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勤而不富（2）：學院派的分析

關於中國人為什麼勤而不富的話題，我查了一下網絡，發現已經有不少的論述。其中，在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好像是陳志武先生的幾次分析。

那麼，我們就先來看看這些“學究們”基於書本上的理論所進行的分析吧。

在這之後，我再慢慢的沿着我個人的思路來展開我的分析和思考。

這個主題涉及的內容太大，很多分析初看起來好像也很有道理，至少是沒有錯，但是，問題是，這些分析到底是不是擊中了核心和要害？就像郎咸平給中國企業的指導意見一樣，那些大而空的傢伙，你在花費巨大代價之後，如果獲得的，只是娛樂性的效果的話，那麼，你至多只是一個好像清醒的醉中人。

對於陳志武先生的分析，作為“國家的先生”，很多話，你是不可能從他口裡聽到的，即使他自己明白，他也不可能朝那種方向去思考，更不可能將那種思考說出來。

下面是三篇相關的文章，在經濟學教授看來，應該是很到位的。

至於是不是有價值，價值有多大那麼，那就得看各位自己是在怎麼樣理解了。

 為什麼中國人勤而不富？（1）：中國人不富！

為什麼中國人勤而不富（3）：奴隸與主人

中國人為何勤而不富

 2011-12-31， 陳志武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國GDP相當於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約16%。跟印度相比，1980年時中國人均GDP約是印度的2/3，1990年時，兩個國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後中國人均GDP開始超過印度，今天中國人均GDP幾乎是印度人均GDP的兩倍。

　　但是在這個成就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結構上的問題。

　　先看消費。1952年中國民間消費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美國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國民間消費相當於當時GDP的45%，但到最近，這個比例卻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從計劃經濟時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約30%。如果將預算之外的政府稅收與開支也算入，會更明顯。

　　再看收入。《人民日報》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講到，從1993年到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從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個百分點。而《新京報》做過一個估算，數字更為驚人：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從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點36.7%，22年的時間內下降了20個百分點。這些數字跟我們生活中觀察到的現象是比較一致的，即勞動者收入占總體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

　　曾有兩個美國人寫過一篇關於中國製造業、就業和報酬變化情況的論文。他們估算，中國製造業工人一小時的薪酬，大約相當於美國同行業工人一小時薪酬的3%；跟中國最接近的是菲律賓，其製造業工人報酬差不多是美國製造業工人的6%；墨西哥約是美國製造業工人的12%。很多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的競爭優勢，勞動力成本很低，而且勞動力數量大。但是到今天，這個優勢是不是還有必要再維持下去？如果再維持下去，這個優勢勢必變成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長久劣勢，因為勞動力成本長久低廉的結果會抑制許多其他良性發展，包括格殺技術創新的動力。

　　工資增長落後於GDP增長

　　我們先考察一下職工工資的變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第一，1978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不包括各種福利、退休保障、醫療保障等非工資內容）相當於當時GDP的15.5%，但到2008年，這個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國營單位工資總額約為當年GDP的13%，現在則下降到6.1%；第三，城鎮集體企業職工工資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現在的1%，這說明鄉鎮企業在過去十多年裡越來越被擠壓，鄉鎮企業的空間越來越小；第四，31年時間內，民營企業的工資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國有、非集體企業的工資總額大約接近GDP的5%，而這在1978年基本上等於零，但是這一增量還是沒法改變總體勞動收入占GDP之比越來越低的趨勢。

　　事實上，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職工平均勞動工資的增速總是比GDP增長速度低。根據我的計算，這段時間內，工資總額每年的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平均要慢3.8%。

　　除中國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國家存在類似現象呢？2007年，美國勞工部一篇研究論文對不同國家製造業單位小時的報酬做了一個系統比較。我根據他們的數據做一些分析後發現，1996年到2007年這12年間，亞洲國家製造業勞動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長，將這個增長速度減以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後會發現，勞動工資的增速比這些國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個百分點。當然，這個增速還是好於中國的情況。

