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玛拉·卡琳（Mara Karlin）近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评论。玛拉·卡琳女士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实践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她曾在拜登（Biden）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规划与能力的助理部长，并在奥巴马（Obama）和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在五角大楼担任政策职务。请读她的评论：

在国家安全辩论往往沿着党派和意识形态界线走向两极分化之际，政治光谱各方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似乎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未来的战争将由技术决定。高超音速导弹、量子计算、无人机蜂群和人工智能都被誉为变革性技术，将塑造战场、重塑战略，并颠覆既有的军事学说。

毫无疑问，这些技术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加沙、伊朗、黎巴嫩、乌克兰及其他地方，凡是有能力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的各方，都已在空中、陆地和海上使用了这些技术，有时甚至大规模使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为保持世界首屈一指的作战力量这一地位，美军必须确保自己拥有可获得的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力。为了继续开发这些技术并将其投入作战应用，国防规划人员应优先扩大其应用规模、推动其整合，并制定运用这些技术的创新作战概念。被中国等竞争对手超越的风险确实存在。

但另一种同样重大的风险也存在：不妨称之为“技术陷阱”，即政策制定者对于创新将如何改变战争、未来战争将呈现何种面貌，产生一种错误的确定感，却没有充分关注战争中那些不变的基本要素。过度关注技术的作用将是短视的，并会把军队引向危险的方向，尤其是在规划人员对新能力将如何发展抱有高度信心，并据此作出决策的情况下——而这种信心几乎肯定是错误的。

对于战争规划人员而言，笃信技术能够提供答案，可能会遮蔽最根本的问题：谁来杀戮，谁会死亡，又由谁作出决定？在冷战后时代，这种短视助长了阿富汗、伊拉克、乌克兰和加沙的惨痛结局。在未来十年，随着美中紧张关系持续，技术迷雾可能会为一场灾难性的大国战争铺平道路。政策制定者应少一些担忧如何在恰当的时机获得恰当的技术，多一些关注对技术的执着可能如何使他们忽视战争的基本要素，并从虚假的确定性中寻求安慰。

隔着镜子，模糊观看

五十多年前，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曾作出著名的告诫：未来的战争是不可知的。他写道：“我确实很想武断地断言，无论武装部队现在正在研究什么学说，他们都搞错了。我也很想断言，他们搞错了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当那个时刻到来时，他们能否迅速纠正错误。”

但霍华德对搞错的代价可能有些过于乐观。对美国人而言，近期历史中的典型例子是，美军在1990年至1991年海湾战争中展现的技术实力，似乎预示着一种全新的、高科技的美国战争方式即将到来，能够保证美国在冷战后时代取得胜利。然而，华盛顿却缓慢而痛苦地认识到，那些击败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的技术优势，无法在九一一事件后的战争中击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叛乱力量。

由于当代技术进步的速度、规模和复杂性，预测技术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如今变得更加困难。过去，变革性创新在起步阶段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资源或人力成本，或者需要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想想十九世纪步枪、铁路和电报的综合力量，或二十世纪的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相比之下，当今许多技术的进入门槛很低：生产成本低廉，而获取制造这些技术所需知识的途径已经大众化、全球化。如今，敌对双方往往在条件更为对等的战场上交锋，这使战争规划人员更难判断新工具将在何时带来超常优势，以及这种优势能够持续多久。

在乌克兰，渔民的渔网是最有效的反无人机防御手段之一。

过于关注采购最光鲜的装备，也会遮蔽高端技术与更基础的工具协同发挥作用的方式。在二十一世纪一〇年代，国防规划人员预测未来战场时未能考虑到这种互动关系，他们认为先进平台将主导战场。2017年，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宣称，三十五型隐形战斗机将成为“赢得战争的利器”。2018年《国防战略》在现任国防部次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的指导下起草，预计少数主要属于高端领域的能力——包括先进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高超音速技术和生物技术——将“确保我们能够打赢未来的战争”。

然而，实际出现的却是乌克兰战争这样的冲突，可以将其描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交汇。俄罗斯先进的弹道导弹给乌克兰城市造成严重破坏，由防空射程之外的战斗机投放的精确制导滑翔炸弹也是如此。然而，与此同时，简易气球将无人机带到空中，再由无人机投下杀伤力极强的炸弹；而最有效的反无人机防御手段之一，则是在安全检查站、关键基础设施上方铺设渔民的渔网或类似网具，在伊久姆，甚至覆盖了这整座乌克兰小城。笃定先进技术将主导战场，反映出想象力的匮乏，并已造成现实后果：十几年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廉价的伊朗无人机会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中防护薄弱的目标，而自二月以来，它们一直在这样做。

重心

对技术的痴迷可能会遮蔽这样一条原则：战争始终是人类的活动。正如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近两个世纪前所说：“战争不是有生命的力量对无生命的物体施加作用……而始终是两支有生命的力量之间的碰撞。”技术可能无意中让战争显得机械而毫无血腥。但战争的本质并未改变。它的语言是暴力，而技术只是提供了新的、不同的沟通方式。因此，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战争的根本问题依然突出：目的是什么，尤其是政治目的？途径是什么？手段又是什么？

