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礼制主义9. “民事其上”的“本位”义务

俺老汉说，礼制主义有个“王—官—民”的等级架构，不是把法国革命前“教士—贵族—平民”的模式照搬过来了，而是受到韩愈一段话的启发，所以有必要打破时间上的顺序，提前做点分析，这段话怎样证明了，王本位、官本位和民本位的“三本”里面，民众不过是个为王儿们官儿们服务的工具性之本。

这段话在著名的《原道》里，前一半是这样子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和《原道》开门见山的那句“博爱之谓仁”比，不管过去，还是今天，它都不怎么起眼，因而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红果果地展现了权贵礼制主义的一贯道，尤其是指认了“君—臣—民”三大等级各自应当承担的义务。

先来看韩愈笔下的君，好像也不像当今儒生说的那样子，闲得浑身上下哪哪都疼，不用姬旦顶层设计的烦琐礼仪，就没法子填补空虚的人生。倒不如说，他也不得不履行一项“沉重”的职责：动动嘴皮子“出令”……

友情提醒一句，这个定位的活水源头，来自孔丘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围绕礼乐征伐的大事，一言堂地发号施令；其他人要插句嘴，就是不守规矩的越界妄议，甚至还有点犯上作乱的嫌疑了。

与君王比起来，臣子就累多了，要把君王的命令传达给百姓，再监督着他们执行。“礼制主义7”说，官儿们是三明治式的夹烧饼，文本根据就是这里说的“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你替君王传达命令，自然是他的工具呀；shitizens要执行你传达的命令，自然是你的工具呀；所以哈，你就这样子夹在中间啦，嗯哼。

当然了，韩愈也不得不承认，礼制主义下，最累最辛苦的，还是民儿们了：“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激情通报一声，不愧是文学大师的手笔哟，这里把各人的成分划得很细很精准：出粟米麻丝的叫“农民”，作器皿的叫“工民”（注：不是“公民”），通货财的叫“商民”……

和《谷梁传·成公元年》的说法比起来——“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韩愈的“农工商”排名无疑在政治上更正确，可惜就是少了个“士民”。大概其是因为不少“士”都像他自己那样子，离开了号称一流子的“民本”阶层，沉沦到据说只是二流子的“大夫”阶层中去了吧？存疑。

存疑不存疑的先放一边，韩愈的这个定位也启发了浅人，在“士大夫”这个常用的词儿之外，有必要时不时地动用“士民”的说法，并且留心一下，两者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时，屁股坐下去的那块地方，会不会有些微妙的差异：“士大夫”更喜欢替君王官员说话，“士民”们则很可能站在庶人这边……

回到民的义务上来：不管是出粟米麻丝的农，还是作器皿的工，或是通货财的商，分工不同，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块来了：“以事其上。”不用说，这里的“上”既包括了君，也包括了臣，二者不可偏废；不然无论忘了谁，都会让他们没粟米吃，没麻丝穿，没器皿用，没货财花，不是？

这样子看，“君—臣—民”的三大等级，就能再简化一下，说成是“君民”“官民”“朝廷与百姓”“体制内与外”的关系了。倒是单说“君臣”这俩字的话，反而有点泛泛而言了，甚至有意无意模糊了一界限：你就一屁“民”，居然也被划到了“臣”的里面，好像有资格和朝廷命官混一起似的。

为什么这样子较真，把“臣—民”分开呢？理由就一条：你要是个官，只需“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就够了，用不着像“他们”那样子，还得“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别小看了这点区别，不然如何解释，历来那么多私塾毕业生，怎么一窝蜂地参加科举考试，争当为人民服务的古代公务员呀，嗯哼。

“礼制主义8”提到，当今儒生改造“礼不下庶人”的名言时，有条重要的理由：老百姓很忙，没那么多工夫讲究烦琐的礼仪。现在拜读了《原道》，我们就突然恍然大悟了，儒生们绝不是顺口胡说：庶人们要干许多活儿“以事其上”，所以自然不像动动嘴“出令”的君，以及跑跑腿“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的臣那样子，闲得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有大把的时间，亲身践履姬旦原创的烦琐礼仪。

