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芷江到桃源 1967年冬，文革初期的造反，串聯，武鬥已經過去，局面從動亂開始走向穩定。在毛澤東的干預下，軍管小組進駐各單位，開始恢復失去的秩序。並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由軍官幹部，老幹部，群眾組織領袖（包括造反派）組成。芷江革命委員會當時決定恢復已經停課一年半的芷江中學教育，由原芷江一中，芷江二中合併成立芷江中學。原芷江師範校長的爸爸被重新起用，作為芷江中學籌備小組的副組長，參加芷江中學的建設工作。雖然我和他當時仍然還住在七里橋木油坡，但他天天進城上班，晚上再回來。 1968年1月，天寒地凍之時，爸爸媽媽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媽媽帶我去爸爸老家桃源把大弟三毛接回來，同時媽媽回常德老家探親。爸爸因為要籌備建校工作，走不開，不能一起走。三歲多的大弟三毛，一歲多的小弟四毛是1966年夏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被緊急請桃源鄉下的奶奶接走的，以避免不可預測的風險。
文革前夕的全家福（攝於1966年夏，芷江木油坡）
1967年是文革中武鬥最厲害的一年。黔陽地區（今懷化市）以有兵工廠的辰溪最為嚴重，毗鄰的沅陵縣也好不到哪裡去。而這兩個地方正是我們去常德桃源兩地的必經之路，因為文革和武鬥，從1966年秋，長途班車就已經停運。但最近聽說長途班車要在春節前恢復，但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這次回家鄉是一次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甚至有一定的危險性。為什麼當時他們要這麼決定？我不知道。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因為社會大亂，大弟三毛，小弟四毛被奶奶接回桃源鄉下老家，以避受到紅衛兵的衝擊。現在武鬥停止了，毛主席說要安定，大部分單位都開始恢復生產，學校也要恢復上課，大弟弟已經五歲多了，鄉下老家教育條件非常差，芷江縣城的教育還是好多了，雖然中學關門了，但小學一直還是上課的。只是文革期間不教屬於封資修的文化知識，但老師素質高，以後可能會恢復文化知識的教授。 對於媽媽來說這次是回家鄉探親，對於我來說是去爸爸媽媽老家，因為我出生在洪江，長在芷江，從來沒有去過爸爸媽媽的老家。 芷江到桃源（常德更遠一點）341公里，當時沒有高速。坐班車需要三天，一天到辰溪，第二天到沅陵，第三天到桃源。但我們面對是公共交通癱瘓，沒有班車的局面。爸爸媽媽先是通過熟人聯繫了湖南湘運公司的運糧的卡車，從芷江到辰溪我們坐上了一輛湘運的解放牌卡車。司機是一位三十出頭的男士，溫文爾雅，很幹練的樣子。駕駛室只有一個乘客座位，我當時十歲，比同齡人高一點，但仍然還是小孩，只好坐在媽媽的腿上。當年也沒有人查，公安局都關門了。
1960年代芷江至桃源交通示意圖 一路上，陰沉沉的天。地上還有白雪，天氣很冷。行駛途中，媽媽和司機聊天。媽媽說自己出來工作後，十九年沒有回家了，而且兩個孩子還在老家奶奶看着，需要接回來。司機很善解人意，表示理解。大約四個小時後，我們到了辰溪，謝過了司機，我們下了車。到了沅水邊的碼頭，買了兩張第二天去沅陵的船票，這也是因為沒有班車的原因。船票還比較好買，原因是辰溪到沅陵不遠，水運發達，船很多。 買好票後，我們在碼頭附近找了一家旅館住了下來。 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碼頭，上了一條機動船。船不大，大概只有二十幾個乘客，比一般的渡船大一些，後面有一個電動機帶動水下螺旋漿做動力，是燒柴油的，機器就在船中間，聲音很大，滿船都是柴油味。 