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月13日，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空中力量与技术高级研究员贾斯廷·布朗克（Justin Bronk）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伊朗战争的真正教训”，旨在讨论“空中力量何时能赢，何时不能”：

数月来，伊朗在与世界上两支最具作战能力的军队交战时所展现的韧性，让许多政治人物感到困惑，也出乎公众的预期。以色列和美国打击了数千个伊朗目标，系统性地摧毁了该国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并击杀了许多最高层领导人。然而，伊斯兰共和国不仅存活下来，而且继续保持着显著的进攻能力。为解释这一点，一些人指出，伊朗有效部署了低成本、精确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例如“见证者－136”单程攻击无人机。另一些人则着眼于该政权本身的分散化和自我替补特性。

尽管这些及其他因素发挥了作用，但伊朗能够坚持下去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决定依靠持续的空中作战和海军防区外打击，迫使该政权屈服。这种做法并非凭空而来。数十年来，制空权一直是美国及更广泛的西方军事战略的核心原则。在冷战后的时代，美国将空中力量的运用——夺取天空的控制权，从而能够随意轰炸敌方陆军、海军及其领土——完善到了任何国家、甚至任何国家联盟都无法企及的程度。在对抗敌方已部署的地面部队时，这一战略始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美国迅速取得空中优势的能力，也长期对潜在的侵略者构成了强大的威慑。

然而，历史上很少有敌手仅仅面对惩罚性轰炸行动便接受最大限度的要求——即便实施轰炸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事实上，“史诗之怒”行动只是近来或当前几场冲突中的一场——其中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国际社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威胁的应对——这些冲突暴露了严重依赖空袭来试图推翻政府或击败叛乱部队的弊端。因此，对美国战略制定者而言，区分空中力量的不同用途至关重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对军事资源的一次灾难性误用，也展示了空中力量所能实现的政策目标的限度。然而，在美国与北约及亚洲盟友一道准备应对未来几年截然不同的威胁之际，若据此认定美国应放弃优先夺取空中优势的作战原则，那将是一个错误。

毁灭的代价

在二十世纪的主要战争中，美国和盟军的空中优势对战场上的成功至关重要。但空中力量仍未能迫使敌手在政治上屈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盟军系统性地轰炸了纳粹德国的城市、工业基础以及运输和燃料网络，德国仍战斗到了最后。在朝鲜战争中，即便美国轰炸机群摧毁了朝鲜的大部分城市和基础设施，朝鲜仍与美国及其盟友打成了僵局。在越南，尽管美军在接连实施的惩罚性空中作战中，向城市、工厂和补给路线投下了超过一百万吨弹药，北越仍比美国坚持得更久。

在二十一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反叛乱冲突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空中优势变得更加有效。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及其盟友迅速确立了对敌方的全面空中优势，并能够随时呼叫精确空袭，使盟军部队在战斗中拥有巨大优势。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军事行动最终也都未能实现其政治目标。

尽管俄罗斯几乎每天都对乌克兰的城市、电力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动密集打击，但在其残酷入侵开始四年半多之后，它仍未更接近征服这个国家。在伊朗，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激起了要求结束战争的民众压力。尽管在军事行动开始前不久，全国各地曾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而且只有在国家实施大规模暴力之后，这些抗议才被镇压下去。事实上，鉴于伊朗政权愿意杀害数千名抗议者来维持统治，给民众造成苦难似乎尤其不可能改变该政权的盘算。

甚至有理由认为，今天赢得战争可能比二十世纪更加困难。由于世界秩序日益呈现多极化，国家往往能够依靠国际支持，减轻敌方持续打击行动造成的损害。在乌克兰，这体现在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以来，美国和欧洲的武器以及经济、军事和技术支持不断流入该国。这些援助没有使乌克兰人免于遭受惨重损失和苦难，但它使乌克兰经济得以继续运转，也使其军队能够随着时间推移，持续补充损失和消耗的装备与弹药。