　　歐洲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從1996年到2007年，這些國家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長，高於GDP的增速。北美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收入在這段時間內，按照大約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亞洲國家的情況要好一些。

　　經濟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間

　　為什麼亞洲國家普遍存在製造業工人工資增速低於GDP增速的現象呢？我們可以從基本經濟制度找原因。

　　首先是經濟自由度、勞工權益和民權保護度。美國有一家民間機構叫Freedom House，從1977年開始對各國的政治權利、個人權利、經濟權利以及新聞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時被評為的24個自由社會國家，其製造業工人的工資從1996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長，平均比這些國家當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個部分自由的國家，其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比GDP增長落後2.7%。經濟自由度越高，政府對民間權益壓抑越低的國家，他們的勞工工資增長速度越能夠跟GDP同步，甚至能超過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國家數據都不公開，所以無法比較。

　　如果以創業自由度將這些國家分類，也會看到創業自由度最低的國家，其勞動者收入增長的速度相對最慢，而創業自由度最高的社會正好相反。

　　具體看中國的情況，經濟自由度和創業自由度是怎麼影響勞動收入的增長空間呢？

　　行業壟斷就是一種經濟不自由的具體表現，對於整個社會勞動工資的增長空間、勞動力需求，包括農民工的就業選擇都有着深遠且負面的影響。目前在中國，銀行、電信、石油、能源等行業，私人、民企仍然不能進入。這是一種經濟上的不自由、創業上的不自由。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只要是市場經濟，就不存在國企、民企、私人的差別，整個經濟只要是按照市場供求關係、按照價格來決定資源配置，那麼國企可以競爭，民企可以競爭，私人也可以競爭。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如果是國企，其背後的股東可以重新立法、解釋法律、改變法律、改變遊戲規則。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們享受同樣的權利。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會整體勞動收入的增長。

　　對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工，“農民工”身份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歧視性安排，還限制了他們的就業空間、居住空間和權益空間。國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鄉鎮企業高出不少。國企壟斷資源包括對銀行貸款、證券融資機會的壟斷，最終抑制民企空間，壓縮民企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一旦就業機會被壓低，工人的勞動收入就不會有更好的增長空間，農民工的就業空間就最少，薪水談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學者討論自由工會權利和罷工權利的話題，他們說富士康提供的條件、工資收入比其他外資製造企業或是民企還是好很多。這是必須要承認，同時也要表揚的事實。但我要說的是，不要脫離開整個社會背景來看問題。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這些農民工，局部來看，他們如果不喜歡可以辭職離開。在微觀層面，市場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強，自由契約的性質也明顯。但如果放在整個社會環境看，為什麼有這麼多農民工？為什麼這些農民工的談判地位這麼低？就是因為他們是農村戶口，不能像城裡人那樣去競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製造業企業中做選擇。只有將城鄉差別進一步減小，他們才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他們的談判地位才會更高，總體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時國企職工的人均報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後，隨着“國進民退”程度上升，國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樣水平在增長。但集體企業、集體單位的人均收入維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現在，國企職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體企業人均收入的2倍，這個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國企就業崗位的溢價。

由於城鎮戶口制度、身份的差別，即使所在行業一樣，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經濟的不自由、遷徙的不自由，所帶來的就業、創業空間的區分，使農民工跟富士康等企業談判、議價時所處的地位非常不一樣，讓農民工沒有其他選擇。

　　此外，經濟不自由、創業不自由的表現，還可從行政管制的角度來理解。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視性政策，由此帶來勞動者選擇空間、談判地位的大差別。尤其在金融危機衝擊之後，對於加強管制，政府運用權力進行擴張比以前的空間大了很多。

