：德性诉求的实质，首先是自己对自己说“应当”；法律诉求的实质，主要是这人对那人说“必须”；左翼均等主义的头号流弊，就是把德性的应当，硬说成是法律的必须。不过呢，现在还顾不了那么多，暂且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将两个助动词放在一块，统统当成强制性的表述来分析。

看到“应当”二字，我们立刻会想起，前面一直说的“应然”了，二者也的确有很深的渊源：想当年休谟这小伙，原创性地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问题，用的就是“是”与“应当”这俩词；所谓“实然”与“应然”，意思上虽然有点区别，但归根结底，也是从它俩那里延伸出来滴：“实然”仅仅围绕“事实”的描述打转转，“应然”则偏重于非认知方面，和“应当”有关的“价值”。

然而哦，休谟自己并没有分得这样子细，主要还是在广义上理解“应当”，把它等同于“价值”了，就像他同时把“是”等同于“事实”那样子。也因此，要是较真的话，这种等同其实有点不够精确：“价值”的领域要宽多了，包括了所有的好坏善恶，是非对错，评判诉求，等等等等；相比之下，严格意思上的“应当”，仅仅涉及其中带有强制性的一小部分诉求。

值得表扬的是，在这方面，中文的用词相当讲究：首先呢，“应当”明显和“正当”直接相关，表现在里面都有个“当”字。其次呢，“应当”的管辖范围，又比“正当”小了许多，不是泛指所有“可以”意思上的“正当”，而是单指“理应”意思上的强制性“正当”，所以才叫“应—当”。

正是“应当”比“可以”多出来的这点强制性，让它和“义务”成了同义词：如果说由于“正义”源于“正当”，“义”字其实对应于“当”字的话，考虑到“务必”和“必须”的意思一样一样滴，“务”字就对应于“应”字了，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任何一种“应当”，都构成了一项广义上的“义务”，如同“我应当认真学习”，“今晚你必须加个班”，“他应当扶老携幼”那样子。

大概由于这个缘故，西哲讨论义务的本质，也把它放在好对关系的框架里了。后果论还是老一套：“应当”在于做那些后果“好”或“更好”的事情，用休谟的话说就是，“要解决义务界限的争论，没有比弄清人类真正利益更可靠的途径了”；用摩尔的话说则是，“义务”只能理解成，“比其它任何可能的选择，都会在全宇宙产生更大之好的行为。”你看哟，口气多大呀，张口就是“全宇宙”，哇塞。

这样子说，自然有它的道理。拿“门被风吹开了，我应当起床关上”，这个西方哲学家也提过的日常义务来看，它肯定意味着，“关门”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有助于我挡风保暖，遮蔽隐私等等，不然我怎么会想到，“应当”做它呀？

可是喔，反思一下会发现，这里至少有两道难题：首先吧，既然“关门”对我来说是个值得意欲之好，按照趋好避坏的人性逻辑，我岂不是只会像老鼠掉进面缸里那样子，乐滋滋地“想要”这件事，哪里谈得上把它当成“义务”，命令自己“应当”把门关上呢？不管怎样，谁会被逼着去得到，自己意欲的好东西啊？

其次呢，如同前面讨论的“舍生取义”那样子，现实生活中，履行许多义务，非但得不到好处，反倒还会造成很坏的后果，以致人们只有采取“不计后果”的态度，才会觉得自己“应当”从事它们。这样子看，后果论单向度地依据“好”或“更好”解释“应当”，明显说不通咧，不是？

又是在后果论力不从心的第二点上，打着“义务”旗号的义务论抓住了把柄，一如既往地主张，“义务”就是无论后果“好”还是“坏”，你都“应当”去做的事情，因此不仅享有对“好”的优先性，而且还实质性地规定了“好”和“坏”。

康德大师正是这样子说滴：“善恶概念不可以先于道德法则得到界定，虽然道德法则好像要以善恶概念为基础；……道德法则首先规定了善的概念，让它完全配得上这个名称，并成为可能。”你看哟，他一边承认，道德法则建立在善恶概念的基础上，一边又强调，只有道德法则才能规定善恶的概念；你要是能从这样子模棱两可，颠来倒去的弯弯绕里面走出来，西式辩证法的智商一定很高，嗯哼。

