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在迎新生的大会上，系主任对大家英语学习的要求是能同时和说英语的人说英语，和说汉语的人说汉语。他用他自己做例子，就是在公车上和上海本地人说上海话，和外地人说普通话，不交叉，不干扰。我对他的这个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当时不论是上海话还是英语，仅仅马马虎虎能听懂，说起来很困难，还得想半天，根本不可能实时和两种不同语言的人对话。 斗转星移，后来发现我居然也会做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我回到老家就会是完全地道的陕西话，想也不用想。一坐上去我们县的汽车，乡音乡情自然地把我转到了老家模式，即使身边有需要说普通话的太太和说英语的儿子，一点儿也不会含糊。在老家也都是满口家乡话，这甚至让一些慕名而来的人失望，他们以为可以听到洋腔洋调。
相反地，一踏进飞往美国的班机，就成了英语。机舱门口空嫂的一声问候，一下子把人带回到了美国的氛围，特别是多年来我一直乘坐的都是本地的一家航空公司，上了飞机就跟到目的地的感觉一样，自然而然地都成了美式英语。
但奇怪的是，我对两位完全纯粹的美国人总会不自觉地说汉语。其中一位是我的朋友，另一位是儿子的朋友。
A是儿子小学时的同学，那时候儿子参加童子军，A是他的伴搭（buddy）。童子军有许多野外活动，需要至少两人配成一组，相互支持配合，以利安全。两个孩子住一顶帐篷，一起活动，活动时互检衣服设备，甚至帮对方检查身上有无蜱虫（ticks）。 春夏的森林和草地里蜱虫很多，会传染凶险的莱姆病（Lyme Disease），野外活动的人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A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但眼睛不好，无法开车。所以接送，以及陪两位孩子野外活动都落在我肩上。这样一来我和A混得很熟，每次活动的路上我少不了要叮咛他们倆，渐渐的我发现我会不自觉地在车里给A说中文。A莫名其妙，而儿子会来一句拖长的Da－d，让我猛醒需要说英语。
D是我的朋友。当年我做论文时，D大学毕业到实验室来做实验员，导师让他来帮我。于是他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D是一位非常善解人意的白人小伙子，做实验时他总能提供及时到位的帮助，对实验的理解也非常到位。以至于我觉得他做实验员实在是大才小用了。所以就鼓励他申请本专业的硕士项目，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学业。他和我一起做的实验也很容易让他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到后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会不自觉地和他说中文。D会一边含笑地点头，直到我反应过来。 有意思的是，D也是我可以谈论私人话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面对他就好像他的白人面孔根本不存在，我是在和一个灵魂说活。而这个灵魂显然是懂中文的。 仔细想来，这个时候我实质上是在自言自语。人除了和别人交流之外，无时无刻地也在和自己交流。当人陷入沉思或者彻底放松的时候，说出的话就是这种语言。据说人在梦境里说的也是这种话。 人不仅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更重要的是也能见己说己话。可惜现代人的生活忙碌紧张得经常见不到自己，所以己话越来越罕见。 |
我倒是觉得老穆越来越文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