　　以糧食安全為例，前段時間大蒜價格猛漲，要國務院出面，由發改委將大蒜價格管制起來。這令人無法理解，這和糧食安全並沒有太大關係。我老家湖南茶陵生產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區，如果大蒜價格可以自由地上漲的話，對我老家的農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於“糧食安全”以及為了保護城市居民的利益，就限制了大蒜價格。其實，像大蒜這樣的東西，政府根本沒有管制價格的理由，因為它跟大米、麥子、玉米完全不一樣，即使一個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糧食安全沒有聯繫，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來說，即使有糧食安全的問題，價格自由上漲也可以激勵農民多生產，實現未來的糧食安全。目前的舉措是逼着更多農民放棄種田，逼着更多農民變成農民工，都去富士康競爭找工作，讓每個農民工失去談價的地位。

　　從本質上說，為了糧食安全限制農民的種植選擇空間，同時又逼着他們以低價賣出農產品，這是侵犯農民的經濟自由，犧牲他們的權益，這種做法從根本上跟原來農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徵稅過多既不利民富也傷害內需

　　勞動收入增長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徵稅過多。政府所得和開支太多，必然會妨礙勞動收入的增加。

　　根據對三十幾個國家政府開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變化做研究，發現政府開支有增長的國家，其工人工資平均增長速度接近3%，而政府開支減少最多的國家，勞工工資收入增長最多，平均年增長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開支沒減少反而增加的國家，他們的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國的情況同樣也能說明這一點，特別是今年前5個月，按照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國家財政稅收同比增長了30.8%。過去四五年，國家財政稅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個大餅，政府這邊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間得到的那一份越少。從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貨膨脹率，國家財政稅收累計增長了6.7倍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1.7倍，而農民才增長了1.2倍。

　　1978年，整個國家的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時下降到最低點，財政稅收相當於1.5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開放的頭十幾年，確確實實在往小政府方向發展。但是到2009年，我計算了一下，財政稅收是3.9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裡做的計算只包括預算內的財政收入，還不包括土地銷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國企賺到的利潤。

　　如果以農民的純收入作為基數，2009年財政稅收接近6萬億人民幣，等於是13.8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整個中國的農民數量還沒有那麼多，這本身更說明政府得到的錢是多麼的離譜。

　　如果徵稅權力不受限制的話，最後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只會繼續下降，就無法改變這個局面。國有資產和國企股權使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資產升值，絕大部分由政府獨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該有的財富效應。國有經濟體制是老百姓財產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國，其民間消費占GDP比在同樣的六十年內一直是上升，政府開支在下降，和中國正好相反。

　　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憲政改革，不對徵稅權進行根本性制約，不對國有資產進行民有化改革，那麼，政府得到的只會繼續越來越多，民間得到的會越來越少，勞動者的所得份額只會越來越少。沒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這個趨勢就很難改變，如果這個趨勢不改變的話，就意味着不僅僅更多農民只能做農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額也會越來越少。

　　金融不自由壓制創業空間

　　金融不自由也會抑制勞動收入的增長。根據對三十幾個國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變化的數據，會發現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國家，勞工工資增長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長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沒有什麼變化，甚至加強的國家，勞工工資增長速度不僅最慢，而且也比這些國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認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減少，會幫助華爾街的人賺更多的錢，讓他們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進行金融戰爭，將民間社會的利益轉移到他們的手裡。但實際不是這樣，關於金融管制的話題，很多人將這一湖水攪得越來越渾濁。

　　以引發美國金融危機的美國次級貸款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華爾街公司，通過住房貸款的衍生產品賺了很多錢，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沒有這些金融市場的深化發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買房子的資金不會那麼多。如果沒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產品的深化發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須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沒有這樣的金融創新，住房貸款的成本比實際付的會更高。

　　為什麼金融管制越嚴越死，最後做出犧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還是年輕人呢？因為金融服務的供給方是華爾街，而對住房按揭貸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階層。如果你很有錢，可能根本不用這些產品，照樣能買到房子。而對於年輕人來說，未來的收入流很長，但是現在的現金最少，所以對按揭貸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貸款的供應越多，年輕人和中低收入階層就越可享受到好處。金融管制越嚴，這些衍生產品就越不會推出來，最終付出代價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個人。

