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派正經63. 羅爾斯撇開了人倫衝突，論證不了“權益的優先性”

話又說回來哎，雖然草台夠大，但畢竟著名呀，爾斯兄還是有些，精闢洞見滴，首屈一指的深刻命題，就是“正當優先於好”，俗話或曰“權益優先於善”，以及相關的自由原則了，對於淺人當年，把批儒家推向，更深入的層次，也有決定性的啟發效應，所以理當毫無保留地，在此坦率承認。感恩。

感恩之後呢，照舊是逮哪批哪：首先哦，羅大佬並沒有，如同俺老漢這樣子，將“priority of right over good”的命題，區分成人性邏輯與道德元理，兩個不同的層面，而是一口不鴛鴦的火鍋，合一塊兒燉出來咧。當然嘍，考慮到英文裡，只有個“right”，不像漢語還能分出個，“正當”與“權益”來，這樣子的混沌一體，倒也是個小case，無傷大局，不足掛齒。咽了。

其次哦，讓case大了一點兒的是，如同上一篇所曰：老羅為了讓，尊重權益的自由原則，具有放之四海的普適性，堅持將它從憑空亂想，窟窿百出的無知之幕中，“通過推理一步步演繹出來”，結果適得其反，倒釜底抽薪地掏空了，它的現實基礎。事實上，沉溺於理性精神中的大俠，對此並不否認，反倒公開指出：遵循契約主義模式，圍繞正義原則達成的協議，“必須被看成，既是假設性的，又是非歷史的。……至於它能否實際達成，無關宏旨。”小菜。

如此飄逸超脫，絕對令人眼羨；問題僅僅在於，像這樣子遠離日常生活，單靠虛臀式的思想實驗，抽象演繹出來，卻不關心它能不能，實際達成的正義原則，怎樣才能影響到普通人，讓他們基於自己的生活經驗，不僅欣然接受，而且貫徹落實，最終在現實社會中，形成合乎正義的人倫秩序呀？脫節。

最後哦，把小case變成了，大案要案的是，恰恰由於不接地氣的緣故，羅爾斯只是站在，義務論的立場上，直接端出了上述洞見，卻未能基於，好好衝突的要害情結，深入論證一點：正當或權益，為什麼會比好或善，更有實質優先性，結果啟發之餘，又給當年的俺老漢，留下了一小塊，原創性的地盤。謝過。

本來麼，《正義論》1章1節，剛開門便指出：“如果說真理是思想體系的第一德性，正義則是社會制度的第一德性。一種不真的理論，哪怕再精緻簡潔，也必須拒絕或修正；同樣道理，一種不義的法律制度，哪怕再有條有理，也必須改造或廢除。”

緊接着大師就將，“好（善）”“正當”“自由”“正義”“不可侵犯”等，一大串重要概念，連成了一體，莊嚴宣布：“每個人都有某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就算打着社會整體利益的旗號，也不能隨意逾越。所以哦，正義否認下面的做法是正當的：為了某些人享有更大的好，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作為人類活動的第一德性，真理和正義，統統不妥協。”

這些話乾脆利落，一點不拖泥帶水，只可惜擺出了，這些洞見後，爾斯兄並木有展開論證，具體揭示這種優先性的所以然，而是掉過頭去，基於無知之幕，這種純粹假設的原初狀態，概括性地介紹，正義兩原則去了，結果嚴重忽視了，現實中的人倫衝突，對於權益和正義的優先性，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不錯吔，討論正義的條件時，大哲也反覆提到，由於資源稀缺，引發的糾結局面：人們之間既有利益一致，又有利益衝突，所以才讓彼此合作，變得既可能、又必要了。尤其值得稱許的是，他還有一段話，點出了人際衝突的重要角色：如果壓根不存在，個體和團體之間的利益衝突，人們就沒必要訴諸，正當和正義原則了，因為“一個沒有彼此衝突的需要，人們的所有需求，都能自然而然地，和諧並行的社會，……排除了必須訴諸，正當和正義原則的理由”。

此外呢，批判效益主義，把正當歸結為好的，目的論（後果論）見解時，他甚至提到了，避壞止害的前提效應：“木有理由認為，人們為了達成，更滿意的淨餘額，可以默許對自己的不斷傷害。” 難得。

可是吧，話都說到這份上了，老羅在自己的鴻篇巨著中，卻還是不肯花點篇幅，基於現實衝突的要害情結，揭示“正當何以必要”的原因，結果逼着淺人，不得不親自出手，論證人性中的，那條語義邏輯：遇到沒法兼得的好好衝突，人們必須展開權衡比較，做出取捨選擇，不惜捨棄次要好，也應當確保重要好，以免自己遭到，“不可接受”的嚴重損害，所以一定會訴諸，拿“可不可以接受”，作為評判標準的“正當”原則。

