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马尔卡西安（Carter Malkasian) 是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副教授。在2009年至2014年的不同时期，他曾在阿富汗担任美国军队与官员的平民顾问，先后在赫尔曼德省以及喀布尔工作。他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一部历史》的作者。上周二6月23日, 马尔卡西安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阿富汗清算: 永久战争与集体遗忘的代价”。请君一阅：

五年前，持续20年的美国阿富汗战争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结束。2021年4月，美国开始最后阶段撤军，目标是在9月前撤出仍驻留该国的2500名美军。就在美军开始撤离后的几周内，塔利班在阿富汗政府军迅速瓦解之际攻占了大量据点。到8月初，该组织已控制大多数省会城市。最终，在2021年8月15日，美国支持的喀布尔政府崩溃。成千上万惊恐的阿富汗人涌向机场，围困整座城市。约12万人通过美国及其盟友，甚至包括一些私人团体的航班撤离。在令人心碎的最后一击中，13名美国军人在机场自杀式爆炸袭击中丧生，而最后一名美军士兵于8月30日撤离前四天遇难。二十年的英勇努力以羞辱告终。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指责——有些合理，有些则不然。曾在策划并实施9·11袭击时庇护“基地”组织的同一群体重新夺回政权，恐怖主义威胁卷土重来的担忧随之加剧。毕竟，历任美国总统决定长期在该国驻军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如果没有美军，阿富汗将再次成为恐怖分子的安全港，即便塔利班未能完全控制全国。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过去五年中，没有任何一个由阿富汗境内组织发动的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华盛顿在这场战争中大约花费了1万亿美元。超过12万名阿富汗平民在战争中伤亡。超过77.5万名美国军人被派往阿富汗，其中超过2.07万人受伤，超过2400人死亡——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范一个后来被证明被夸大的威胁。

如果美国官员当时知道今天所知道的一切，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会更强烈地主张更早撤军。这种观点并不轻松。它质疑了领导人的判断、政策过程的有效性以及整个行动的价值。如果官员们更早、更认真地讨论撤军、更全面地评估威胁、更早推进谈判，并在某些情况下认识到对失败的厌恶所带来的偏见，华盛顿本可能获得更好的结果，或至少是一场更短的战争。

五年过去，最大的危险并不是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避风港的可能性，而是集体遗忘的风险。如今，这场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在公共讨论中几乎已不再被提及。美国人偶尔会承认数千名美军在这场冲突中的崇高牺牲。但国家已经继续前行，急于遗忘那些最后的日子。最危险的遗忘形式，是美国领导人无法记住：在回应当下恐惧时接受高昂代价与巨大损失曾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记住这一点，将有助于他们避免未来的痛苦。

“你是值得被保护的”

2001年10月7日，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为报复震惊世界的9·11袭击而发动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几个月内，美国空中力量、特种作战部队、情报人员以及被称为“北方联盟”的阿富汗民兵组织的联合行动，将“基地”组织驱逐出境，并推翻了由奥马尔（Mullah Omar）领导的塔利班政权。一个由阿富汗领导人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领导的新政府随之成立。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这个国家表面上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平静。这一阶段的初步成功，诱使布什政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从而引发了一场残酷战争，在随后五年里几乎占据了华盛顿的全部注意力。在此期间，塔利班重新集结。到2006年，他们开始重新夺回领土，并对阿富汗政府构成严重挑战。

在这一时期，美国被恐怖主义恐惧所笼罩，这种焦虑不仅源于9·11的灾难，也源于随后的炭疽邮件袭击，以及2000年代中期欧洲一系列致命的圣战爆炸与未遂阴谋。“全球反恐战争”正在展开，而阿富汗是主要战场。打击恐怖主义无疑是美国在该国军事行动的核心任务，这一使命由总统、国防与国务卿、军方指挥官以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共同明确提出。

美国在阿富汗还有其他目标，包括建立一个旨在实现可持续民主的国家建设任务。布什明确宣布了这一目标，尽管其继任者试图淡化，但它仍然构成美国行动的隐含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恐怖主义威胁，就不会有对塔利班的战争，也不会有对阿富汗军队的训练与武装，更不会有国家建设与民主推广。恐怖主义始终是最核心的驱动力。