　　在中國，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到目前為止，國有銀行及國有金融機構壟斷了各種金融業務。這種壟斷也導致金融資源、融資機會主要為國企服務。這又意味着金融行業發財致富的機會一邊倒，不管是農村有能力的農民，還是城市裡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夠得到的金融支持會越來越少。這也反過來抑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包括農民發展民營企業的空間。這還會產生另外一個負面效果，就是讓農村年輕人在本地、本鎮周圍能找到的工作機會不像本來應該有的那麼多。逼着他們都背井離鄉，降低他們的就業起點。

另一個表現是對民間金融的禁止，特別是對農村民間金融的抑制。現在可能慢慢有一點放開，但還是非常有限，特別是土地制度的不靈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做得越來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權可用來做抵押借貸，或其他資本化運作，但是後來發現，颳風打雷多，雨卻沒有下來。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迫使農民要麼選擇種田，要麼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權，包括農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來資本化融資的空間，農民得到這些資金的支持後，他們可以進城創業或在本地創業，選擇空間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實際上他們還沒有這樣的選擇。在城市裡可以將房子拿來進行抵押貸款，也可以將房產證用來做資本化，跟別人一起做生意。但是，農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卻不能做這樣的資本化、金融化運作，這是另外一種城鄉歧視，使得農民的選擇空間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樣，要小很多。

　　國有經濟比重過高老百姓分享好處有限

　　國有制經濟比重的高與低，對於民間消費、民間收入有多大的影響呢？我將70個國家按照1980年時國有企業占GDP的比重分為五等分組。統計研究發現，從1980年到2003年，國有經濟比重最少的這一組國家，也就是私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國家，民間消費對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老百姓的消費會增長0.96%。而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民間消費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觀經濟學裡一個很典型的模型，一個家庭、一個個人，每天可以花的錢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得到，第一個是勞動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國有經濟比重比較高的社會，勞動收入隨着GDP增長而增長的程度被壓抑很多。第二個是資產的升值即財富效應，也就是土地隨着經濟增長而價值上升，企業的產權、股權也會因為GDP的增長而上升。第二個收入渠道就是資產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個國家如果是以國有制為主，第二個渠道是被封起來的，也就是說土地可以增值，企業的產權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權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為這些股權、這些土地，還有其他資源的產權都是屬於國家的，所以這些土地的增值、股權的增值、資產的增值，主要是國家享有，而不會轉化為民間資本和收入。

　　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經濟增長帶來的增值，對於這些國家的老百姓總體收入增長的貢獻不會太高，因為這些國家的主要資產是國家擁有，而不是民間擁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私有經濟比重越高的這些國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錢，實際做出的消費，會對GDP的增長速度會更加的敏感，分享經濟增長好處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會比國有制安排之下的社會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夠通過私有產權和勞動收入來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但是如果是國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難會看到這一點。

　　勤勞而不富有的怪圈

　　為什麼中國人勤勞不富有，我曾試圖回答這個問題。1998年時我計算了幾個國家的勞動者在當年工作的小時數量，當時我的估算是中國工人2200小時。一個星期工作40小時，再乘上52個星期。工作小時最少的是荷蘭人，1350小時，一年度假的時間很多。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工人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還要快，跟中國的情況完全是反過來的。在一些學者看來，他們更喜歡中國這樣的模式，以低人權帶來的低勞動力成本，將GDP做得越來越大，國家和政府的稅收越來越多，表面看來國家更富強了，但是這種模式使國富民窮的局面會越來越惡化。

　　關於勞工權益，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來一樣去壓制工人的罷工權，或者組織自己工會的權利。如果我們將企業和員工看作是博弈的兩方，企業到現在可以通過併購擴大自己的勢力，跨越很多行業併購，使企業的地位越來越強，談判的地位也會越來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樣。但是在勞動者層面，並沒有發生同樣的變化。如果連自己去結社的權利都沒有，那每個勞動者只能作為一個單個的個體，沒有權利通過自由的結盟形成一個群體，就是說，企業可以通過併購來組織一個越來越大的公司，而在職工這一方卻沒有這樣的變化發生，這種不對稱顯然不利於工人權益的提升。

