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家报》上周五10月16日上午刊发两位专家的评论－－’“亦敌亦友”的现实：美国为何误判其最大的经济挑战’。埃里克·沃戈茨（Eric Wargotz）医学博士是地缘政治分析师和政策评论员，曾在政府和医学领域担任领导职务。谢丽尔－安·李－拉塞尔·沃戈茨（Cheryl-Ann Lee-Llacer Wargotz）是一名经济研究人员，曾担任网络经理，具有经济学和私人资产管理背景。她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全球贸易网络与高科技劳动力增长之间的交汇领域。请读他们的评论：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Xi Jinping）最近举行会晤之后，媒体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交易性成果上，例如延长贸易休战、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科技竞争，以及台湾这一地缘政治热点问题。 多年来，华盛顿既有的外交政策一直错误地将中国共产党描述为一个一心要在全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铁板一块。这种误诊导致美国错误估算自己的战略应对措施。应对这项21世纪的挑战，需要正视中国的真实面貌：一个实行中央集权、民族主义独裁统治的国家，经营着一个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由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国寻求在经济上主宰世界。 华盛顿紧抓“共产主义”这一标签不放，因为一个意识形态敌人能够提供国内政治上的筹码，而不必追求战略上的清晰认识。政治右翼着重强调入侵威胁，以扩大传统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政治左翼将这场斗争描绘成一场道德圣战，以突出侵犯人权和监控行为。两个派别都采用这种叙事框架，因为外部威胁能够使分裂的国会绕过政治僵局，通过臃肿的支出法案。这种扭曲始于课堂。美国标准教科书仍然默认使用“共产主义”这一称谓，使年轻人产生错误印象，以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停滞不前的苏联式指令经济，而不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 现实是，中国构成的是经济和技术挑战，而不是意识形态挑战。真正的共产主义要求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并由国家完全拥有生产资料。现代中国并非以这种方式运作。经过20世纪后期的市场改革，北京接受了一种威权资本主义模式。如今，中国拥有活跃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在胡润全球富豪榜上拥有超过1110名亿万富翁。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分析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私营部门创造了约60%的国内生产总值，并提供了超过80%的城镇就业岗位。马克思主义纯粹派不会将当代北京视为其意识形态的胜利，而会将其视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终极扭曲。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格局，还可以从中国境内以及跨越中国边界开展的市场驱动活动中得到进一步说明。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激增、地下钱庄犯罪集团以及跨国人口贩运网络，都是不受监管的市场力量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共产主义教条的产物。在教科书式的指令经济中，这些分散化、追逐利润的经营活动在结构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独立的中国化工厂以模仿西方企业供应链的创业灵活性，向墨西哥贩毒集团供应前体化学品，其驱动力纯粹是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受到国家补贴的企业以廉价消费电子设备、重型工业设备和绿色技术产品充斥全球市场。即使人们认识到这些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也会为了追求全球市场份额而将其忽视。西方消费者受到无与伦比的价格吸引而购买这些商品，实际上是在补贴中国转嫁给外部的环境成本。这种行为体现的是通过市场攫取和价值转移来夺取市场主导地位的冷酷算计，而不是一种以集体福利为中心的计划经济。然而，华盛顿仍然沿用其旧有策略，将一种具有竞争性的企业攫取模式当作20世纪中叶的意识形态运动来对待。 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中国境内极权主义暴行的借口。正如美国国务院的国别报告所记录的那样，北京实施数字监控国家制度，系统性地压迫新疆少数民族，并压制自由的政治言论。然而，华盛顿的愤怒仍然具有高度选择性，经常忽视战略盟友的同样行为，从中东石油政权到亲西方的安全伙伴都是如此。这种双重标准暴露了真相：“共产主义”标签是一种方便的修辞武器，用来为经济保护主义和国防开支辩护，而不是真正体现道德标准的一致性。 北京无意使民众皈依马克思主义，也无意向外输出文化革命。它的目标是赢得贸易战、控制全球生产、主导供应链，以及取代美国的经济霸权。如果仅仅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华盛顿就必须实施严格的国内产业政策和经济纪律。相反，政治人物习惯于发表夸夸其谈的言论，同时背离市场自由化，转向以出口禁令和技术监管为特征的保护性双边贸易。 这种外交政策掩盖了一个更加阴暗的现实：华盛顿正在积极促成它声称要防范的世界秩序。通过全面金融封锁孤立实力接近自己的经济对手，迫使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结盟，推动中国和俄罗斯与伊朗、朝鲜等敌对政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如果任由这些主要市场超级大国自行选择，它们会更愿意与西方保持稳定、可预测和合作性的贸易关系，而不是形成一个为了方便而结成的巩固联盟。 像对待昔日苏联一样对待中国，导致华盛顿从根本上误判了自己拥有的筹码。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供应链。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分析强调，尽管关税不断提高，增加值贸易数据仍然揭示出一种深层次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而简单的进口统计数据掩盖了这种关系。中国零部件不过是经由越南或墨西哥等第三国重新转运，然后才到达美国消费者手中。我们无法使用一套为孤立、几乎封闭的国家设计的策略，与一个全球市场巨头实现经济脱钩。 此外，通过意识形态视角看待这种关系，导致华盛顿过度专注于台湾等地区热点问题，却忽视了更广泛的结构性竞争。根本挑战在于，一个专制超级大国正寻求取代美国在经济、金融和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立法者没有解决使中国具有竞争力的核心经济结构问题，而是在国防授权法案中针对美国科技公司采取措施，同时维持高水平的传统国防开支。 当政治人物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共产主义上时，他们就会寻找错误的预警信号。他们应该关注的是港口基础设施、稀土垄断和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所记录的那样，中国正在通过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及其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扩大自身影响力。你不可能通过反共产主义说教击败一个由国家支持的企业巨头。 当前的发展轨迹是不可持续的。将注意力从臃肿的国防合同转向对尖端技术、基础制造能力和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真正的关系正常化不会来自要求北京在意识形态上投降，也不会来自为了满足华盛顿军工复合体的需要而人为制造永久性的敌对僵局。只有当美国确保自身经济的韧性，通过金融独立展现实力，并凭借无可争议的国内成功所形成的优势地位进行谈判时，真正的关系正常化才会到来。只有当我们准确描述中国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时，才能制定出一种足够务实、能够在竞争中超越中国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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