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健美一百天，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突然感到这就是记忆中的父亲，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留下他不曾留下的身姿。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父亲大约也是我现在的年龄，他穿着一件白粗布汗褂，粗壮的胳膊上肌肉分明，健康的皮肤上淌着汗滴，充满了男人的健与力。

可那时父亲的身边却没有女人。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父亲再婚的事情并不顺利，因为有我这个小拖累，许多合适的人都望而却步。父亲就那么领着三个不懂事的孩子，过着悠长的日子。

记得那时冬天的清晨父亲常坐在炕沿上拉板胡，高扬的秦腔， 婉转悠长，我安静地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看着尘埃在门缝里射进的光线里跳舞。

我从小是随父亲长大的。我出生前母亲就患了肝炎，她怕给我传染上，不让我接近她，于是，父亲那粗壮的胳膊就成了我每天睡觉时的枕头。后来我稍大了一些，不枕他的胳膊了，反转睡在了他的脚头，每天抱着他的双腿入梦。

无论他干什么，父亲总是把我带在他的身边，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皮，跟别的孩子玩不是伤了自己就是伤了别人，而父亲遵循“孩子和别人打了架，打娃先打自家娃”的古训，不管谁对谁错总得先教训我，而他最不愿听到的就是我的哭声。所以，父亲就教导我，他要揍我时，先拉开架势，弄出很大的动静，让我有机会逃掉一顿皮肉之苦。

夏天，父亲要我和他一起去地里，他干活，我在一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父亲似乎从来不计较我干多干少，只要参与了就行。下午收工回家，他泡上一壶茉莉花茶，父子倆一人一只白瓷杯，坐在门墩上乘凉慢饮。

冬天，父亲会在油灯下教我织袜子，年幼的二姐做饭缝衣已经够受了，织袜子手套这类粗活我们得自己动手，记得当时我织直筒子还凑合，但不会加针转弯织脚后跟。父亲就让我织直筒子，他织转弯的部分。由于两人的手劲儿不同，织出来的袜子一段松一段紧。父亲安慰说不好看没关系，暖和就行。

我一直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尽管没有母亲，但我的生活里似乎什么都不缺。多亏了我的父亲。面对命运的磨难，他没有垂头丧气，一个人领着三个孩子，昂扬地过着日子。

我敬佩父亲，他不仅给我们遮风挡雨，提供生活之需，更重要的是他就象是一位统帅，在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里，领导着、激励着我们几个意志不决，情绪多变的小兵。我一直以为他天生就是一位好父亲。

后来成年了我和父亲聊起他年轻的时候，才知道他曾经有很强的公子习气。年轻的他喜欢呼朋唤友，喜欢赌博，斗山鸡是他的拿手好戏，经常挑着山鸡笼子游走乡里，十天半月不回家，但一回家就带上一串狐朋狗友。吃住都在我家里。

有一年他的霉运来了，地里收成不好，斗鸡又输光了，家里揭不开锅，而那些斗鸡场的朋友没有一个人相助，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父亲走投无路了。

但是，他没有象一般的赌徒那样典妻卖女，而是把自己卖了。当时胡宗南进剿延安，需要民夫，父亲把自己卖了三石六斗麦子，他安顿好家人，赌上了自己的命和运。

他的运并不好，北上的中央军在黄龙山遇到了共产党的口袋阵，前后的路都被切断。周围山上全是解放军的阵地，他和同行的人退入一个岔沟，两边山上解放军的机枪哒哒哒地响，封锁着狭窄的沟道，再往后是个一丈多高的悬岩。父亲在机枪换弹夹的空挡，从这个悬岩跳下，在死人堆里拣回了一条命。许多人死在了这个悬岩下，或被机枪子弹打着，或跳下的时候摔坏了。和父亲同行的同村伯伯跳下这个悬岩时摔伤了，落下了终生残疾。而父亲毫发无损。后来父亲每年领着大哥和我到伯伯家拜年，伯伯总是感叹：你父亲命好，你父亲命好！

的确，父亲运不好但命不错。他从黄龙回来后就安心过日子，不再斗鸡赌博，也不再呼朋唤友，更谢绝任何党派相邀。黄龙山上的哪一仗未必吓着了他，但绝对吓着了我奶奶，老人家不久就撒手人寰，留给我父亲的是年迈的爷爷，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嗷嗷待脯的孩子。父亲从此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庭，经历饥荒，经历母亲八年的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的磨折，母亲去世后又是八年他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终于在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后娘进入了我们家，父亲的生活才算正常稳定了些。好强的父亲不愿给我们添麻烦，一直非常地独立，直到他无疾而终，在睡梦中永远离去。享年八十四岁。

我常想，到底是什么让父亲大胆地自卖壮丁，搏击命运？又是什么让他胆小怕事，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是什么让他象个统帅一样，领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又是什么让他独立得不愿麻烦孩子？我想这些都是因为责任，父亲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在命运前面，不管采取哪种方法，他从来没有回避过自己的责任。每每想起父亲，我的脑海里总是他四五十岁时的样子，穿着一件白粗布汗褂，粗壮的胳膊上肌肉分明，健康的皮肤上淌着汗滴，充满了男人的健与力。

站在镜头前，我叉起双臂，想摆出一幅记忆中父亲的姿势，泪水却不知不觉地从两颊滚下，无声地滴落在赤裸的手臂。我不禁打了个寒噤。五年了，又到了农历十月一日寒衣节，是为祭！

2014年11月14日

（个人心情文章，不劳大家了，评论关闭，祝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