　　我們不能為了GDP的增長，為了保持中國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低人權的優勢，繼續限制工人結社的權利，甚至於罷工的權利。結社權利是最核心的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政治權利之一，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們不能夠為了保持低勞動力成本而繼續去做這種限制。

　　另外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這麼低，在江蘇、廣東以及其他地方的企業，即使是買了自動化生產設備也不太用，以後更加不會買了。因為他們發現，僱傭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機器同樣的事而且成本更低，還不需要為了買設備做前期資本投入。他們還發現，用人工做時報廢的比例要低於機器流水線，於是，很多企業寧肯用工人組裝而不用機器組裝，這實際上是在重複中國過去幾百年的經歷，那就是很多經濟史學者認為，在中國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時期，中國經濟繁榮，出現了所謂的“勤勞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意思是說，那時期的經濟繁榮是靠苦力勤勞干出來的，其前提是人們很能吃苦耐勞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歐，情況則歷來相反，因為西歐國家人很少，地相對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歷來人工貴，就逼着他們進行工業革命，逼着他們更多使用機器，讓他們走上技術不斷革新的良性循環。相比之下，當在中國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壓得很低，同時人人都願意勤勞賣命的時候，反而沒有激勵去技術創新，長此以往，讓中國無法走出低勞動收入的惡性循環，這是“勤勞革命”的害處所在。

　　如果繼續壓低勞工權益，對中國的環境破壞也只會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國繼續成為世界工廠，讓中國的出口總量占全球出口總量繼續膨脹，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製造業業務工作都是在中國來發生的話，特別是在廣東，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國發生，資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國。

　　打破枷鎖的改革

　　為了結束這樣一個局面，我們必須從一些根本性制度進行改革和調整，這樣不管是為了解決農民工的收入問題，還是為了解決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都可以帶來很多良性的變化。

　　首先就是大家談得比較多的，要結束城鄉戶口制度，完全放開遷徙權利，不管是在哪裡出生，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業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就是給工人以組織自己工會的權利，甚至是罷工權利。當然這樣可能會帶來一個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業的成本上升，但從另外一方面講，大家有同樣的基本權利，不能為了一方的權利就必須要將另一方的權利通過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壓下去，這樣的話就不是做市場經濟了。

　　第三是保護創業自由，減少行政管制，放寬市場邊界，尤其是對一些壟斷行業，必須進行更多放鬆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對權力，特別是徵稅權，也包括最近討論較多的房產稅，必須有更多實質性的制約。在今天財政不透明、財政預算不透明，財政稅收按照30%在增長，徵稅權幾乎沒有實質性制約的情況下，不能因為一時房地產價格調控的需要就推出這麼一個根本性的稅種。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或者是其他國家，稅種往往只增不減，一旦今天因為房地產價格調控的需要推出了一個新的稅種，以後很難取消掉。所以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需要推出這樣的東西。在我看來，宏觀經濟調控需要的優先級遠遠低於私人產權保護的優先級，這是兩個不同級別、不同層面的東西。

　　第五是將各地土地權分給農民，放開農村民間金融，允許土地資本化，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議價的地位，特別是讓他們在本地也能夠通過創業自由來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間。最近幾年我在建議推進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國資委轉變成32個國民產權基金，央企“國民權益基金”股權均分給接近14億公民，各個省成立自己的國民權益基金，將各個省剩下的國有資產都注入到國民權益基金里，將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則均分下去，從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資產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資產性收入增加了，在勞工議價的過程中工人的談價地位也會上升。大家為了活下去，接受一個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會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對許多方面都會產生正面影響，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資產性收入、勞動收入、就業機會、創業空間、致富空間等等。民有化改革、憲政改革是改變中國增長方式的必要之路。（陳志武,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

勤勞=貧窮？中國人為何勤而不富

08/18/2004, 陳志武

眾多廉價勞動力的勤奮工作，可以在經濟增長初期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這是中國經濟近二十幾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關統計表明，越勤勞的國家，人均GDP反而越低。當一國的制度機制不利於市場交易時，人們的相當一部分勤勞是為了對沖制度成本。

