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妈妈大部分时间在妇联工作，一天到晚在乡下跑，很少有时间回家，所以我从小就是跟继父长大的。
继父是一个很有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人。他出生在湖南桃源县理公港乡，父亲姓杨，有十几亩田，是个小康人家。杨家爷爷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商姓哥哥，家境贫寒，以给人家打工为生，到了四十岁也没能成家。杨爷爷就分了几亩田给他，还把继父过继给他做儿子，继父也改姓商。杨爷爷原来想自己还年轻，以后还可以再生儿子。
可天有不测风云，生了继父以后，杨家奶奶再没有生儿子，生的全是女儿。于是杨家传宗接代出现了问题。没有多久，正在桃源师范读书的19岁的继父被叫回家，与一个农村姑娘迅速成亲，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姓了杨。很明显，两位爷爷采取了一个既不改变继父已经过继的事实，又得以解决杨家传宗接代的问题，就导演了这么一出隔代改姓的大戏。以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却很快解体了。
继父是两家中唯一的男孩，倍受宠爱，在家是不用做家务事的。但却仍然不能高枕无忧地去读书，因为作为唯一的男孩，农忙的时候得回家帮助种田，书只能断断续续的读。到了1949年底，25岁的他师范还没有毕业，新政府正好需要人，他就参加工作了。
一个师范肄业生，即使在当年教育不发达的时候，也算不上知识分子，但他却长期在教育部门工作。先后当过师范学校校长，中学校长，县教育局长。虽然学历比那些大学毕业的老师们都低，但老师们都很敬重他，佩服他。因为他真正地尊重他们，创造条件支持他们的工作。
1972年还是文革时期，邓小平复出，开始抓瘫痪了几年的教育，学校又开始真正教知识了。可作为芷江中学的校长，他面临无人可用的难题。因为大学瘫痪几年了，没有新老师来。而老教师很多被整，不是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是右派，历史反革命等帽子，是所谓的“牛鬼蛇神”一类人，专政的对象，政治上是敌人，根本不能用。继父不管那么多，把这些学富五车的老教师们都请出来上课。这在当时没有人敢做。而且即使作为校长去请，有些老师也不敢出来教，怕讲错了将来又挨整。他对老师们说，有什么问题我负责，与你们无关。他知道这样做的政治风险，所以很低调，不开动员大会，不请领导讲话，而且尽可能地避免大动静。比如因为合格的英语老师奇缺，他请一个教会学校毕业，曾经给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吴云老先生出来培训年轻老师。地点选在图书馆楼上，一个平常不开放的房
间里进行。
即便如此，压力也是巨大的。他并不在乎领导是不是喜欢，会不会影响仕途，只想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由于他的信任与支持，教师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在1972-1973年很抓了教学质量，学生们学到真正的知识。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考试时，当年芷江中学的在校生发挥出色，在整个怀化地区考得最好，创造了芷江县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
继父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他喜欢钻研，尤其是历史。他常常与老师们几小时，几小时的聊中国历史。家里墙上总挂一张中国历史朝代纪年表。我的很多历史知识就是从他茶余饭后，聊天的时候学来的。比如他说记历史事件有些窍门，像“搂一把，好吃糖”，意思就是公元618年是唐朝元年；而“一把揪死你”是指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他也喜欢数学，尤其是算术，特别擅长不设X，Y算术解题方法。常常与数学老师们探讨一些数学题的解法。从此之外，他喜欢种树，每年都要在学校新种些树。他做校长的那些年，学校绿树环绕，花木茂盛。校园就像花园一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请客送礼。当年不像现在，没有东西吃，社会上走关系开后
门的情况也少多了。加上“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知识一钱不值，校长也没有人来求。但一些礼尚往来还是有的。
大约是1975年的时候，他在芷江一中做校长。暑假的时候，教育局在一中举办了全校教师培训班。几百老师，一个月的时间，吃住都是一中承办的。培训结束了，局长说要摆一桌答谢一中的支持与帮助。但他说不需要，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而且警告说你如果真要摆，我是不会来的。