对于领导人而言，因技术的诱惑而分心，最危险的时刻或许恰恰是在考虑是否开战之时。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技术会降低开战的政治代价，尤其是在他们假定创新将有助于减少伤亡的情况下。执着于技术所带来的有形且可量化的优势，可能会削弱围绕诉诸暴力所产生的更广泛后果展开的重要辩论与讨论。这种互动关系很可能影响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普京（Putin）及其顾问相信，得益于2009年开始的大规模技术改革，俄军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在2022年全面入侵前夕，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Sergei Shoigu）自豪地宣称，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俄军已配备先进武器。入侵发生后的几周内，情况便已清楚表明，这几乎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什么优势。美国和以色列2026年试图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也是如此。这一决定部分源于这样一种信念：美军的先进程度，尤其是与对手相比，使成功几乎成为必然。2025年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后，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宣称，这次袭击向德黑兰表明，华盛顿的军事能力“几乎没有上限”。事实上，当伊朗政权挺过2026年的猛烈进攻，甚至成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时，这些能力的局限便暴露无遗。

有一些办法可以避免技术陷阱。首先是在开战前确定明确的目标。规划人员必须在第一枪打响之前制定胜利理论，然后持续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这些关键过程不能被技术否定，也不能交由技术代劳。在发动2026年对伊朗的战争之前，川普政府未能清楚阐明行动目标，而是提出一套不断变化的理由与依据，以及对预期最终状态的各种描述。其希望似乎是，神奇的技术能够使那份长长的愿望清单上的一切都得以实现，而无须确定优先次序或作出权衡取舍。

为了明确目标，规划人员必须确定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军事行动的“重心”：“一切力量与运动的枢纽，一切都依赖于它。”这是对手力量的来源，因此必须成为军队集中注意力和资源的焦点。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美军驻中东部队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将萨达姆对其军队的指挥与控制确定为重心。因此，美国的战略集中于阻碍萨达姆与其部队通信的能力，并削弱伊拉克军队执行命令的能力——这种局面有助于促使萨达姆接受停火。如果不能明确应将力量用于何处，以及如何衡量其影响，军队就难以实现目的。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军未能将伊拉克民众识别为重心，也就是说，未能认识到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已不再掌握控制权，因而助长了煽动反美情绪、滋养叛乱并使建立可信且有效运作的政府变得更加困难的战术，造成了持续多年的惨重损失。

避免技术陷阱的另一种办法，是在战争期间及战争之间，审慎、公正且定期地审查所汲取的经验教训。伊朗仔细研究了以色列和美国2025年对其核设施实施的袭击。伊朗安全官员认识到，另一场战争很可能对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构成生存威胁，因此认真而紧锣密鼓地开展准备工作。通过在2026年战争期间下放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的指挥与控制权，该政权挺过了漫长的猛烈进攻。当然，美国的盟友同样具备这种适应能力。近年来，北约联合分析与经验教训中心一直保留一支专门研究乌克兰战争的研究团队，这是将这项任务制度化的明智做法，也可能成为适用于其他战区的模式。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将关注战略目标、准备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对于战争中的有效决策仍然至关重要，无法由技术取代。同样，战争的途径与手段受到技术的影响，却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改变。首先，考虑一下联盟的重要性以及管理联盟的困难。开战会暴露盟友之间不同、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利益、目标和观点。面对激烈冲突中的分歧，规划人员可以设法绕过障碍，但这些办法可能只是掩盖战略分歧的短期补救措施。

2026年初，美国和以色列仅依靠彼此便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尽管在两国关系史上，美以军队从未如此紧密地协同作战，但其有限的成功令人质疑这一伙伴关系的战略判断力，即使它拥有非凡的技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两国未能争取该地区或欧洲的其他伙伴加入。战争初期，美国的几个盟友和伙伴拒绝让美军使用其领土、基地和领空。尽管美国国防规划人员始终明白，他们可能无法获得此类许可——例如，2003年土耳其不愿让美军从土耳其领土入侵伊拉克——但这一次的抵制在性质和规模上都不同。虽然多数国家最终默许，但那些起初拒绝的国家还是打乱了美国的国防规划，因为美国的战争方式建立在无与伦比的全球基地网络之上。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通过在2025年战争期间于伊朗设立军事集结区、并在2026年于伊拉克设立另一处集结区，找到了绕过这一难题的办法。但此类创造性做法的临时性质会给军事规划带来问题。

随着战争持续拖延，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未正式加入美以联盟，尽管在冲突的不同时期，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曾对伊朗使用武力。它们愿意使用武力，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尽管这些国家拥有一些先进能力，其行动并未影响战场。另一方面，伊朗娴熟地驾驭其代理人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将其拉入冲突，使德黑兰得以通过火箭弹、迫击炮等相对不先进的技术投射力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廉价无人机，真主党曾反复使用这些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境内的以色列士兵和以色列境内的平民。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帮助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造成了毁灭性但并非决定性的后果。