　　這些國家的公民不僅必須更勤奮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 我們談到“武打”作為一種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機制的意義，特別是當正式司法不可靠時它對經濟秩序的建立和維護能起到積極的作用，能在一定範圍內促進經濟交易的發生和市場的發展。但我們也看到，以粗魯暴力建立的“叢林規則”與相應秩序往往是一種低效的“多極”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無法讓一個國家的經濟充分地深化。為了讓經濟實現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種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單極”秩序。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話題。自從1993年道格拉斯.諾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制度經濟學再次成為經濟學界和業界的熱點, 一時間我們都認識到制度資本或制度成本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可是今天，轉過身看看中國的市場制度環境與法治水平，我們又開始納悶：中國的法治與產權保護還相當欠缺，可是這些年GDP卻以年均超過9%的速度在增長，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中國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國家成立的結論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國有中國的經濟學、西方有西方的經濟學？在這期與下期的專欄中，我們不妨試着回答這幾個問題。

　　制度資本與制度成本

　　制度經濟學判斷制度機制(institu-tions)優劣的最重要標準，是看它們是否有利於市場交易的發生與深化。如果一國的制度有利於交易市場的容量最大化、有利於經濟的深化，那麼我們就說該國具有高的制度資本。不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則使交易的成本變高，這種成本通常被稱為“制度成本”。當然，制度成本不僅僅指在市場交易發生過程中實際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於制度障礙而根本無法進行或選擇放棄的市場交易所帶來的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包括“本來可深化的市場”因制度障礙而只能半途而廢的情況，以及市場勉強得到發展的情況。

　　換句話說，即使在制度機制最不利於信用交易的國家，證券交易和借貸還是可以發生，甚至也可以發行股票，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些證券市場能夠深化、能夠發展得興旺。一個國家的經濟可能已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的積蓄已很多，但由於金融證券市場不發達、金融中介不到位，雖然眾多創業者與企業家都需要資本，大家也都沒辦法，那些積蓄資金無法配置到資本的需求方，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就很難發生。這裡，制度成本表現為“勉強發展的證券市場”和“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很難”。

　　制度經濟學關注的核心是產權保護與合約執行機制。這個聽起來似乎很狹窄的主題實際上涵蓋了一國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權力與制衡結構、司法獨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最後歸結到對私人產權與合約權益的侵犯，因此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問題最終也是一個產權、合約權益的保護問題。制度經濟學的這兩個中心命題是經濟深化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沒有可靠的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制度，人們就無法預期從事市場交易、從事投資的結果，也不知道從交易、投資中獲得的利益能否屬於自己。而經營、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將迫使人們停止交易、不願作出投資，即使他們想進行市場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卻步。於是市場發展會停滯不前，經濟增長無法持續。

　　中國以“勤勞”對沖“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幾年中國的制度在不斷朝着有利於市場交易的方向變遷，但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其與真正的市場制度結構還相距甚遠，特別是產權保護制度的變革還只是近兩年的事情。可是，這些不足並沒有阻止中國經濟近二十幾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長。這種經歷似乎否定了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其實不然。促使經濟增長的資本包括自然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即使一國的制度資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資本或自然資源出奇地豐富，那麼這兩種資本可在一定範圍內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給定的人力資本與自然資本的情況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潛力並使市場達到最深化的地步，那麼制度資本則會是決定性因素。

　　我們可以用勞動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範圍內的替代性來解釋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歷。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對很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優勢在經濟增長初期可以彌補、對沖高的制度成本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一道理，我們不妨想像這樣一種局面。假如鄭州市要蓋一棟特別的仿古中國戲曲大院，用料全部是傳統的青磚青瓦，並且要用全國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燒出的青磚青瓦。結果其建築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鎮，決定從景德鎮買來1000萬噸泥土，每噸售價為100元，共10億元。