华盛顿对塔利班几乎一无所知。

对于许多在前线的士兵而言，这一使命为他们的付出与牺牲提供了正当性。正如2003年驻扎在坎大哈的美国陆军中尉罗斯·伯科夫（Ross Berkoff）在日记中写道：“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将永远被铭记的日子，而阿富汗成为美军新的部署地点，直接与那个灾难性的日子相关……我在这里是为了回应。我们在这里是作为回应而来。”在2019年的回忆录中，曾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在阿富汗作战并获得荣誉勋章的凯尔·卡彭特（Kyle Carpenter）总结了他对服役意义的感受：“你值得被保护，你值得被战斗守护，你值得我躺在病床上的时间，以及我身体上深深的伤痕。”

这并不意味着战略始终被清晰传达或具有说服力。许多在前线的美军并未直接参与反恐或特种作战任务。对一些人来说，在偏远山区与当地塔利班交火、遭遇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以及试图扶持脆弱的阿富汗政府与军队，与打击国际恐怖分子的目标相去甚远。一些人逐渐对战争目的产生深刻怀疑，而当战友伤亡时，这种怀疑甚至可能转化为愤怒。

2009年至2011年间，我担任美国国务院政治官员，驻扎在赫尔曼德省南部的农村地区加尔姆塞尔（Garmser）。我属于一个由约六名文职人员组成的小团队，隶属于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营级单位，负责向地区长官、警察以及当地部落与宗教领袖提供建议。该地区几乎所有阿富汗人都认为，如果没有美军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警察力量，塔利班将会卷土重来。一些人甚至声称“基地”组织也会随之返回。

就我所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基地”组织在加尔姆塞尔或南部其他地区活跃。事实上，该组织是否能够重新在阿富汗建立据点，其可能性根本无法可靠衡量，而这种模糊的威胁，与当时驻扎在该国的10万美军规模之间显得极不相称。但在我离开时，美军海军陆战队的成果让我感到振奋。塔利班已被从该地区绝大多数区域驱逐。一名阿富汗政府官员可以在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从地区一端走到另一端。超过1000名新的阿富汗士兵和警察已经部署并开始运作。我认为，只要有一小部分美军长期驻留，就没有必要让数以万计的美军继续留在阿富汗。2012年，我与凯尔·韦斯顿（Kael Weston）在此刊撰文指出，应当保留25000名美国顾问、特种部队以及空中与支援人员。否则，“阿富汗中央政府很可能失去对普什图东部和南部的控制”，并且在被迫转入防御后，“将无法阻止基地组织重返广阔的普什图腹地”。我们警告称，这个国家将会“迅速、甚至不可逆转地倒退，同时带走美国打击基地组织的能力”。

2013年至2014年间，我再次返回阿富汗，担任驻阿富汗所有美军与盟军部队指挥官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将军的文职顾问。在此期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已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到我离开时，驻军人数已不足1万人，他们的任务是将战争移交给阿富汗军警。然而，在许多地区，局势不断恶化：2014年夏季，在赫尔曼德省的战略枢纽桑金（Sangin），数百名装备精良的阿富汗警察与士兵被塔利班攻势击溃。这一失败预示着2015年和2016年更严重的逆转，而美国官员将其视为阿富汗政府无法独自抵御塔利班、也无法阻止“基地”组织重新建立安全庇护所的信号。对我而言，这表明留在阿富汗的代价，可能已经超过恐怖主义在政府垮台后所带来的风险。

在奥巴马任期的剩余时间，以及唐纳德·川普（Trump）总统的第一任期内，阿富汗战争始终是白宫持续辩论的焦点。具体细节不断变化，但核心选择始终相同：要么以少量驻军留在该国——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但可能无止境；要么完全撤出——意味着政府迟早崩溃，恐怖主义威胁很可能卷土重来。从2012年起，情报界评估认为，在美军撤离后的1至3年内，恐怖组织重新具备对美国发动攻击的能力是可能的。

川普在2018年中期之前基本延续了奥巴马的战略核心，随后他决定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并与塔利班展开直接谈判。奥巴马曾在2010年至2014年间允许进行谈判，但这一努力在其政府中优先级较低。到2018年，战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已击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势力，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减弱，两党也逐渐形成共识，认为美国应逐步结束阿富汗战争。川普与塔利班于2020年2月签署的协议规定，华盛顿将在2021年5月前撤出全部军队。作为交换，塔利班承诺不允许“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招募、训练或开展行动——尽管塔利班拒绝切断与该组织的关系。

