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董勝今-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這種真正的“分封建制”維持了地方共同體的凝聚力，並且武士和職人的世襲制度提供了社會穩定器的作用，讓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充滿確定感，不會渴望社會的動盪顛覆。日本企業的“終身僱傭制”就是當年的藩主效忠制的改頭換面，日本的“匠人精神”也來自於世代傳承同一職業的安身立命感。（如果你今天是歌舞伎，明天是壽司師傅，你就不會成為市川海老藏或小野二郎）

對比一下中國的“城頭變幻大王旗”，日本穩定得驚人。之所以“城頭變幻大王旗”，是因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所以敢說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因為當朝的“王侯將相”，的確都沒那個“種”。你不也是靠槍桿子上台的嗎？你能靠槍桿子，難道我不能靠？人人都這樣想，社會就永無寧日。朝代更迭，不斷重蹈覆轍。

嚴格說來，包括秦始皇在內的皇帝全部是僭主。秦作為西戎侵入華夏腹地，把具有周天子授予的合法性的齊楚燕趙魏韓滅國，跟希特勒吞併捷克奧地利波蘭有何區別。自封為皇帝，奄有天下，已經是僭越行為。但是其時已經無人反抗，也做足了登基儀式，也算建立了新的法統。

從秦到漢，就已經是暴力革命。楚人起兵是想復國，恢復多國體制，中止秦朝的格式化。劉邦作為投機者摘了桃子，重新建立起秦政框架的漢朝，相當於第二個秦朝。復國主義者——也就是封建主義者——不甘罷休，再次掀起七國之亂，被漢景帝殘酷剿滅後，格式化已經無法阻擋。

僭主的節操也是每況愈下。

漢的建立好歹有個劉邦的“漢王”基礎。漢到魏，還算體面地使用“禪讓”的遠古規則，把“皇帝”頭銜禪讓給魏王曹丕。魏到晉，也重演了禪讓的橋段，魏帝禪讓給晉王司馬炎。晉到宋，晉帝禪讓給宋王劉裕。宋到齊，齊到梁，也一樣。禪讓的面子是要做的，秦始皇的傳國玉璽交接也是流程的必備一環。原因很簡單，接班需要法統，也就是合法性。

華夏這一法統在梁亡時徹底毀滅了。西晉滅亡後，華夏正統蝸居江東，北方蠻族彼此爭雄。本來南北朝時，雙方相安無事多年了。梁武帝引入侯景自取滅亡，偉大的建康被劫掠一空。西魏軍隊攻入江陵之時，繼位的梁元帝仰天長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滿朝文武被擄往長安做奴隸後，帶着少數民族僱傭軍建立軍政府的陳霸先，連傳國玉璽都沒有，居然忝然建立陳朝，充分象徵着法統已斷，而且僭主連門面功夫都不care了。

北邊的鮮卑政權努力模仿華夏正統，從北魏到西魏到北周到隋，不斷吸收華夏政制。隋滅陳之後，由於陳本來就沒有法統，所以隋的統一實際上建立起了第二個華夏法統（仰慕華夏的鮮卑人建立的新法統）。這一法統被唐所繼承（隋-唐就是第二個秦-漢，前後政權只是皇族易主，體制換湯不換藥），再通過五代傳到宋，直到被蒙古人徹底熄滅在崖山之戰。（宋基本剔除了隋唐異族政權保存的部族藩鎮體制，成為一個郡縣化比較徹底的吏治國家，成為秦漢體制的迴光返照。）

元、清二朝，都是典型的異族征服政權。他們不需要華夏的法統。華夏的部分只是他們多元帝國的一部分而已。（“崖山之後無中國”就是這個意思。）蒙古、西域、吐蕃、滿洲的部分都維持當地部族制度，通過分封部落首領或任命宗教領袖，進行間接統治。漢人用漢人的政制習俗統治，夷人用夷人的政制習俗統治，各得其所。（這跟英國人在香港、馬來和印度的統治方法是一樣的。正是這種多元性和靈活性，維持了統治的低成本和有效性。）