不过哈，话说到这份上，你要是还坚持说，“民”才是一流的本，“君”和“臣”只是二三流的本，就像孟轲说的“民为贵，君为轻”那样子，难道不觉得这样子忽悠人，有点低级吗？说一千道一万，阁下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够啦：礼制主义的等级架构下，你是喜欢当“为轻”的君和臣呢，还是“为贵”的民呀？

其实呢，尽管韩大师有些装模作样，把君—臣—民说得好像“各司其责”那样子，但只要摆脱了咱儒家擅长的障眼法，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君动动嘴皮子发号施令，与其说是应尽的义务，不如说是巨大的权力，能够驱使别人（包括臣和民）执行自己的意志，达成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

所以吧，要是说礼制主义下，有个目的性之本的话，自然非王儿们莫属了；不仅与“事其上”的百姓比，就是与“行君之令”的官儿比，他们也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反倒是全社会的目的，其他人都要给他们打工，为他们服务……

温馨警示一点：权贵礼制主义的最核心理念，也就是姬旦定下的那个老规矩，的确在历代君王细皮嫩肉的肩膀上，加载了一副分量不小的重担，俗话或曰“子子孙孙永保民”，文言又叫“X色江山代代传”。

这个意思上，王儿们勉强也可以说是工具了，但肯定不是官儿的工具，当然更不是民众的工具，倒不如说是他们小团伙的工具，先是传种接代，然后传权接力，所以能够美其名曰“自我工具”——尽管他们经常打着“博施济众”的金字招牌，甚至号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相比之下，屁民们才是彻头彻尾的工具，除了有“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的用处，从来不是目的。不妨再这样子理解“水可载舟，亦可赛艇”的警句：要是民儿们心悦诚服“事其上”，王儿们官儿们就能在船上尽情快活；但要是民儿们不乐意“事其上”了，王儿们官儿们没饭吃啦，那可就和翻船差不多了哟。

所以哈，要是也来点创造性转化的话，我们还能这样子解释《尚书·盘庚上》说的“重我民，无尽刘”：一定要高度重视朕的民众呀，别让他们都死光了（俗话或曰“确保他们的健康生存权”）；否则的话，一旦没人“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了，“予一人”及其小团伙不就要喝西北风了嘛。

也因此，但凡从“重我民”“若保赤子”“民为贵”里读出了“民主”意思的“士”，无论儒生，还是柿油派，骨子里统统属于“大夫”等级，就算不是心甘情愿地为王本位歌功颂德，也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权贵礼制主义下，民永远是个只工具、不目的的不入流之本，必须履行“事其上”的本位义务。所以呢，明着说“民本至上”，潜台词实际上是“民事其上”；这样子打着“至上”的旗号忽悠你“事上”，目的就是让你看不到“其上”才是真“至上”。

话说到这份上，下面的问题就好回答了：咱儒民尽管谈不上多勇敢，但确实很苦很勤劳，可怎么就富不起来呢？原因就一条：他们辛辛苦苦出的粟米麻丝，作的器皿，通的货财，没留下来多少事“至上”的自己，大都拿出去事“其上”了，文言又叫为王儿们官儿们提供“给养”，俗话或曰“财政供养”，让他们的不同等级能有不同颜色的衣服穿，不同大小的房子住，不同档次的车儿驾……

末了补上一句，在咱儒家的语境里，君王发号施令，据说并非不受约束的，至少要顺从天命，而天命据说又是“自我民视”，于是乎形成了“闭环管理”，从民心到天命到君令再回到民心，来回兜圈子，弄得倒好像百姓自己，也总想着“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似的……听着有点别扭吧？不好意思哟，你觉得别扭，许多潜移默化了的儒民们，心里可真的乐意着呢，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