坏人赢了

2021年1月上任时，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面临艰难抉择：是保留2500名士兵以遏制恐怖主义威胁，还是按照川普协议撤军。两种选择在战略上都具有可行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及多名高级将领倾向于留驻。他们认为，从阿富汗境内开展反恐行动更为有效，而美军持续存在也能防止阿富汗政府被击败。拜登本人也确实担忧恐怖主义，并承认可能出现类似西贡式崩溃的风险，但他更倾向于摆脱一项无止境的任务。对他而言，新冠疫情、与中国的竞争以及美国经济困境才是更紧迫的关注点。

2021年4月，拜登宣布所有美军将在同年9月11日前撤出阿富汗。政府预计阿富汗政府至少还能坚持六个月。但喀布尔在8月陷落，塔利班自此持续统治阿富汗，由其严肃的埃米尔毛拉维·哈伊巴图拉·阿洪扎达（Mawlawi Haibatullah Akhundzada）领导。在2016年担任最高职位之前，他曾是塔利班伊斯兰法庭的首席法官，这一身份赋予他在许多阿富汗人眼中的宗教合法性。据称，他曾批准自己儿子于2018年在赫尔曼德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沿袭奥马尔（Mullah Omar）的传统，哈伊巴图拉并不在喀布尔执政，而是从塔利班传统据点坎大哈治理国家，并刻意避免公开露面。在喀布尔，内政部长是西拉朱丁·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他是“哈卡尼网络”这一恐怖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多起战争时期自杀式袭击的策划者，例如2017年发生在德国大使馆前的一起卡车炸弹袭击，造成150名阿富汗人死亡、400人受伤。

这些人的上台，正是美国官员在设想后美军时代阿富汗时最担忧的结果。然而，塔利班统治并未带来预想中的混乱与大规模屠杀，而是形成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该国已经实现了五年的和平，这是自1979年苏联入侵引发数十年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段平静时期。除偶发的“伊斯兰国”袭击外，对该政权的抵抗极为有限。阿富汗人不断告诉我，如今国家是“aram”，即平静。自重新掌权以来，塔利班并未对阿富汗人民实施系统性残酷镇压，也没有系统性监禁其前对手或曾与美国及其盟友、阿富汗政府合作的人。塔利班的地方官员与法官通常允许这些人继续生活。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危险来自低级别塔利班成员出于私人恩怨实施的暴力，或地方竞争者借机清算旧账。

塔利班治理中最出人意料的举措之一，是禁止罂粟种植。罂粟长期使阿富汗成为国际海洛因贸易的重要节点，这也是塔利班战争期间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在2022年，哈伊巴图拉禁止所有毒品的种植、销售与使用。在公开鞭刑与长期监禁的执行下，并辅以根除行动，根据联合国估计，2023年罂粟种植减少约95%。塔利班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承担了严重代价，因为这项禁令大幅削减了其税收收入，也影响了约五分之一人口的生计。

许多曾参与这场战争的人如今认为，这是一场浪费。

当然，也存在一些重大挫折。经济增长停滞，贫困状况恶化。随着国际援助的停止，医疗体系也出现退化。最严重的问题是阿富汗女性的处境。2022年，哈伊巴图拉发布法令，禁止女孩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女性在就业以及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下外出方面也受到限制。医疗体系的恶化对女性打击尤为严重，因为医院和诊所曾是少数专门提供女性护理的场所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塔利班失去政权的几十年间，阿富汗部分地区女性权利与机会取得的重大进展。在2000年至2013年间，女性人均收入翻了一倍。在喀布尔，至少有一代阿富汗女性在教育与就业机会中成长，并形成了能够独立生活的意识。塔利班已经扼杀了这些梦想。

然而，对美国及西方利益而言，最重要的发展是恐怖主义的缺失。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正在阿富汗领土上进行组织、筹资或训练。似乎在阿富汗酋长国的默许下，来自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武装人员与领导人已经在阿富汗避难，并从那里对巴基斯坦本土发动了700次袭击。由此引发的战争导致巴基斯坦轰炸了阿富汗的巴格拉姆、喀布尔、帕克蒂亚和坎大哈等城市，而阿富汗军队则袭击了巴基斯坦边境哨所。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仍维持着数千名武装人员，并对喀布尔的塔利班政府发动了多起高调袭击。但在五年时间里，没有已知的恐怖袭击从阿富汗针对美国发动。尽管塔利班曾在历史上为“基地”组织提供便利，并未能有效管理国家经济，但自2021年以来，该组织并未推动全球恐怖主义，而是对其进行了遏制。

