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我小學的班上有一位因家長文革受迫害而遣返到農村的女同學，她衣著乾淨，文靜優雅，臉龐白淨得有點象缺血，與我們這些土裡打滾，臉蛋皴紅，說話大聲的農家孩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學習極好，是班裡的學習委員。而那時侯的我學習成績一般，今天第一，明天倒數第一，沒個準譜，並且調皮搗蛋得人見人煩，是小學校里出了名的野孩子。可我這麽個野孩子從沒敢在她面前調皮搗蛋過，也從不和她多說話。

後來文革結束了，教育入了正軌，我似乎也一下子懂了事，成績穩定地成了班裡第一。這時候我留意第二名的她的分數比我少多少，喜滋滋地看著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在成績榜上靠得很近。突然有一天，班主任宣布她要轉學到縣城的學校讀書了，她家長平了反，全家要搬去城裡。

好多年沒有再見過她，即使後來都上大學了也沒有多少聯繫，因為她的家庭以及她後來的同學圈子和我完全沒有了交集。我只偶爾從老同學那裡聽說一些她的情況，知道她大學畢業後在縣中學做了老師。

我和她的再一次見面是多年之後。我從美國回家探親，在縣城工作的她約我去她家吃飯。那天她備了當地鮮見的櫻桃，我們說了許多話，當然都是老同學見面時說的那些話。她做的飯是手工麻食，那醇正的風味，香厚濃郁，家鄉得讓我和小時侯心目中那個天邊的她有點聯繫不起來。

吃完飯已是下午，正趕上她上小學的女兒放學回家，看到可愛的小姑娘，我的心咯蹬一下。馬上說快來和叔叔照個像，一邊說一邊蹲下了身子，小姑娘一點兒也不怯生，大方地跑過來，站在我的臂彎里。我的手自然地輕握住了她下垂的小手，對著鏡頭開心。

那一刻的溫暖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