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人性邏輯41.“應當”的強制性意蘊

從“想要”的原點出發，說明了“能夠”和“可以”，還找到了“正當”的底線，人性邏輯是不是就到頭了呀？答案就倆字：非也。因為迄今為止，除了順口提到外，我們還沒有正兒八經地說起，有關“強制性”的重要問題呢。

你看哦，從“想要”中直接引出來的自由意志、趨好避壞，都是些隨意任性、從心所欲、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的東西，看不到一丟丟被迫的痕跡。接下來的“能夠”和“可以”呢，共通的意思也是“允許”，等於說同意了，批准了，放行了，答應了……，因此同樣很難發現受逼的蹤影，不是？

可是哈，“應當”以及“必須”，這兩個也很日常的助動詞，卻讓我們別有洞天地切膚體驗到，現實遠沒有理想那麼豐滿，而是骨感得哪哪都痛。當然嘍，它倆的意思差不多，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必須”的強制力度，通常要比“應當”高，可以說是大號的“應當”了。日常言談里，人們也往往將二者混用，不太在乎它倆的區別，就像東北人無論啥情況，總喜歡說“那是必須滴”那樣子，嗯哼。

嚴格講，要到“道德元理”的系列，說起德性和法律的關係時，二者的差異才會變得鮮明起來：德性訴求的實質，首先是自己對自己說“應當”；法律訴求的實質，主要是這人對那人說“必須”；左翼均等主義的頭號流弊，就是把德性的應當，硬說成是法律的必須。不過呢，現在還顧不了那麼多，暫且籠而統之，大而化之，將兩個助動詞放在一塊，統統當成強制性的表述來分析。

看到“應當”二字，我們立刻會想起，前面一直說的“應然”了，二者也的確有很深的淵源：想當年休謨這小伙，原創性地提出了“事實”與“價值”的問題，用的就是“是”與“應當”這倆詞；所謂“實然”與“應然”，意思上雖然有點區別，但歸根結底，也是從它倆那裡延伸出來滴：“實然”僅僅圍繞“事實”的描述打轉轉，“應然”則偏重於非認知方面，和“應當”有關的“價值”。

然而哦，休謨自己並沒有分得這樣子細，主要還是在廣義上理解“應當”，把它等同於“價值”了，就像他同時把“是”等同於“事實”那樣子。也因此，要是較真的話，這種等同其實有點不夠精確：“價值”的領域要寬多了，包括了所有的好壞善惡，是非對錯，評判訴求，等等等等；相比之下，嚴格意思上的“應當”，僅僅涉及其中帶有強制性的一小部分訴求。

值得表揚的是，在這方面，中文的用詞相當講究：首先呢，“應當”明顯和“正當”直接相關，表現在裡面都有個“當”字。其次呢，“應當”的管轄範圍，又比“正當”小了許多，不是泛指所有“可以”意思上的“正當”，而是單指“理應”意思上的強制性“正當”，所以才叫“應—當”。

正是“應當”比“可以”多出來的這點強制性，讓它和“義務”成了同義詞：如果說由於“正義”源於“正當”，“義”字其實對應於“當”字的話，考慮到“務必”和“必須”的意思一樣一樣滴，“務”字就對應於“應”字了，所以我們有理由說，任何一種“應當”，都構成了一項廣義上的“義務”，如同“我應當認真學習”，“今晚你必須加個班”，“他應當扶老攜幼”那樣子。

大概由於這個緣故，西哲討論義務的本質，也把它放在好對關係的框架里了。後果論還是老一套：“應當”在於做那些後果“好”或“更好”的事情，用休謨的話說就是，“要解決義務界限的爭論，沒有比弄清人類真正利益更可靠的途徑了”；用摩爾的話說則是，“義務”只能理解成，“比其它任何可能的選擇，都會在全宇宙產生更大之好的行為。”你看喲，口氣多大呀，張口就是“全宇宙”，哇塞。

這樣子說，自然有它的道理。拿“門被風吹開了，我應當起床關上”，這個西方哲學家也提過的日常義務來看，它肯定意味着，“關門”對我來說，是件好事，有助於我擋風保暖，遮蔽隱私等等，不然我怎麼會想到，“應當”做它呀？

可是喔，反思一下會發現，這裡至少有兩道難題：首先吧，既然“關門”對我來說是個值得意欲之好，按照趨好避壞的人性邏輯，我豈不是只會像老鼠掉進麵缸里那樣子，樂滋滋地“想要”這件事，哪裡談得上把它當成“義務”，命令自己“應當”把門關上呢？不管怎樣，誰會被逼着去得到，自己意欲的好東西啊？

其次呢，如同前面討論的“捨生取義”那樣子，現實生活中，履行許多義務，非但得不到好處，反倒還會造成很壞的後果，以致人們只有採取“不計後果”的態度，才會覺得自己“應當”從事它們。這樣子看，後果論單向度地依據“好”或“更好”解釋“應當”，明顯說不通咧，不是？