这种逆转并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华盛顿对阿富汗的监控能力已不如2020年，更不用说2011年。美国可能无法探测山区村庄或喀布尔、坎大哈、贾拉拉巴德后街中的恐怖策划与训练活动。而过去五年也并非没有危险信号。2022年，一次美军打击在与哈卡尼网络有关的客房中击毙了继本·拉登之后接管“基地”组织领导权的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2023年，联合国调查小组得出结论，阿富汗境内仍约有400名“基地”组织成员，正在积极试图重建行动基地。同样，“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可能比表面看起来更强，并可能从针对塔利班转向攻击西方利益。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截至目前，塔利班统治对美国利益而言是可以承受的。美国撤军五年后，可以说驱动美国决策的恐怖主义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

“失败不是一种选择”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官员会如此严重误判撤军风险，并选择长期驻留。一个因素是国内政治。如果9·11之后普通美国人没有被圣战恐惧所笼罩，如果战争对他们自身生活产生更直接的影响，那么公众抗议、选举政治与国会反对或许早就迫使总统更早撤军。阿富汗战争从未在普通美国人中激起强烈情绪。历任总统几乎没有面临来自公众的强大撤军压力，同时又担心撤军后迅速崩溃会带来政治灾难——拜登正是如此，其支持率在2021年撤离混乱与流血画面曝光后大幅下降。

回顾来看，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后的几年，是结束战争的最佳窗口。美国最危险的敌人已经死亡，其组织也遭到重创。此外，到那时，奥巴马在2009年下令的增兵行动已明显变得难以长期维持。在本·拉登被击毙约一个月后，奥巴马宣布将在2012年9月前撤出3.3万名驻阿美军，使驻军规模降至约6.7万人。总统随后表示，这些部队将继续缩减，直到2014年底结束作战任务，并转为训练、顾问与反恐任务。2014年5月，奥巴马又宣布将在2016年底完成全部撤军。但次年，随着“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推进，这一决定被推翻。

如果撤军时间表更短，当时或许已经完成撤出，奥巴马也可能无法逆转这一进程。他并未强行要求立即撤军，但确实认真考虑过“零选项”。五角大楼本身也并未执意留驻，本可以向总统提出更快撤军的方案，而奥巴马本人也可能选择加速执行。

在整个阿富汗战争过程中，政策争论之下还隐藏着一个未被明确承认的理由：失败的羞辱。军方在面对撤军这一痛苦议题时存在可理解的心理偏向。许多将军认为接受任何结果都是职业责任；对另一些人而言，塔利班胜利意味着深刻的污名。他们不愿失败，也不愿士兵的牺牲被认为毫无意义。

美军士兵与将领只有在以极端决心击败敌人的情况下，才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同样，他们也必须真正关心阿富汗人，而不仅仅将其视为宏大战略中的棋子。阿富汗人同样必须承担生命风险。这正是前线军人或军官与华盛顿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差异。对战略进行客观思考需要一种前线人员必须拒绝的距离感。而情感投入及其带来的偏见，是无法替代的。任何从前线回到华盛顿的人都很难摆脱这种投入。简单来说，美国之所以没有更早撤离阿富汗，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美军本质上是一支以胜利为目标的军队。

共识的风险

塔利班并没有让撤军的前景变得更容易考虑。在2010年至2021年间，塔利班代表在与美方接触时表示，他们无意允许任何人在阿富汗境内策划或实施针对海外的恐怖袭击。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维持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使局势更加模糊。2019年，我作为美国谈判团队成员，在卡塔尔与塔利班代表会面时，他们承认与“基地”组织存在合作，并希望其成员能够留在阿富汗，同时拒绝美方要求提供书面保证，以禁止“基地”组织的筹资、招募和训练。如果说华盛顿的重大失误是低估或夸大了恐怖主义威胁，那么塔利班的失误则是在关键时刻拒绝与“基地”组织彻底切割，从而让这一威胁持续存在。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美国情报体系中一种看似稳固的共识判断：如果美军撤离，恐怖主义威胁将会上升。这种观点源自国家情报评估的形成过程，而这一过程在设计上就强调“共识”。政府内外的不同专家虽曾以非正式方式表达质疑，但在这种以共识为导向的机制中，反对意见往往被稀释或排除。