明是一個流民邪教軍事集團建立的政權。雖然號稱漢人王朝，其實對人民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嚴苛暴戾。元，明，清三朝，都沒有任何法統，全部是暴力征服者。元和清還從部落貴族保留一些貴族性，明太祖把軍功貴族殺光後，基本毀滅了貴族土壤，成為一個皇帝之下皆為芻狗的扁平體制，所有渴望榮華富貴的人必然結黨向唯一的權力中心——皇帝——求寵，所以就有了閹黨和東林黨的慘烈鬥爭。

到了清朝，不僅有皇權跟平民的權力差，還有滿人和漢人的民族差。作為征服者，滿人不需要你的支持背書，更不會對你有“國人”“子民”這樣看字面就透出的親密感。

為什麼士大夫看中法統？因為法統的傳遞需要一系列儀式，這些儀式是通過士大夫傳承的，就像劉裕代晉立宋時，還得請到頂級門閥王家謝家來交接玉璽。如果一個政權不需要法統，那士大夫顯然就disposable了。從貴族到門閥到士大夫，越來越disposable，其實是一個封建制衡力量不斷下降，皇權不斷加強，自由不斷泯滅的過程。

到了清朝滅亡的時刻，中國不僅沒有法統，連皇統都沒有了。一個地方邦國早已被格式化、漢人貴族早已被消滅、只剩下【滿洲貴族】和【漢人平民】的國度，把前者劃掉後，那就只剩下後者——一個億萬屌絲之國。除了地主鄉紳和資本家，還有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大多數國民都是無產者。這種國度給communism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後來的歷史路徑，基本已經註定。剩下的只是偶然選中的名字和事件而已。

日本的幸運也許就在於，海洋天塹隔離了大陸層出不窮的強權入侵。元朝艦隊被“神風”消滅、蒙古侵日失敗，豐臣秀吉侵韓失敗、沒有入主神州，這兩個關鍵事件把日本的歷史跟大陸割裂開來，讓日本獲得了獨立的發展軌跡。

日本相當於齊國這樣的邦國延續至今，而且在這個小邦國內部發展出了一個小華夏體系。天皇相當於周天子，是國民凝聚力內核和國體的象徵，專注於祭祀和文藝（近代以來西方科學替代了傳統文藝，昭和天皇和平成天皇都是卓越的生物學家），把政權委託給職業政治家（以前是幕府，現在是內閣）。明治維新之前，地方大名就相當於春秋時的齊公晉公宋公秦公，各自領有一方土地，擁有充分的自治權。雖然德川幕府要求大名每年在江戶住上半年以防造反，但大名的藩國勢力固若金湯。

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小華夏體系”保護着地方獨立性，才會出現薩長土肥（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個藩國）的倒幕運動。（辛亥革命就相當於一場發源於蜀、爆發於楚的“倒幕運動”）後來的明治政府將幕府和大名的權力全部收歸天皇（其實就是收歸中央政府），“廢藩置縣”加上“廢刀令”，實際上是一系列非常暴烈的集權和郡縣化行為，取消了大量傳統權益，極大損傷了武士利益，所以引發了習慣封建自治的地方武士的群起反抗，這也是大久保利通當年的革命戰友西鄉隆盛起義挑戰明治政府（西南戰爭）的起因。

西鄉失敗自裁，日本的集權化再無阻礙，這就註定了百年後的戰爭噩夢。

從倒幕運動到明治政權，從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二者是類似的集權化過程。二者都註定了國家走向軍國化。由於沒有多元勢力制衡，一旦中央權力被控制，就可以隨時發動可怕的群眾運動，並最終通向慘烈的戰爭絞肉機。蔣控制的民國，軍部控制的日本，mao控制的people’s republic，都是血淋淋的見證。

二戰失敗後，美國對日本的改造，實際上大大削弱了明治維新造成的集權化體系，尤其是削弱了天皇和軍部的地位，通過文職政府和地方選舉進行了民主化改革。這場戰爭對於日本而言，也許是因禍得福。以前為了迅速富國強兵不得不進行中央集權，並在泛亞主義理念下以白人為假想敵。如今這兩個歷史積弊都被美國擯除了，第一，民主改革，第二，融入國際。日本政制就像學徒趕工造出的寶劍被師傅重新打磨了一遍，去蕪存菁，終成一代名器。