沒有座位，只能很窄的船體木方當座位。這條船原來應該不是客船，是貨船。應該是班車斷了以後，人們只好走水路，他們才來做客運。條件差，乘客就少，所以我們能買到第二天的船票。 船走的很慢，天氣仍然陰沉沉的，江面上看不清，船體四面透風，冷颼颼的。辰溪到沅陵只有68公里，而且是順流而下，卻走了大約七八小時，整整一天。 到了沅陵上岸，正巧沅陵汽車站離河邊碼頭不遠。媽媽帶着我找了一家旅館，放下東西，我們就去汽車站買去桃源的車票。當時班車已經定下恢復的日期，大概是三天以後。車站外面大幅紅色標語：“祝賀沅陵車站班車全面恢復通車！”，還有彩帶飄飄，一派節日氣氛。 沅陵東接桃源常德，西北去吉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西南去安江（黔陽首府）。過去湘西，黔陽地區（現懷化市）沒有鐵路，所以沅陵是一個重要的公路交通樞紐。沅陵長途公交車系統癱瘓後，沅陵至常德，沅陵至吉首，沅陵至安江長途公交車交通全部都停擺。直接影響湘西，黔陽，常德三個地區的民生交通。間接影響擴大到長沙，邵陽，貴州。這次恢復通車不僅僅只有沅陵至桃源，沅陵至常德，還包括沅陵至吉首，沅陵至安江。總之當時沅陵恢復通車是湘西，黔陽，常德等地的大事件。 我們進了售票廳，到售票口一打聽，說首發當天的車票早就賣完了，而且頭一個星期的票，也就是春節前的票都沒有了，最早只能買一個星期以後，就是春節以後的票了。我們不可能等過了春節再走，但苦於沒有票。當年沒有黃牛，就是買高價黃牛票也沒有。 沒有辦法，我們只能回去。 我們離開芷江的時候，爸爸預見到買車票不易的問題，他對媽媽說：“如果買不到車票，你可以經常回去看，看有沒有人退票，你就從退票的人手中買。退票這事經常發生。“ 於是吃了晚飯，媽媽帶我再去汽車站。我們站在那裡，等了一會，沒有見到要退票的人。不久，售票員下班了，售票窗口關了。媽媽覺得今天可能不會有人退票了，準備帶我回旅館。正要走的時候，急匆匆來了一位中年男士，往售票窗口走過去，發現已經關閉，很失望地轉身。他慢慢地向外走，不時看看四周。媽媽注意到了他，他也注意到了媽媽。媽媽問：你是來買票，還是來退票？他說：我來退票。因為有事走不了，需要退票。 媽媽很高興地說：我們要買票，如果你願意，可以把票賣給我。他大喜過望，說可以。然後問：是去桃源的，你們要幾張？我這裡有兩張。我當時離媽媽有點遠，又是小孩，他以為媽媽就一個人。媽媽說：我們正好去桃源，剛好要兩張票。指着我說，我和我兒子。 男士很高興，說他不需要明天再跑一趟。於是媽媽買了他手裡的兩張票，而且是第一天首發車的票。 爸爸確實經驗豐富，不是他的建議，我們不一定來等退票。這不，我們很輕鬆地解決了車票的大問題，將坐通車當天的首發車去桃源。 過了三天，通車第一天。早晨車站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來了很多人，應該都是按照上面要求組織來的。還有領導講話，有點像是這條班車第一次開通的架勢。我們登上了我們的班車-沅陵至常德，後面還有沅陵-吉首，沅陵至安江，一共大概有五六輛同時發車的班車，所有的車身都扎有大紅花，彩帶。 我們是首發車，後面還有多次發車。我不知道一天要發多少趟，估計當時一天至少發三趟車，因為一年半沒有通車，積壓了太多的滯留乘客需要疏導。 大概上午九點，領導在站前剪彩後，幾輛首發班車魚貫駛出，在群眾的歡呼聲中徐徐駛離車站。我有幾分激動，第一次被人夾道歡送，感覺不錯。 沅陵至桃源大約300里，都是大山。三個小時後，車到達官莊，這裡仍然是沅陵縣，但路程大約過了一半，停了比較長的時間，讓大家上廁所，然後再往前。又過了大約三小時，到達桃源縣，我們下車。車的終點站是常德，一些去常德的乘客留在車上，繼續他們的旅程。 奶奶家在桃源縣理公港公社楊公橋大隊，離縣城還有大約100里。雖然有公路，但沒有班車。我們在縣城住了一晚，第二天坐班車到了漆家河（漆河鎮），再轉到理公港。