然而，这一问题的责任并不在情报分析人员本身。决策者、国会代表以及政策顾问（包括我自己）本应要求情报体系提供更广泛的预测视角。出于简化考虑，我接受了一种粗略的单一预测，而没有要求来自不同立场的多重情景分析，再提交给高层决策者。很可能，其中某些预测会认为，美国本土面临长期低烈度恐怖威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类判断本可能削弱继续驻军的理由，也可能引起奥巴马、川普、国会及媒体的关注。

美国未能预见塔利班统治可能带来的稳定性，以及该组织对前反对者相对宽松的态度。华盛顿对该运动了解甚少，其领导层长期隐匿，外界接触有限。（穆拉·奥马尔于2013年去世，但外界以及其组织内部大多数成员直到两年后才得知这一消息。）从事后看，对该组织的认知被其第一次执政时期的印象所扭曲，即20世纪90年代末其统治国家时期。那个时期的处决、石刑及其他暴行，并没有当时媒体报道所描述的那样普遍。同样，阿富汗部落政治的复杂性，以及来自阿富汗政府不可靠信息源的误导，也导致美方低估了该组织内部的统一性与层级结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在过去五年的成功。

缓解这些误判的一种方式，是更早优先开展与塔利班代表的持续对话。2010年至2014年的接触尝试虽然是真诚的，但资源投入不足。如果更早、更系统地建立对塔利班的接触与理解，对其认知将显著提升，也可能更早创造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机会。

国内的雷区

阿富汗战争带有一种悲剧性。美国无法避免卷入这场冲突，但却几乎没有真正的退出窗口。许多参战者如今认为这是一场浪费。一些人感到被将军与文职官员背叛或辜负，尽管战争已显无效，他们仍然不断把士兵置于危险之中。2021年8月的一项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各类战争老兵认为，美国未能在阿富汗实现目标。“在2021年之后的余波中，我们许多人被存在性问题所困扰，质疑自己服役的意义与遗产，”现已退役的陆军中尉伯科夫在回忆录结尾写道，“我们挣扎并持续消化内疚与遗憾的情绪，怀疑我们的牺牲是否真的毫无意义。”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尉蒂莫西·库多（Timothy Kudo）则更为严厉：“我想到那面曾飘扬在旧巡逻基地上的星条旗……五个人在那面旗帜下死去，为了什么？”令人不安的是，成千上万参战、受伤或失去战友的军人，如今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值得的事业。

美国人不会对阿富汗战争形成单一记忆，也不会接受单一解释。除了认为这是一场浪费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军官、士兵与外交官认为，这场战争无论原因如何，都是履行职责、服务国家的行为。还有一小部分参与阿富汗战事的退伍人员相信，这场战争本可以取胜。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投入更多兵力、更积极地开展特种作战、更有效地建设阿富汗军队，或华盛顿没有反复向塔利班释放撤军信号，那么阿富汗政府本可以自立，塔利班本可以被击败。

这些不同立场使军事领导层陷入一种“雷区”。今天的军官必须向士兵证明，他们不会在无法确保胜利的行动中轻易牺牲生命；同时，他们也必须向文职领导证明，他们不会阻碍政策执行。自越战之后，美国未曾再次出现类似局面：那场战争使公众对军事领导层失去信任，并推动军队转向职业化的全志愿兵体系、专注常规战争能力建设。或许这段经历也提供某种安慰：失败所带来的诸多教训，可能最终强化军队实力、改善政治判断，并促使对将生命置于危险中的理由进行更严格审视。

士兵生命的价值，正处于关于阿富汗战争意义辩论的核心。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美国领导人和普通民众认为安全收益超过伤亡代价。而今天，几乎没有人仍持这种看法。类似的转变也曾在其他美国战争之后发生，最近的是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在每一场战争中，当时的一切似乎都至关重要；多年之后，人们却常常认为，如果早知结果，就不会支持如此巨大的牺牲。

美国人不应忘记这种心态的变化。他们必须记住：当回望一场曾经支持的战争，并说出“如果当时我知道今天所知道的一切就好了”时，那种感受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