美國對日本的改造是符合保守主義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保留了天皇制和神道教。可想而知，如果天皇被廢黜，神道教被夷除，整個國體的神聖性將蕩然無存，加上之前明治時代的集權化已經極大消滅了地方貴族（舊大名+明治功臣組成的“華族”的存在感已經很弱了），日本社會將同大陸一樣屌絲化，成為commuism的溫床。

保守主義為什麼彌足珍貴，就是因為它重視法統延續，讓社會有文化政治遺產可守，並且尊重了既得利益群體，避免顛覆一切的格式化悲劇。任何格式化行為，雖然可以造成一時的平等，但必然導致激進思想的蔓延，讓國家成為從未被歷史檢驗過的烏托邦理想的試驗場。因為這種試驗，只有在所有傳統都被廢棄、所有stakeholders都被消滅的不毛之地，才有可能開展。近代中國就是例證。

一個傳統得到保護的社會，一定是利益各方犬牙交錯的。因為他們都有歷史權益，誰也沒有消滅誰，各自擁有自己的地盤，通過長期爭鬥博弈，地盤時大時小，甚至保留了很多曖昧地帶。正是在這樣彼此制衡的情況下，才可能保存難能可貴的自由。因為所謂自由，就是任何人無法剝奪其他人自然權利的狀態。如果沒有保衛自己權利的實力，自由是無從談起的。

在自由的狀態下，不平等是一個自然結果。因為自然規則下，資源天賦的不平等必然導致政經地位的不平等。在一個有機的社會中，不平等雖然存在，但在彼此博弈中一定會形成一個讓所有人接受的體制，並最終實現一個穩態。這個穩態中，有不平等，也有對不平等的補償機制。追求絕對平等，除非將社會格式化，從而實現強制平等。但這樣一種平等，對所有人都是一個悲劇，因為現在的你連最基本的權利都要從格式化你的人那裡乞討。

誰會渴望這樣一種結局呢？只有沒有歷史權益的無產者。無產者一無所有，所以渴望打爛一切。有恆產者有恆心，當他也成為有產者後，最怕的就是當年的自己。所以communist革命是不可能持續的，唯一維持革命精神的方法就是將一切國有化，從而徹底根除任何有產者誕生的土壤。但是人性是不可抗拒的，當烏托邦意識形態祛魅之後，掌握權力的人偷偷成為第一批有產者就是必然事件。接下來大眾就會要求同樣的權利，於是open & reform就成為必然。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detour。這一圈detour，漫長而慘烈，最大的惡果是徹底毀滅了所有可資傳承的東西。無論它是財富、體制、文化還是藝術。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新播種養育。元首的登基不再有莊嚴的頌詞和儀禮，城市的改造不再有歷史的先例和法度，藝術的傳承和供養被中斷，世族的家教和人脈被打倒，庶民的舉止沒有貴族來示範，大眾的道德沒有宗教來規訓。我們成為前文明的國民，而我們本來曾經可能實現文明。

我們未能實現的這個文明，就在日本綻放着。

二戰戰敗後，日本雖然號稱無條件投降，其實有一個絕不放棄的條件。

“保留日本國體”。

因為這個國體是經過了千年歷史，辛苦繁育到現在的。

這個國體保存了大量傳統。國家法統和神聖性有皇族守護，政治經濟外交有政治世家守護，藝術和工藝傳承有學徒襲名制守護，人民的衣食住行、迎生送死，都有延續至今的習俗和宗教守護。這個國體沒有中斷過，既沒有被野心家顛覆過，也沒有被入侵者毀滅過。雖然有起起落落、打打殺殺，但是基本只是小範圍的權力轉移，沒有撼動國本。那些最神聖的東西，沒有被侮辱否定過，因此人們心存敬畏，不至於變成毫無底線的虛無主義者。

由於國家和國民的歷史財富都得到了守護，每個人的既有權益都得到了尊重（在民主化和福利化後，國民權益有增無減），所以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小共同體和國家的大共同體深深熱愛。

從這樣深深熱愛中，才會誕生你看到的這一切：窗明几淨纖塵不染，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敬語發達鞠躬成習，人人做好自己的事、不給別人添麻煩，不貪小便宜、不鑽小空子，色情和暴力也要遵守基本法、在法律規定範圍內進行。這一切，就構成了我們所說的“文明”。