　　為了說明問題，假設大家對法院解決合約糾紛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導致的局面是，景德鎮賣方在沒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發貨，而鄭州建築公司又聲明在沒有收到貨之前決不放款，原因是在沒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況下，雙方都不相信書面銷售合約能值幾個錢。怎麼辦呢？有兩種選擇：雙方要麼選擇“絕對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麼跨地區交易無法進行，全國經濟的發展會因此受阻)，要麼通過某些運作上的安排來規避“交易制度風險”。

　　一種規避交易合約風險的辦法是把這筆“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運10萬噸泥土，等兩天將泥土運到鄭州之後，鄭州公司立即付給景德鎮賣方1000萬元。這樣，即使哪一次鄭州方不能付款，賣方最多損失掉1000萬元，而不是整個交易的10億元。但問題是，如果分100次交貨，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兩天時間才能完成，那麼整個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夠非常可靠地處理合約糾紛，那麼雙方就能以交易合約為準，簽約即可發貨，整個交易可在兩天裡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這裡，“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幾項。第一，鄭州的中國戲曲大院工程被拖後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開始。當然，如果整個經濟的市場交易環境都是如此，那麼人們在單位時間裡創造的價值就會在整體上很低，也就是生產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數和交易量都會很少，經濟增長就慢。當然，也正因為如此，許多市場(比如跨區域市場)可能根本不會發展。第二，本來兩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國或許還能接受，原因是勞動力成本低，而且勞動力數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點而已，忍一忍就過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勞動力成本高的國家，這種規避交易風險的安排顯然在經濟上不可行。換言之，正是由於廉價的勞動力，我們才有對沖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為制度資本的欠缺才使人們單位時間的產出(生產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創造的價值低，反過來又使人們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勞動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終表現形式是人們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談到一類制度缺陷。制度障礙也可以體現為那些各式各樣的行業准入審批、對市場的行政管制，還有許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規章。這些都拖延了創業時間與交易速度。比如，從申請註冊公司到真正得到營業執照以至開業，一層層審批過程是創業者要經過的第一道關，走完這一道關所需時間的長短基本能反映一國、一地區的制度環境是否有利於創業和更廣義的市場交易。在加拿大, 這一過程最快，只需2天，美國需7天，意大利最長，需時121天，在中國需要111天。按每年250個工作日計算，在中國和意大利，創業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註冊好一個公司並開業(參見《新財富》2002年11月號本欄文章《什麼妨礙我們創業？》)。

　　為了彌補這些制度成本、規避交易風險，人們不得不格外地勤奮、一天多工作幾小時、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華耗在飯局和沒完沒了的審批手續上。為什麼我們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點也還在通工作電話？這都是我們為制度成本必須付出的代價。

　　人均GDP與勤勞成反比

　　附圖中，我們把25國的人均GDP與其就業者的平均工作時間放在一起。如果我們把工作時間的長短看作測度一國人們勤勞程度的指標，那麼從圖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與勤勞是嚴格成反比的：越勤勞的國家反而越窮。這一方面說明我們傳統的“勤勞致富”觀念並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說明肯定是“勤勞”之外的東西在起着更重要的決定性作用。這些數據基本證實了前面通過鄭州與景德鎮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註冊程序比較所講到的道理：當一國的制度機制不利於市場交易的發生與發展時，一方面市場難以高效發展，另一方面，人們的相當一部分勤勞是為了對沖制度成本，是“無用功”。附圖說明，當一國制度機制不利於市場交易時，其公民不僅必須更勤奮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軾先生的說法，我們中國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奮，但我們卻還是那麼窮。道理也在這裡。

　　勤奮和眾多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在經濟增長初期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這是中國經濟近二十幾年得以增長的重要原因，但這並不能否認制度經濟學的中心命題。