靠着類似的機制，“rights（權益）”才從“right（正當）”演變過來：人倫衝突中，如果某人覺得，某個行為不會給自己或別個，造成不可接受的嚴重傷害，他就會認為，這行為是“正當（對）”的，人們擁有從事，這行為的“權益”，不然則會認為，這行為是“不正當（錯）”的，人們沒有從事，這行為的“權益”，誰要是從事了，就等於侵犯了，自己或別個的“權益”。

於是乎，廢話一句地講：“權益”就是指，人們在道德領域，不可受到侵犯，應當得到尊重的，“正當”資格或地位。舉個例，我當你的面吸煙：你要是覺得，這樣子的傷害，可以接受，就意味着你認為，我吸煙是我的權益，所以你也不會干預；反之呢，你要是覺得，這樣子的傷害，不可接受，則意味着你認為，我吸煙侵犯了你的權益，等於道德上不尊重你，所以你會設法阻止。

也是靠着類似的機制，“正義”才與“正當”和“權益”，形成了沒法分割的關聯：當且僅當某人發現，自己或別個，“正當”擁有的“權益”，受到了侵犯（亦即遭遇了，“不可接受”的人倫傷害），他就會基於“正義感”，產生“義憤”，或者發表譴責的言論，或者從事抗爭的行為。

相比之下哈，對那些只是少了些，慷慨、勇敢、節儉等高尚德性，而沒有造成，嚴重傷害的人倫行為，人們儘管也會，產生不滿反感，卻很少形成，滿腔子的義憤，尤其不會想到，動用強制他律的手段，維護自己或別個的正當—權益。

澄清了這一點，至關緊要的重大區別，大佬沒說出所以然來的，那個清晰命題：“權益優先於善”，就能得到同義反覆的論證啦：雖然“權益”本身，也是個道德“善”（否則的話，它遭到侵犯，就不會造成“傷害”了），但在沒法兼得的衝突境遇下，它具有的“權重”，亦即在“權”衡博弈中的“重”要性，卻實質性地超出了，其他所有的道德善，以及非道德的好，以致人們不惜捨棄，所有這些善好，也要優先維護，這個特定的道德善。

最簡單的例證，就是“捨生取義”啦：對於幾乎所有人來講，幾乎所有情況下，活着都是個，最重要的好，可某些情況下，某些人卻會覺得，自己或別個的自由權益，遭到了沒法忍受的侵害，因此哪怕豁出命來，不惜付出死的代價，也必須捍衛正義，這個作為底線的道德善，俗話或曰“不自由，毋寧死”，嗯哼。

這樣子觀，爾斯兄其實只差了一步：雖然意識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利益衝突，對於人們訴諸權益和正義，具有的前提意義，卻為了賦予它們，抽象理性的普遍性，寧願將它們建立在，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這類非歷史的貧乏假設上，卻就是不肯憑藉，現實的人際衝突，論證它們何以會對，人們意欲的其他任何好，包括幫助弱者這種德性善，具有實質上的優先性。

於是乎，他也在其他問題上，成了個失足老年：頭一個呢，如同《人性邏輯》34節所講，由於未能強調，好好衝突的前提效應，大咖木有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儘管正當在衝突中，實質性地優先於好，但從正當只能在，好好衝突中形成，並且原本也是一種，高權重之好的角度看，好又在邏輯上先於正當，以致離開了好好衝突，就壓根談不上，正當不正當了。

第二個呢，要嚴重多啦：由於未能強調，人倫衝突的前提效應，大佬木有看到，權益和正義的底線功能，統統在於並且僅僅在於：防止不可接受的人倫傷害，亦即通常說的“不可害人”，結果在“尊重每個人權益”的自由原則之外，又給“滿足弱勢者需要”的差別原則，也貼上了“正義”的標籤。

乍一看，這樣子錦上添花，非但沒毛病，反倒蠻高尚。不過哈，恰恰由於忽視了，人倫衝突的前提效應，這種將“一以止”的正義，弄成“二元化”的論調，會在表面的圓融和諧中，導致理論上荒謬，實踐中扭曲的雙重惡果：一旦在衝突情況下，把尊重權益與滿足需要，都當成正義原則來實施，勢必陷入它倆，相互否定的尷尬悖論，以致不管人們怎麼做，最終都會處於，要麼這方面不義，要麼那方面不義，反正總有不義，兩頭不落好的窘迫境地。

說白了，正因為在二元化中，割斷了尊重權益與不可害人之間，原本不可分割的關聯，羅爾斯才將自覺認同的“自由主義”，轉型成了不自覺的“均等主義”，不僅附和了，受到扭曲的“人權（human rights）”理念，而且也開啟了，新興的“全球正義”思潮，用自己的聲威，背書了二者共享的，將“尊重權益”，還原為“滿足需要”的異化意向，誤導的作用，那是相當的大，嗯哼。

淺人有個小註：十多年前，頭一篇批大牌的拙文，雖然揭示了，他漏掉“不可害人”的致命缺陷，卻沒能指出，他將“尊重權益”，混同於“滿足需要”的左均轉向，結果延誤了五六年，可見俺老漢的腦子，真的不大好使。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