又是在後果論力不從心的第二點上，打着“義務”旗號的義務論抓住了把柄，一如既往地主張，“義務”就是無論後果“好”還是“壞”，你都“應當”去做的事情，因此不僅享有對“好”的優先性，而且還實質性地規定了“好”和“壞”。

康德大師正是這樣子說滴：“善惡概念不可以先於道德法則得到界定，雖然道德法則好像要以善惡概念為基礎；……道德法則首先規定了善的概念，讓它完全配得上這個名稱，並成為可能。”你看喲，他一邊承認，道德法則建立在善惡概念的基礎上，一邊又強調，只有道德法則才能規定善惡的概念；你要是能從這樣子模稜兩可，顛來倒去的彎彎繞裡面走出來，西式辯證法的智商一定很高，嗯哼。

不過哈，如同好對關係的情形一個樣，義務論的馬腳，還是在“義務來自哪裡”這個要害上露出來滴：由於離開了好壞的內容去考察義務，它只好強調，義務之為義務，完全在於它們自身的某些形式屬性，包括但不限於不證自明，可普遍化，合乎邏輯等等；用普里查德的話說就是，既然履行義務經常與滿足愛好發生衝突，“從事某個行為的義務感，就絕對是非派生或直接的了。”

可是喔，反思一下會發現，這裡至少有一道難題：單靠不證自明，可普遍化，合乎邏輯這些形式化的抽象屬性，怎麼就能讓義務具有“應當”的強制力，逼着人們“違反”趨好避壞的人性邏輯，也要把“捨生赴死”這樣子趨壞避好的行為，當成了必須的義務來履行啊？

要是回到“起床關門”的瑣事上，事情還會變得有點滑稽呢：如果關門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值得意欲之好，我怎麼可能說服自己，“應當”起床履行這個義務哇？它該如何普遍化，足以讓人人都在類似情況下，覺得自己“應當”起床關門呀？倘若我就是賴床不起來，又是怎樣違反了邏輯，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呢？

再拿羅斯的直覺論來說，要是不僅救死扶傷和守諾履約這兩種義務本身，而且他用前者壓倒後者的做法，都是不證自明的，具有所謂的“顯見”特徵，一看就能明白，那他該如何說服別人，也照這樣子做呀？要是我宣布，我寧肯去見朋友，卻不願救傷者的做法，也是出於我自己不證自明的直覺，他又該怎樣證明，我的做法錯了，他的做法才是對的呢？壓根不可能，不是？

理解了後果論與義務論各執一詞，互相殘殺的困境，也就容易理解淺人的窘態咧：當年為了尋找答案，俺老漢專門拜讀了西方某些當紅人物，關於義務的專題論文，留下來的總體感覺是，雲山霧罩，雲裡霧裡，雲霧山中，頭都繞暈了，還是不知道他們究竟說了些什麼，只怪自己生性愚笨，以及腦子不太好使，嗯哼。

其實吧，理論上說不清道不明，還不算最要命的麻煩；最要命的是，某些大師的大話空話，聽起來美妙無比，卻又絕對的抽象空洞，一丟丟的地氣都不接，完全沒法子付諸實施，也就是絲毫不具備，前面說的“能操作性”。

首當其衝的，就是康德的那條絕對命令了：“你應當只依據，那種你同時也能意欲它，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行事。”這裡主張的“可普遍化”，看上去不僅理性，而且平等，對每個人都適用，可要是一較真吶，問題就來咧。

比方說，要是你考慮是不是“應當”履行，和對象結婚的“義務”問題時，不像羅斯爵士那樣子，訴諸不證自明的個人直覺，而打算參照康德大師的這條命令，工作量或許就有點大啦：既然你倆的個人情況，戀愛經歷等等，世上很難找到第二對差不多的了，你又如何依據可普遍化的理性原則，回答這個問題呀？不妨從這裡反思，他老先生為什麼終身未婚，一輩子打光棍的頭號深層原因：木有把人性的邏輯搞搞清楚，沉溺在教條主義的糊塗日子裡，實在害死人哎，不是？

位居其次的，則是摩爾說的“在全宇宙產生更大之好”：要是面對羅斯爵士的困境，我同樣不想動用不證自明的個人直覺，而準備採取摩爾大師的這個標準，就不再是工作量大小的問題咧，倒更接近於天方夜譚了，因為處在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誰還有那個閒暇的工夫，以及天才的能力，慢慢細心計算，到底是救死扶傷，還是履約守諾，更能增加“全宇宙最大可能總量的好”啊……

說破了，效益主義鼓吹的“最大多數的最大福祉”，作為左均口號的典型代表，最嚴重的流弊也在這裡啦：聽起來不是一般的高大上，可只要一付諸實施，立馬成了浪漫空想的烏托邦，永遠實現不了，反倒忽悠起人來，是把好手，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