维系联盟的复杂性也在欧洲显现，国防规划人员正在那里应对一个安全三难困境。首先，他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将一支能力强大且已实现现代化的乌克兰军队纳入欧洲大陆的防务规划。随着德国大幅加快对本国军队的投资，欧洲还必须应对其内部军事力量平衡的变化——这种变化令人不安地唤起了历史的回响。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过去一年，随着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琢磨如何确保美国控制格陵兰，欧洲人不得不考虑美国发动侵略的风险。这三种现实给欧洲战略带来了一系列权衡取舍，因为优先处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使另外两个问题更难应对——而任何技术都无法提供出路。

安全第一

技术决定论还可能导致对平民和军人伤亡的错误假设。如今，目标选择越来越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打击行动也越来越多地由自主系统实施。许多人认为，这些技术进步将改善目标选择，更好地保护平民。然而，迄今尚不清楚自主系统是否兑现了这一承诺。例如，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军事人员能够迅速批准一个名为“薰衣草”的人工智能系统所生成的目标。但此类系统反映的是决策者设定的交战规则，而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之后，以军提高了打击哈马斯武装人员时可以接受的平民伤亡水平。或许正因如此，研究人员在一项测试约两千名以色列军事人员决策行为的实验中发现，在涉及大量附带损害的假设情境下，他们表现出“算法厌恶”，并希望更多地依靠人类决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新技术使军事人员和军事目标更难遭受攻击，平民可能变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安全，因为这会增加附带损害的风险，甚至促使某些交战方蓄意攻击平民和防护薄弱的目标。包括美军在内的许多军队，越来越多地运用技术来尽量降低己方部队承担的风险。这种对无瑕战争的渴望并不新鲜。近七十万名美军人员参加了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与人们预期会发生血腥屠杀的情况相反，其中仅有143人死亡。这一结果强化了这样一种论点：技术已经使美军能够在本国部队承担极小风险的情况下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年后，摩加迪沙之战削弱了这一观点：美军在与索马里武装人员的一场持久战斗中有18名军人死亡，随后撤出了索马里，而这些武装人员使用的是步枪、机枪和火箭推进榴弹等廉价且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武器。本世纪初，美国迅速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重新点燃了依靠创新实现相对不流血战争的梦想。但随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开的艰苦战斗，再次给这一想法泼了冷水。

然而，对技术的希望总会不断重燃，美军似乎又在规划利用高科技工具降低人员风险的行动。在今年一月于委内瑞拉实施的一次行动中，这意味着出动特种作战部队，并以天基平台、网络平台以及一百五十多架飞机和无人机提供支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抓捕一个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伊朗，这意味着发动一场旨在改变地面局势的战争，但主要从空中和海上实施攻击。

诚然，这种做法与美国并未卷入关乎自身存亡的战争这一事实有关。而当美军与认为冲突关乎自身存亡的对手作战时，例如伊朗，美国官员往往会惊讶于对手拒绝退让，并愿意承受惊人的损失。即使技术能够减少美军伤亡，也不意味着它应当使关于是否开战的充分政治辩论被绕过。毕竟，伤亡远非当代战争所能造成的唯一代价。即便伤亡相对较少的战争，也可能摧毁经济、推翻政府，并撕裂社会。

回归基本原则

中国等数十年来没有打过仗的国家，可能比美国更容易陷入技术陷阱。这些国家可能专注于获取创新工具，而不是为应对懂得如何大规模整合新技术的对手做好准备。鉴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定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作战概念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这或许会为其提供一些机会。但中国等国家即使经验少得多，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也可能丝毫不逊色，这意味着误判和升级的风险很容易增加。

对新技术的深切信任可能导致军队规模大幅缩小，因为机器会取代人类人员。在美国，这种转变可能扩大普通美国人与服役人员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因为与华盛顿如何、何时、何地以及为何诉诸武力存在联系，并因而关心这些问题的美国人将会更少。军队与其所服务的社会之间的这种脱节，会侵蚀军队这一机构本身，也会更广泛地侵蚀民主，因为它削弱了发动战争应当反映人民意愿这一原则。依靠征兵制的国家不会面临完全相同的问题，但技术决定论同样会影响它们与公众的关系：即使这些国家需要更少的公民服役，技术陷阱仍可能进一步边缘化那些通常提供应征兵员的社会群体，从而削弱社会凝聚力。

技术陷阱最有害的影响，或许在于它可能掏空威慑，因为政策制定者受到有关技术如何影响战场的决定论观点左右，容易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采取短视的做法。威慑要求对手能够清楚而合理地解读有关能力与意志的信号。如果冲突双方都对自身和对方的能力抱有信心，他们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竞相展现更强的战斗意志。这种互动可能导致危险的螺旋式升级，尤其是当它与技术将尽量减少人类作用和责任的假设相结合时。

摆脱技术迷雾是可能的。战略家和官员最需要理解的是，尽管作战手段将不断变化，战争的根本性质却不会改变。在派遣部队去战斗、杀戮和赴死之前，必须面对那些艰难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无论依靠技术还是其他方式，都不存在捷径，也永远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