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谈学论术10. 真理怎么也有变“坏”的时候？ 说了认知的认知价值，现在来说说认知的非认知价值：同义反复地说，某种认知要是满足了某方面的非认知需要，就在这方面有了广义上的“善（好）”价值，不然则有了广义上的“恶（坏）”价值。 比方说吧，你靠着神农老祖宗传下来的草药知识（如假包换的“祖传知识”），把菊花与断肠草成功地分开了，非但没有留下这草有毒的遗嘱，反倒治好了口干舌燥的上火，就表明了这种知识对你有正面的实利价值；我照着老师讲的美术知识画鸡蛋，结果连方方正正的棱角都长出来了，于是一气之下撕毁了处女作，则展示了这种知识对我有负面的炫美价值。 不过呢，虽然认知的认知价值和非认知价值都是分析性地分别来自它满足的认知需要和非认知需要，二者要是交织在了一块，也会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许多情况下丝滑得像块绸缎，许多情况下又纠结得像团乱麻。 先来看不那么别扭的状态：满足了求知欲的真理要是也能满足非认知需要，它就同时有了善好的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没能满足好奇心的谬误要是也没能满足非认知需要，它就同时有了坏恶的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 人们把“真”和“善美”都看成正面的价值，把“假”和“恶丑”都看成负面的价值，并奉行“趋真避假”的人性逻辑，完整的原因就在这种一点不别扭的和谐统一中：真理既让求知欲有了着落，又满足了非认知需要，所以遭人喜欢；假知既让好奇心感到憋屈，又满足不了非认知需要，所以遭人嫌弃。对于这样子完美的步调一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是吧，要是步调不那么一致，别扭就来了：许多情况下（不是有时候），真理在让求知欲有了着落的同时，居然满足不了非认知需要，结果在认知方面“好”的同时，却在非认知方面变“坏”了；谬误在让好奇心感到憋屈的同时，反倒满足了非认知需要，结果在认知方面“坏”的同时，却在非认知方面变“好”了。 换个方式说吧：如果说真理的认知价值一定是“好”，谬误的认知价值一定是“坏”，它们的非认知价值就不见得总是这样子小葱拌豆腐了，而是既可能出现“真理好而谬误坏”的情况，也可能碰上“真理坏而谬误好”的现象。 这样子说有点绕，举个戈培尔的例子就好懂了，因为各位都知道他那句名言：谎言重复说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以下简称“重说千”）。仔细品味一下，这家伙内心其实也承认，真理是个（认知方面的）好东西，否则他也不会费上重说千的功夫，把假话装成真理了；但他又心知肚明，要是实话实说，让纳粹统治的丑恶不堪暴露出来了，肯定满足不了自己那个小团伙的非认知需要。 所以呢，尽管他也知道，谎言歪曲了真相，在认知方面不好，但他更清楚，这个认知方面的坏东西能帮自己达成政治上的目的，在非认知方面再好不过了。也因此，他才会绞尽了脑汁，挖空了心思，拼命让假话以真理的模样出现，努力诱导德国的民众们心悦诚服，步调一致地跟着国家社会主义党团的指挥棒走。 你还别说，至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还绝非碰运气地成功了，单纯凭借以重说千的方式唠叨各种谎言，成功地忽悠住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让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非认知需要，特别是出于纯真无假的爱国激情，自信满满地相信：纳粹宣传部说的那些假话，全都是气贯长虹的宇宙真理，再好不过了。 所以吧，1946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曾一针见血，两针见肉，三针见骨头地精辟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
友情提醒一句：这里说的“越来越糊涂”，就是“忽悠加洗脑”的后果，嗯哼。 有人不高兴了：戈培尔什么人哪？拿他的事做例子，能证明点啥呀！不好意思啊，这样子是为了前面说的“价值中立”：我们要揭示人生的真相，说明真理和谬误在现实中有哪些作用，就不可只从自己的非认知立场出发，带着自己的偏好做评判提诉求，而要把它们放在括弧里，如实描述大千世界的各色人等原本是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做的，尤其是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分析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想、那么看、那么做的人性逻辑。 也因此，尽管俺老汉根本不同意“重说千”的变戏法，却不打算简简单单地臭骂它一顿。按照“骂谁谁王八蛋不牛，论证谁谁王八蛋才牛”的牛掰定理，淋漓尽致地臭骂一顿，痛快倒是痛快了，可惜于事无补，找不到戈培尔之流青睐它的深层原因。所以呢，刚才那段话才会抱着中立的态度，设法探究这号人何以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做、甚至还这么成功了的多猫腻。 为避免以后出现类似的误解，谨此恳请各位高抬贵眼，别一不留神，就把浅人的实然性描述分析看成了应然性的评判诉求，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深度差异，谢谢。 其实呢，哪怕我们自以为与戈培尔有天壤之别，现实中也有可能像他那样，居然把浓眉大眼的真理看成坏东西。举例说吧，盖世太保堵在门口问你，他们想抓的犹太人是不是躲在你家里，你是实话实说呢，还是撒个谎把他们骗过去？包括康德在内的许多人都主张，你应当说真话，不然就巴拉巴拉一大堆毛病；包括俺老汉在内的许多人则主张，你应当说假话，不然也巴拉巴拉一大堆毛病。 此外还有浅人批儒的第一案例：好龙的叶公沈诸梁说（在百度百科里查他的姓名时，居然也发现了其中有“浅人”二字；咱儒生的力量真强大啊，不是？），直躬的父亲偷了羊，他实话实说，指认了这件事。同样好龙的圣人孔丘说，儒生的父亲偷了羊，孝子们是不会说实话的，而会想尽了一切法子隐瞒。 三拨人的规范性立场很为不同，人性逻辑上却完全一致：许多情况下，认知方面好的真话，在非认知方面却不好了；反倒是说点认知方面坏的假话，更有好处。所以吧，为了维护统治、救人一命、父慈子孝，你可以撒谎骗人。 再来看康德那拨人的立场，说白了其实是：没有认知方面的真之好，就没有道德方面的善之好；也因此，就算犹太人被抓了去，还是要坚持实话实说的一根筋。貌似与前三拨人不共戴天是吧？但同样遵循着“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在若干好东西相互抵触的情况下（俺老汉叫做“诸善冲突”），你只能放弃你认为次要的好东西，选取你认为重要（主要）的好东西；不然的话，你就会像“谈学论术9”说的那样子，变成一头顶着“多元主义”光环的布里丹毛驴了，嗯哼。 这样子问题就来了：都符合人性的逻辑，谁说的更有道理呀？于是乎麻烦也来了：不仅四拨人各自都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旁观者的回答也完全取决于，在他那里两类不同的需要是怎么交织的。“谈学论术6”说了，这种交织会让现实人生以及哲学理论变得很纠结，没有骗人撒谎吧？ 当然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两类需要的交织让现实人生以及哲学理论纠结起来的，我们也只能从源头下功夫，先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分开，再来辨析它们交织的种种情况，这样子找到人生以及哲学中许多难题的谜底。 不好意思的是，对于四拨人（其实还有直躬这一拨）谁更有道理的难题，浅人的回答也许要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在“正义启明”的系列里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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