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認的古文明發祥地之一的“兩河文明”，是西南亞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中國的文化也是兩河文化，就是黃河文化跟長江文化。人類的生活離不開水，“擇水而居”，是江河成為古文化生長搖籃的根本原因。

在《詩經》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先人擇水而居的事跡，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來之後發生的種種故事，如《詩經》的第一首詩所講述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樣富有浪漫氣息的愛情生活故事。

我們的先人，在橫貫東西、南北遙相呼應的兩大江河之畔，不斷地創造文明、推進文明。

這兩種文化從誕生之時起，從來沒有間斷過它們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它們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共同創造了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蹟。

黃河文化：“龍”文化

黃河文化的源頭，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期。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通過考古發現，黃河文化在新石器時代主要與以下四個文化系統有關：仰韶文化、齊家文化、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其中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黃河上、中游地區，齊家文化分布在黃河中、上游地區，龍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黃河下游地區。

青銅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續和發展。脫胎於仰韶等四大文化的商、周青銅器文化，標誌着黃河文化趨於成熟。文化進入青銅器時代，不僅僅是器具質量、用料的變化，而是在青銅器上刻鑄的大量文字——不僅有了象形文字，而且有了會意文字；而作為黃河文化圖騰標誌的“龍”，也以青銅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圖飾的形式，隨青銅器的日益發展，被進一步彰顯，終於成為君王的形象代表。

《周易》崇拜天，也就是崇拜龍。黃河文化發展到了周代，龍便成了圖騰崇拜物。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清代。

在充滿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齊家文化、龍山文化之沛然底氣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啟後，—路走來，最後止足於黃河下游的齊魯之地，構築完成了黃河文化的軸心。一個名稱“儒家”的知識群體，在這片軸心之地上應運而生；這個知識群體的領軍人物孔子與孟子，卓然成為黃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亂世的孔子，終其一生，都在極力主張“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一心要用“仁義”挽救“禮崩樂壞”的局面，要求人們以“親親之愛”為起點，在人與人之間架起一座相互關心、相互幫助的“仁愛”橋梁，並且還向人們描繪了一幅“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殘廢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理想藍圖。

後來的孟子更進一步，認為“人心本善”，不管你的心靈蒙受了多少灰塵污染，只要經常擦抹，自然能明心見性，恢復善的光亮，人人皆可成仁成聖。孟子的性善論，為孔子倡導的“為仁”學說提供了人性依據。所以，他在孔廟裡列於“亞聖”的位置，絕非浪得虛名。

由孔、孟共同構建的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理論體系，作為黃河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而成為華夏文化的一大標幟。這個文化系統，在漢代獲得了統治者的認可，從此成為華夏人的主流意識形態，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着規範、制約的作用。

在黃河流域產生仰韶文化、齊家文化等的同時，曾經一度被視為“南蠻”之地的長江流域，其實也在產生着一個又一個文化圈。據已經發掘出來的古文化遺址告訴我們，新石器時代的長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統，自西向東分別是：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青蓮崗文化和良渚文化。

新石器時代的這四個文化板塊，發展到了青銅器時代，形成了三大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以荊楚文化為軸心。長江文化的標識，我覺得在“三星堆”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銅器給我們營造了一個鳥的文化氛圍。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銅器神樹，高達十幾米，每一層的分叉枝頭都站立着一隻青銅神鳥；在眾鳥下方的樹根部，攀緣着一條尾朝上頭朝下的神龍。長江文化中的鳥與龍的地位，在這裡得到了體現。

浙江的河姆渡遺址中，也發掘出了大量鳥圖騰崇拜的器物，僅鳥形牙雕就有6件，如鳥紋碟形器、鳥形匕首、雙鳥紋骨匕。不僅如此，吳越還有一種特殊的“鳥書”文字，在每—個篆字旁邊都有鳥形文飾。

到了戰國中期，這種“鳥文化”觀念終於在《莊子》一書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

莊子講了這樣一個關於鳥的故事，有一隻鳥，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向南方飛去）。

長江文化的標識我們也找到了，是鳥，是鳳。為什麼說是鳳？明代學者對《莊子》的注釋，說鵬就是鳳凰，於是我們想到了古代人所說的龍鳳呈祥。

莊子的逍遙即順應自然的思想，源自於他的前輩，另一位長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子。

老子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學者，他把自己的智慧投向了宇宙生成的思考上面，認為天地之先還有一個“道”存在。“道”雖然看不見摸不着道不明，只是恍兮惚兮而已，卻正是由於它的作用，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人與萬物。由於這樣一種因緣關係，所以他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於道的最高法則。