 中國人為什麼勤而不富

作者：edu21home  發表日期：2008-7-6

最近，關於中國人為什麼勤勞卻不富有的話題引起了諸多討論。其實,早在1776年,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已對此問題作過探討,我們這裡作以轉述。
　　 
　　 斯密指出: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斯密這裡的最富顯然是指國家的總財富,可用現代經濟學術語GDP來代表。根據麥迪森的估計,1700年,中國的GDP占世界GDP的份額為22.3%,1820年為32.9%；而整個西歐的GDP總額在1700年占世界GDP的份額為22.5%,與當時的中國相當,1820年則下降到23.6%,遠遠低於中國的份額。可以說在斯密生活的時代,中國的總財富相當多。 
　　　　但斯密接着又指出:然而,許久以來,它(指中國)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即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他還說: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於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於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一詞。他特別指出: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馬可波羅於十三世紀七十年代到達中國,到斯密生活的十八世紀下半葉,其間,中國的人均GDP幾乎沒有任何增長。
　　
　　　　對於中國經濟為什麼會出現長期停滯的狀況,斯密也作了分析。歸其結論,在於一點:法律(Laws)和制度(Institutions)的原因。斯密在《國富論》中兩次提到中國的財富在很久以前已經達到了其法律和制度所允許的最大限度。在斯密眼裡,當時中國的法律和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閉關鎖國,鄙視對外貿易。第二,行業壟斷,缺乏公平競爭。第三,合約執行機制缺乏。斯密指出,一國法律如果不強制人們履行契約,那就是一切借款人所處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國家中破產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遠。第四,產權保護不足(歧視)。用斯密的話說就是,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藉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斯密的判斷是,若易以其他法律(Laws)和制度(Institutions),那麼該國(指中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即財富增長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誠哉斯言！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快速穩定的增長,進而促進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除了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的大力開發和投入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廣義的制度包括國家憲法、一般法律和社會習俗三個層次)的變遷。 
　　
　　　　上面所列四個問題,就我國來說,第一個問題已經不復存在。打開國門,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是一個國家當今生存的必要條件,我們在很困難的情勢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映了國人的共識。伴着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加速,任何國家任何行業被某一利益集團壟斷的可能性都會迅速降低。舉一個極端的例子,貨幣的印製發行應最具壟斷性,儘管如哈耶克等經濟學家呼籲一個國家在貨幣發行中應引入競爭機制,任何銀行都有貨幣發行權,但到現在不見在任何國家實行。但是,儘管在一國疆域之內政府可以壟斷貨幣的發行,國際經濟交換之內不同國家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卻存在着激烈的競爭,都在為鑄幣稅而競爭；另外,匯率的自由化也帶來了一國之內也存在不同國家貨幣的競爭,一國之內可以同時流通不同國家的貨幣。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我國的銀行、電信、鐵路、能源、文化等昔日的高度壟斷領域都在朝着更為競爭的方向發展,壟斷行業會逐漸演化為競爭性行業。 
　　
　　　　合約執行機制與產權保護是制度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其中,產權保護更是關鍵。只有每個人的產權(不僅包括客觀的物質資本,也包括主觀的人力資本)得到嚴格的保護,才能出現產權的自由交換。微觀經濟學有一個中心命題是,產權的自由交換是帕雷托最優的保證。產權的保護其實包括合約執行機制的完善,如果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發生了締結契約的關係,也就意味着產權交換的發生,產權的保護當然包括交換後的產權。 
　　
　　　　促使經濟增長的變量有三個:自然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如果自然資源和(或者)人力資本很豐富,或者說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人民勤勞等,在既定的制度下,二者的結合可以創造出甚至是巨額的物質財富。但是,如果沒有可靠的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制度,人們就無法預期從事市場交易的結果及其歸屬,交易結果及其歸屬的不確定性將迫使人們停止交易,即使他們想進行市場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卻步。於是,在勤勞的人民精耕細作的努力達到法律和制度允許的限度之後,市場發展會停滯不前,經濟增長就會無法持續。若想經濟持續發展,只能易以其他法律和制度。近幾年來,我國憲法的修訂以及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和完善,都是朝着這一目標的不懈努力。

為什麼中國人勤而不富（3）：奴隸與主人

為什麼中國人勤而不富？（1）：中國人不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