局长一来认为必须要答谢，而且也是局里过去的一惯做法；二来中国人一般都会客气地推辞，但最后还是会来的。所以培训结束第二天，教育局出钱请一中食堂大师傅炒了几个菜，在食堂餐厅里摆了一桌。请了继父，还有学校副校长和管后勤的主管。局长，副局长都来了，副校长等也到了。就他没有到，派人叫他，他不去。副校长去叫，也不去。最后局长亲自来请，他还是不去。妈妈看不过去了，说人家三番五次来请，别让人家难堪啊。但他就是不听，说：“我早就说过了，我是不会去的”。结果那顿饭，他真没有去吃，让局长很扫兴。他天天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很能容忍知识分子的一些毛病。比如一位柳姓女老师，原来是南京军区文工团，以小文艺兵的身份参加过朝鲜战争，专业非常好。教课很受学生欢迎，带的学校文宣队也是县里最高水平的。但就是有点娇气，下乡插队怕蚂蟥，穿着高筒靴子下田，还容易惊叫。很多老师看不惯她，来告状的人不少。但继父并不在意，一直放手让她干，她越发感激而努力工作，所带的文宣队水平很高，在芷江深受群众欢迎。
但如果你以为他这样与知识分子合得来，也像知识分子那样文文绉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总有几个小流氓来学校滋事。搞得师生们人心惶惶，报告给派出所，半天也不来人，等人家走了他们才来。所以这事让学校不得安宁。有点“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的味道。继父在一次学校大会上说：“我们一个几百人的学校，竟然被几个小流氓搞得鸡犬不宁，我们应该羞愧! 今天回家以后，大家每人去检两块小石头，装在口袋里。下次小流氓来，我喊打，大家一起向他们扔石头!”。后来小流氓来了，他真的一声令下，学生们的小石块打得几个小流氓抱头鼠窜，从此再也不敢来了。
妈妈说过他，你这种做法不好。但他问，那你说这么办？完了妈妈也说不出什么别的好办法。另一件让老师们肃然起敬的事情，是1978年他做县教育局长的时候，很多人反映县城里小学中，很多县领导的家人亲戚靠后门当上老师，但根本不能胜任。学校想进一些素质好的教师，却没有名额，教学质量没法保正，成了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发现确实如此，而这些人都是县领导的家人或亲戚，得罪不起。他上任后，搞了一个全县老师统一考试，按照成绩安排工作。成绩好的，才能在城里小学任教；成绩不好的，不管是谁，都不能在城里。结果一大批县头头们的亲戚必须到乡下小学去。于是乎，平常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我们家，被来说情的人踩破了门坎。他只好躲起来，尽量不见。万一被堵住了，就随你说，反正不松口。

我当时在北京上大学，暑假回家也得帮着说谎，以支开那些来说情的人，不胜其烦。但我很理解他，坚决支持他。我对他说：“爸爸，如果因为这件事让你丢了工作，我将来一定会挣钱养你一辈子”。最后县领导的亲戚们也只能下乡。只是作为妥协，他们被安排在离城近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他这一辈子没给人送过礼，连我们过生日也从来没有送过什么礼物。但他有两次给我送过东西。
1975年，我作为知青插队到乡下去。妈妈大包小包地给我准备行装，他拿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成语小词典》给我，说这是你应该随身携带的，对你有好处。那年月没有人读书，也没有书可读，因为几乎所有的书都是禁书。而这两本小词典不是禁书，而且里面有很多有用的知识。在插队期间，我常常翻看，学到不少知识，充实了自己。后来我在公社中学，大队小学做代课老师，它们刚好派上了用场。
2000年，继父和妈妈来美国给我们带儿子。已经75岁高龄的继父什么也不带，就背了三本上海辞海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头《辞海》送给我。妈妈劝他别带，说太重了。可他说这是好东西，在美国买不到，非得带来不可。这辞海比字典当然丰富多了，虽然有些政治痕迹，但内容不好。我碰到不懂的问题，就查查辞海，每次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继父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每次回去，他就衰老一点。过去健步如飞的人，现在走路还得有人跟着，不然低血压的老毛病一来就可能头发晕，站立不稳而摔倒。但他脑子还是很清楚，仍然豁达开朗，仍然充满好奇心。每天除了打瞌睡以外，总戴一个老花镜查看东西，辞海啊，字典啊，摆满了桌子，脑子里总有一些他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
受继父影响，我也喜欢买字典。现在家里有四本英汉字典，一本英英字典，两本汉英字典，还有化学化工词汇，汉英医学词汇，各种书法字帖，书法集萃，包括《钦定三希堂法帖》等。我现在也到了戴老花镜的年龄，每当查辞海时，就会想到继父。原来送给我的《新华字典》，《成语小词典》不知哪里去了，但我后面一直买，保证身边不缺。这三本辞海是他给我的原物，我会一辈子带在身边。

继父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这是一种无形的礼物，让我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