最後步行三四公里到達楊公橋。當時好像是叔叔商中倫來接的我們，但不記得是在漆河鎮還是在理公港。 到達奶奶家已經是臘月28，或者29了，馬上就要過年了。 我們見到了離開兩年半的大弟三毛，小弟四毛。三毛當時六歲，四毛當時三歲。 二，商爺爺，楊奶奶 當時爺爺商伯田還健在，大概70歲。商爺爺的媽媽先與商爺爺的爸爸結婚，生了商爺爺。但商家太爺爺一直很窮，後來不知道是早逝還是別的原因，原來的商爺爺的媽媽帶着商爺爺改嫁到了楊家，生了楊爺爺。所以商爺爺與楊爺爺是同母異父的兄弟。 楊家比商家家境好很多，自己有些田。平常自己打理，農忙會請短工幫忙。商爺爺雖然到了楊家，但仍然姓商。楊太爺爺過世早，家業由楊爺爺繼承。商爺爺開始幫楊爺爺打理，但財產還是楊家的。商爺爺因為窮，一直娶不起老婆，人到40也沒有結婚，已經準備打一輩子光棍了。但商家就無後了，於是與還年輕的楊爺爺商量，把楊家的大兒子，就是爸爸過繼給他做兒子，改姓商。想的就是楊奶奶還可以生兒子，這樣商家有人繼承香火，楊家也會有後人。 所以，本來姓楊的爸爸改姓了商，也稱商爺爺為爸爸。 因為商爺爺本來就住楊家，所以其實爸爸仍然還是住在自己家，除了稱呼，基本沒有變化。 畢竟是兄弟，楊爺爺後來給了商爺爺幾畝田，讓他自己獨立生活。有了田地，商爺爺經濟條件改善了，也娶了老婆，後來有了自己的兒子，就是商中倫。雖然商家有後了，但楊爺爺沒有把爸爸改回楊姓。一是不能違背自己的承諾；二是自己還年輕，還可以生兒子。但人算不如天算，楊奶奶後來竟然再沒有生過兒子。 於是，楊家面臨無後的局面。後來商爺爺與楊爺爺商量，瞞着正在桃源師範上學的爸爸訂了一門親事，把他騙回來，威逼利誘讓不到20歲的爸爸與從未蒙面的姑娘結了婚。後來生下了哥哥，馬上取名為楊姓，解決了這件大事。但對爸爸來說，這種婚姻是一種折磨。50年代初就離婚了，楊家自然留下了哥哥（這就是結婚的目的）。下面還有一個姐姐，則跟了前妻。 楊爺爺也早逝，楊奶奶當時大概63，64歲，住在自己房子裡，與商家相鄰。爸爸有三個妹妹，兩個已經出嫁。當時與奶奶一起住的只有最小的姑姑 – 楊淑媛，23，24歲，在當地學校做教師。小姑是爸爸妹妹中長得最漂亮的，當時還待嫁閨中。 楊公橋位於山區，交通閉塞，信息不通，經濟落後。 舉兩個例子就知道了。1911年辛亥革命後，全中國都禁止留長辮，裹小腳了，但楊公橋的人，包括理公港的人都不知道。於是辮子還留着，腳也繼續裹。奶奶當時大概4，5歲，剛開始裹腳。如果信息靈通一點，停止裹腳，她就會是正常人的腳。好像至少過了三年他們那裡的人才知道可以不裹小腳，這才讓奶奶停止裹小腳了。後來奶奶的腳就變成了比小腳大，比正常腳小，而且是那種前面尖尖的腳，根本買不到她的鞋，一輩子只能穿自己做的布鞋。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到了以後，發現那裡的人很少見過自行車，他們把自行車看成很奇怪的東西，叫它為“洋馬馬”。一有人騎自行車，就有很多人圍觀。可能因為自行車很貴，也很難買到。而且大山區農村自行車確實沒有用。但“洋馬馬”這樣的名字非常有意思，讓人聯想到清朝末年中國人對洋貨的稱呼。 商爺爺仍然不富裕，過年前買了一個豬頭，切開後，放入一口大鍋煮。然後把幾十斤蘿蔔切成一寸見方的塊，放進鍋里與豬頭一起煮。每天舀一大碗，加熱了吃。這一鍋豬頭蘿蔔他們要吃十幾天，甚至一個月的。這是他們能吃到的最好的美味了，而且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吃到。當地人大部分都這樣，過年期間基本就是豬頭肉煮蘿蔔。 我們雖然在城裡，有計劃肉，每人每月一斤豬肉，吃肉也是很稀罕的事。豬頭燉蘿蔔雖然不算高檔葷菜，但我從來沒有吃過，因為政府供應點沒有豬頭賣，要買一斤肉票也肯定買不了。 爸爸有時寄錢給商爺爺和楊奶奶，但不是很多。楊奶奶因為有姑姑們接濟，小姑姑有工資，所以生活要好一些。過年可以買些豬肉，魚，雞，等回家吃。 他們家門口有一條小溪，上面有一個木橋，木橋上面有房頂，像芷江那邊的風雨橋，只是非常小。這橋就叫楊公橋，應該是一位姓楊的老公公出資修建的。 