不过哈，如同好对关系的情形一个样，义务论的马脚，还是在“义务来自哪里”这个要害上露出来滴：由于离开了好坏的内容去考察义务，它只好强调，义务之为义务，完全在于它们自身的某些形式属性，包括但不限于不证自明，可普遍化，合乎逻辑等等；用普里查德的话说就是，既然履行义务经常与满足爱好发生冲突，“从事某个行为的义务感，就绝对是非派生或直接的了。”

可是喔，反思一下会发现，这里至少有一道难题：单靠不证自明，可普遍化，合乎逻辑这些形式化的抽象属性，怎么就能让义务具有“应当”的强制力，逼着人们“违反”趋好避坏的人性逻辑，也要把“舍生赴死”这样子趋坏避好的行为，当成了必须的义务来履行啊？

要是回到“起床关门”的琐事上，事情还会变得有点滑稽呢：如果关门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值得意欲之好，我怎么可能说服自己，“应当”起床履行这个义务哇？它该如何普遍化，足以让人人都在类似情况下，觉得自己“应当”起床关门呀？倘若我就是赖床不起来，又是怎样违反了逻辑，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呢？

再拿罗斯的直觉论来说，要是不仅救死扶伤和守诺履约这两种义务本身，而且他用前者压倒后者的做法，都是不证自明的，具有所谓的“显见”特征，一看就能明白，那他该如何说服别人，也照这样子做呀？要是我宣布，我宁肯去见朋友，却不愿救伤者的做法，也是出于我自己不证自明的直觉，他又该怎样证明，我的做法错了，他的做法才是对的呢？压根不可能，不是？

理解了后果论与义务论各执一词，互相残杀的困境，也就容易理解浅人的窘态咧：当年为了寻找答案，俺老汉专门拜读了西方某些当红人物，关于义务的专题论文，留下来的总体感觉是，云山雾罩，云里雾里，云雾山中，头都绕晕了，还是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怪自己生性愚笨，以及脑子不太好使，嗯哼。

其实吧，理论上说不清道不明，还不算最要命的麻烦；最要命的是，某些大师的大话空话，听起来美妙无比，却又绝对的抽象空洞，一丢丢的地气都不接，完全没法子付诸实施，也就是丝毫不具备，前面说的“能操作性”。

首当其冲的，就是康德的那条绝对命令了：“你应当只依据，那种你同时也能意欲它，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行事。”这里主张的“可普遍化”，看上去不仅理性，而且平等，对每个人都适用，可要是一较真呐，问题就来咧。

比方说，要是你考虑是不是“应当”履行，和对象结婚的“义务”问题时，不像罗斯爵士那样子，诉诸不证自明的个人直觉，而打算参照康德大师的这条命令，工作量或许就有点大啦：既然你俩的个人情况，恋爱经历等等，世上很难找到第二对差不多的了，你又如何依据可普遍化的理性原则，回答这个问题呀？不妨从这里反思，他老先生为什么终身未婚，一辈子打光棍的头号深层原因：木有把人性的逻辑搞搞清楚，沉溺在教条主义的糊涂日子里，实在害死人哎，不是？

位居其次的，则是摩尔说的“在全宇宙产生更大之好”：要是面对罗斯爵士的困境，我同样不想动用不证自明的个人直觉，而准备采取摩尔大师的这个标准，就不再是工作量大小的问题咧，倒更接近于天方夜谭了，因为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谁还有那个闲暇的工夫，以及天才的能力，慢慢细心计算，到底是救死扶伤，还是履约守诺，更能增加“全宇宙最大可能总量的好”啊……

说破了，效益主义鼓吹的“最大多数的最大福祉”，作为左均口号的典型代表，最严重的流弊也在这里啦：听起来不是一般的高大上，可只要一付诸实施，立马成了浪漫空想的乌托邦，永远实现不了，反倒忽悠起人来，是把好手，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