对伊朗而言，中国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提供了稳定市场，帮助伊朗经济维持运转，直到美国于4月实施海上封锁。最近，北京还以提供短程防空系统的形式给予军事支持，这将维持并增强伊朗的能力，使其能够对在中低空盘旋寻找目标的美国和以色列飞机构成突然出现的威胁。俄罗斯也仍是伊朗的重要盟友，向德黑兰提供用于打击海湾地区美军的情报，并帮助其发展新的军事能力，例如超音速反舰导弹。在这两场战争中，外部支持都使持续的空中和导弹打击行动导致政治屈服、经济崩溃或军事崩溃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待宰的鸭子与隐蔽的胡狼

尽管惩罚性轰炸行动在迫使敌手政治屈服方面表现不佳，但空中优势通过其对战场的影响，在许多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91年，美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对装备精良且久经沙场的伊拉克军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或许是以空中力量为中心的作战方式能够奏效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美国在1991年1月和2月实施的初期空中作战，充分削弱了伊拉克部队及其指挥控制能力，使联军地面部队能够在不到100小时的地面作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伊拉克军队。

其他取得部分成功的例子包括北约1999年对科索沃的干预，在那次干预中，为期78天的空中作战促使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撤出部队。另一个例子是2011年欧洲主导的、在利比亚上空针对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部队的空中作战，它迅速摧毁了正在进攻班加西市的政府军坦克和火炮，并通过进一步空袭，协助叛军随后向的黎波里推进。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空中优势都使敌方地面部队在战场上无法继续维持阵地，并迫使其撤退。使这种有效运用空中力量的方式区别于其他方式的根本差异，在于敌方寻求实现的目标。当敌手追求的目标需要大规模部署地面部队时——例如通过入侵夺取邻国领土——取得对该敌手的空中优势，几乎总能带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针对德国城市和工业实施的联合轰炸攻势未能迫使德国投降。但一旦盟军在某个作战区域确立了空中优势，轴心国野战部队在作战层面遭到击败就只是时间问题。在西部沙漠，随后在意大利、诺曼底以及德国本土，盟军战斗轰炸机的巡逻编队迅速使装甲车辆和补给纵队的昼间移动变得极其危险，几乎无法进行。每当盟军地面部队遭遇轴心国的坚固阵地或强大部队时，这些飞机也能够提供毁灭性的近距离空中支援。

1991年，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目标要求伊拉克军队守住科威特境内的领土，抵御美国主导的地面部队，而美国的战术空中力量迅速使这一目标变得不可能实现：先摧毁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再对装甲车辆、后勤车队、基地和通信基础设施展开大规模遮断作战。2011年，在利比亚，卡扎菲的部队在班加西周围部署坦克和火炮，轰击叛军和平民，但这些装备很容易就被欧洲作战飞机发现并摧毁，卡扎菲为阻止叛军随后向的黎波里反攻而部署的部队也是如此。叛军最终获胜并杀死卡扎菲，并未在利比亚带来西方世界所定义的长期政策成功。但卡扎菲的军事力量被西方空中力量决定性地击败，他以武力镇压民众起义的目标也变得不可能实现。

空中优势在许多战争中已被证明具有决定性作用。

相比之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华盛顿的敌手都不需要将正规军事力量公开部署于战场，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组织只需持续以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和伏击美国巡逻队，随后重新隐入广大平民之中，就能够使联军无法获得推进民主国家建设所需的安全条件。当然，每当武装组织试图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以攻占基地或城镇时，它们都会遭到猛烈火力打击，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空袭，这得益于美国和联军无处不在的空中优势。但正如在越南一样，在大多数主要战场交战中取得胜利，并不足以确保实现美国追求的政治目标。阿富汗的塔利班或伊拉克的武装组织所要做的，只是让安全真空维持足够长的时间，耗尽美国和欧洲对自行选择介入的“永久战争”的耐心。