楊公橋 （攝於2017年4月，我第二次回楊公橋） 周圍沒有任何商店，也沒有任何娛樂場所，我每天都來這橋上。北風凌厲，天灰濛濛的，橋下面的水也結冰了。有一天我在橋上遇見一個小男孩，我們倆都好奇地看着對方，卻生生的。好一陣我們才開始對話，他問我哪裡來的，多大了？結果他和我一樣大，都是十歲，但比我矮一截。他就是鄰居家的孩子，我們不熟，也沒有什麼話可聊。後來幾天就沒有再見到他。 楊爺爺家土改時被定為中農，其實他有十幾畝田，算比較多的，後來給了幾畝給商爺爺。他沒有請長工，農活不忙就自己干，農忙才請人，也都是短工。當地人這樣的人很多，也都比較善良。土改時，楊公橋沒有地主，也沒有富農，大多是中農，包括楊爺爺。要在別的地方，楊爺爺的田已經夠富農了，那就是專政對象了。山區的人不一定大方（因為很窮），但比較善良。人家沒有得罪我，我幹嘛把人家劃為富農？
奶奶第二天就帶我們去看祖墳。離家大概就三四十米，她介紹說這個位置是找風水先生看過的，非常好的地方，前面幾里外的有山，說那幾個山峰象徵着什麼，可以保佑後代有不錯的前途。當時很小，懵懵懂懂的，聽了以後沒有什麼聯想。在寫這篇東西的時候，寫到這裡，我腦海里突然冒出《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中的歌詞 河水在傳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從芷江到桃源, 一路上困難重重，但我們仍然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處境裡，遇到好人好運，順利來到桃源老家，是不是祖先在天有靈，在一路保佑着我們？ 奶奶指着一片山對我們說，這個原來是我們楊家的。又指着一片田說，這些田原來也是我們家的。還好楊家是中農，還是算勞動人民。如果是富農或地主，被人舉報，這就是活脫脫的記變天帳，想反攻倒算。不過那裡的人，愚昧是愚昧，但沒有害人之心，即使聽見了，也絕對不會有人舉報的。 因為無處可以玩，中倫叔叔聽說有很多人坐車去牛車河玩，為了讓我有點“娛樂活動"，就帶着我爬上了一輛解放碑的敞篷卡車。車上人擠人，反正是大冬天，正好相互擋風了。楊公橋到牛車河都是大山，45里遠，公路很簡易，路面都不怎麼平整。路邊是懸崖峭壁，掉下去絕對不可能生還。 臘月底的冬天，寒風刺骨，即使人多，站在敞篷車上仍然冷嗖嗖的，一路上吹的很不好受。牛車河是一個公社所在地，是桃源與沅陵的交界處，非常偏僻，沒有班車，也沒有什麼可看的。回來後記得的只有大山，光禿禿的大山，稀稀拉拉幾棵小樹，岩縫裡的幾束枯死的茅草，還有一些沒有化的殘雪，和偶爾見到的山上木屋。 大年三十，商爺爺，商中倫，楊奶奶，小姑，三毛，四毛，媽媽和我一起吃年夜飯。就是從大鍋里舀出幾大碗豬頭燉蘿蔔（蘿蔔比肉多得多），加加熱，放上桌。另外好像有一個雞肉菜，有一碗臘肉，還有豆腐，還有一些蔬菜。這在當時就是最豐盛的食物了，也是我們出門後最好的一頓飯。 當時那裡沒有通電，吃完飯無處可去，大家便圍着一個柴火坑聊天。火坑裡燒着火，還比較暖和。室內其他地方，除了沒有風，與室外溫度差不多。可能還只有九，十點，我們就上床睡了。 大年初一凌晨3，4點，天還漆黑一團，商中倫叔叔爬起來，披上棉襖，到室外燃放鞭炮。因為太冷，我們都沒有起來看。不久，遠處傳來其他家燃放鞭炮的聲音，此起彼伏，楊公橋的新年來到了。 大年初三，我，媽媽，帶着三毛離開爺爺奶奶家，踏上去常德的路。那是媽媽的老家，她1949年離開，已經有19年沒有回去過了。而對於我和三毛，則是第一次去外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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