他這種闡述作為一種思路，一直延續下去，在荊楚文化中，後來的屈原，他的最大貢獻也跟老子一樣是問蒼天，這樣的發問最後成就了他的楚辭，使之可以跟詩經媲美。他對世界的一種觀察，對世界的一種理解，包含有很多的道家思想。

老聃與莊子，將其順應自然，開拓進取的理念，注入長江文化的內涵，使長江文化在理論層面上有別於黃河文化，而成為華夏文化中的又一個個性鮮明的文化系統　

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從其源頭開始，便有着相互交流與滲透。儘管如此，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之間的差異仍然很明顯。

它們之間最大的差異，是《莊子》裡反覆講述的一個故事。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不以為然，給孔子講了一個故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泉水乾涸，一群魚被困於陸地，便用濕氣互相噓吸，用口沫互相濕潤。在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裡，甚至當滅頂之災來臨之際，能夠將一絲生的希望留給他人。這樣一個境界是仁義關懷到了極致；把一線希望留給別人，太偉大了。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黃河精神。“相濡以沫”形象地體現了黃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導的“仁義”關懷。

但是老子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比“仁義”關懷更好的存在方式，是“相忘於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魚，不會想到用“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的方式關懷其它個體。在一個順應自然規律，生存狀態良好的社會裡，人們同樣會忘掉“仁義”，因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無需別人的關心幫助。

這就是長江文化的理念。它認為應該追求自然，追求最適合生存的環境，就是法自然。我們追求的最終目的，不是仁義關懷。凡是一個社會很需要人關懷，人與人之間非常強調要仁義的時候，這個社會的生存狀態一定出現了問題，肯定是紅色警報的狀態；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夠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義方面的所謂教育比較淡漠，這個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況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狀態非常好的情況下把它忘掉，這才是最理想的社會。

所以一個是主張相濡以沫，一個是主張相忘江湖，這就是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的最大區別。“相濡以沫”還是“相忘於江湖”的爭論，成為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核心話題。這場關乎兩種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爭論，一直延伸到西漢中期，漢武帝一錘定音，選擇了“相濡以沫”的儒術，使其成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因為漢武帝的時代，“相忘於江湖”行不通，所以他選擇了“相濡以沫”，希望大家相互關心、相互關愛。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 “相濡以沫”行之有效。

在黃河文化居於重心和主導地位的兩千年時間裡，長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發揮着重要的影響作用。老子的思想一直成為人們修身養性中一個重要的元素，當然這裡面也有抗爭。比如《梁山伯與祝英台》。梁、祝愛情，是一種發乎內心的真情，順應自然的表達。然而在黃河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年代裡，這種順應自然的表達方式必然要遭受壓抑。梁、祝悲劇的必然性，就在這裡。所以吳越人編演的梁祝悲劇，可以看作是長江文化對黃河文化的一次譴責與抗爭。

歷史車輪駛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重心轉移的局面終於來臨。新文化運動的湧現，“五四”運動的發生，標誌着中國文化的重心，開始由黃河文化向長江文化轉移。

 “五四”新文化運動承載的是整個中國文化重心的轉移，是華夏民族文化觀念的一次重大歷史性轉變，是將整個民族文化從“相濡以沫”的觀念轉向“相忘於江湖”的觀念。這種文化觀念的轉變，將直接規範、制約中華民族以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發展歷程。

中國文化重心的轉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1852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859年火燒圓明園、1894年甲午戰爭，直至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後向中國政府索賠近10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華夏子孫，“相濡以沫”的觀念已經過時。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揭示的“弱肉強食”的生存鬥爭法則，在人類社會裡同樣存在。嚴復譯介的達爾文進化論，引起了轟動；“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驚醒了在“相濡以沫”夢中沉睡了兩千多年的華夏子孫。只有“法自然”，在開拓中創新，才能真正改善華夏民族的生存環境，提高華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實現“相忘於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運動開始了，推動這次文化重心轉移的先驅人物，絕大多數是長江文化圈內的知識精英，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繼新文化運動之後，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而前仆後繼的政治家，也大多數來自於長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數十年時間裡，觀念的轉變已經落實到了政治制度、經濟方式的轉變。華夏民族終於在文化重心的轉移中開始復興。

中國文化重心轉向長江文化，意味着長期居於主流地位的黃河文化將處於從屬地位，但並不意味者黃河文化的消失。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際情感，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國的封建社會能夠綿延兩千多年，“相濡以沫”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沒。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文化重心已經發生轉移，我們歡呼這一次文化重心的轉移，我們對此的認識和實踐要從自發進入到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