尽管每场战争都不同，美国在伊朗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它试图运用空中力量，对一个基本上可以让常规军事力量保持分散、隐蔽或地下部署的敌人，实现最大限度的目标。美国和以色列最初为确立空中优势而开展的军事行动非常成功，而且总体而言，两国军队部署的先进飞机和采用的战术都发挥了预期作用。但尽管随后数月的空袭摧毁了伊朗庞大弹道导弹武器库中的一部分，该国仍然可观的库存和生产能力大多位于深埋地下的“导弹城”内，几乎所有常规炸弹和导弹都无法触及。由于此前2025年6月发生的十二日战争——当时美国空袭使用高度专门化的三万磅钻地炸弹打击伊朗核基础设施——伊朗剩余的大部分高浓缩裂变材料、可移动设备和科学家，很可能早在“史诗之怒”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分散并隐藏起来，以躲避进一步空袭。

因此，为挫败美国的战争目标，该政权不必公开部署正规武装部队。它只需维持对伊朗民众的控制，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完全有能力通过广泛的日常镇压来确保这一点。在霍尔木兹，伊朗可以轻易将布雷所需的小型船只、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机发射阵地隐藏在漫长而多岩石的海岸线上。尽管以色列和美国能够连续数月随意打击伊朗境内几乎任何地方，但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取得对伊朗的胜利。

事实上，这正是此前美国及其盟友试图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反舰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时屡屡受挫的问题。空中力量能够，而且已经多次被用于摧毁任何被发现暴露在外的胡塞武装部队，但它无法阻止该组织利用其控制的沿海地区内隐蔽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对商业航运构成持续威胁。

北约所需的轰炸力量

伊朗战争显著损害了美国空中力量在全球的威望。如果川普政府事先知道，七个月后仍将陷于一场胜负未分的激烈对攻之中——这场对攻浪费了华盛顿先进弹药库存中的很大一部分，并带来了极其高昂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代价——它不太可能发动“史诗之怒”行动。再加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仍在持续，而双方都未能取得空中优势，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确实有可能不再相信，先进的空中作战能力能够作为美国及更广泛的西方军事优势的核心支柱。

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2026年对伊朗战争的第一个教训——正如包括越南、2003年后的伊拉克和2006年后的阿富汗在内的其他众多战争一样——是通过压倒性空中力量获得的常规军事优势，不足以实现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但第二个教训是，这一失败并不是美国空中作战能力本身存在弱点所致。相反，空中力量仍是美国常规部队中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针对敌对国家常规侵略的威慑能力和作战优势的主要来源。如果美国发动“史诗之怒”行动的目标是击败伊朗对某个邻国的入侵，那么这场空中作战几乎肯定能在数周内实现这一目标。

这一假设情景具有高度相关性，因为它涉及美国未来几年可能被迫应对、无法自行选择回避的最重大威胁。如果俄罗斯入侵东欧的某个北约成员国，或者中国采取行动夺取台湾，敌方都需要大规模部署正规地面部队，以夺取并随后守住领土。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先进的空中作战能力，对于迅速击败敌方都绝对不可或缺。正如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一样，如果北约或美军能够迅速夺取并利用被入侵领土上空的空中优势，就能使这两种行动在军事上无法继续维持。

因此，为防止西方大国与中国或俄罗斯之间爆发规模更大、代价高得多的战争，至关重要的是让这两个敌手相信，一旦其中任何一国决定发动进攻，欧洲的北约部队和太平洋地区美国主导的部队都能够迅速确立并利用空中优势。为此，美国需要作出正确的投资和兵力决策。尤其紧迫的优先事项包括补充并改进美国的空射弹药，提高导弹拦截弹的产量，以保卫空军基地和海军特遣部队，以及加快下一代战斗机、轰炸机和支援飞机的研发。

尽管在中国或俄罗斯军队争夺的区域上空确立空中优势，将远比在伊朗上空这样做困难，但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希望维持常规威慑并避免重大大国冲突，这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空中优势无法赢得所有战争。但如果能够令人信服地取得空中优势，就几乎能够确保通过拒止，对那些考虑自行发动领土侵略的国家对手形成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