文明需要守護，而日本人是一個善於守護的民族。

在大陸已經不為人知的牧溪和尚，成了日本人珍愛的禪畫大師；隱元禪師東渡，讓臨濟宗的支派黃檗宗成為日本的佛教一極；朱舜水流亡日本，成為水戶德川家的儒學國師，受到頂禮膜拜；中國的燕樂傳入日本，成為了日本宮廷雅樂，世代傳承，保留至今，我們還得到日本找回“蘭陵王入陣曲”；中國的茶道傳入日本，被神聖化、哲學化、藝術化，孕育出無限精妙的器物和儀式美學，反而成了日本的文化名片。

所有被我們浪擲揮霍的文明碎片，到了日本就被捧在手心，虔誠供奉。正因為我們家大業大，所以毫不珍惜，最終一無所有；正因為他們敝帚自珍，所以反而集腋成裘，保存了文明的火種。

去過日本的人都問：為什麼日本國民素質那麼高？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生活在文明之中。這文明，是自古延續至今，保存了大和民族自然神教、吸收了華夏文化和審美精華、引進了西方自由秩序和科學精神的龐大歷史結晶。他們沒有背叛自己的歷史，始終在一個有機的、持續的、穩健的共同體中演進。除了上世紀的軍國化歧途（作為明治維新時急於富國強兵的副作用），他們基本沒有遭遇大陸那樣的反覆野蠻化。

福澤諭吉說：“只要我的慶應義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永遠站在文明世界的行列！”這句話曾讓我感沛良久。日本今日的文明，是來之不易的。

他們曾經被佩里的黑船來襲嚇得不知所措，渴望攘夷而又技不如人，最終只能屈辱地打開國門，通商學藝。“全盤西化”還是“尊皇攘夷”，路線鬥爭導致了多次政治暗殺。每一方都認為自己是為國為民，上下求索。外來的巨大刺激最終導致了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無數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日本開始通過集權體制迅速進行近代化改造。

在效仿西方之餘，他們也高舉“和魂洋才”的大旗（中國人就說“中體西用”），堅持認為自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最終代表黃種人來挑戰白種人的統治（這也直接導致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主義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致命戰略）。

他們曾經以東方文明的保守者自居，認為自己是華夏的忠實繼承者，所以才會有甲午戰爭時向漢民族主義者套近乎的《告十八省豪傑書》：

“……夫貴國民族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

事實上，從甲午戰爭到侵華戰爭，日本高級軍官和政客從來不乏對華夏文化如數家珍的中國通。他們的漢詩素養和崑曲功底可以與大陸最優秀的士人成為同儕。正因為對中國如此熟稔，他們才會有控制中國的渴望。如果他們像西方人一樣對中國倍感陌生，根本都不會希望進行直接統治。

事實上，如同當今世界一樣，各國的精英階層其實是一體的，經濟文化上都有共同語言甚至共同利益，真正會陷入民族衝突的反而是底層人民。從小接受漢學訓練的日本軍官跟中國名士一起欣賞崑曲，世代農民、初次當兵的日本屌絲在南京進行斬首比賽，二者並存毫不意外，完全不同的兩個階層必然會有完全不同的行為表現。

而戰後羈縻於美國，被徹底民主化改造，擺脫了明治到昭和期間的歷史遺毒（一是任意擺布國民的集權體制，二是模仿帝國列強的爭霸意識），到現在教科書連“為了國家”這樣的字眼都不能出現、升國旗都不能強制要求唱國歌，可謂在民間傳統自由的基礎上，又被美國人“強行”輸入了國家意識形態的自由。（正如偉大的阿克頓勳爵所說：“自由是一個後天習得的特殊權利，而不是一個天生的普世權力。”）

日本是一個很好的學生，學華夏學得有模有樣，學西方也學得青出於藍。今日的日本，即使是當年的老師英國人和美國人，都要對其文明嘆為觀止，更不用說早已野蠻化的大陸居民了。

當大陸選擇Leninism進行格式化，橫掃一切“害人蟲”的時刻，文明就已經屍骨無存。因為文明的守護者，就是這個文明的既得利益者。沒有利益，我為什麼要守護？而大陸之所以被Leninism這樣的激進主義接管，是因為有可能守衛傳統的stakeholders已經出逃或投誠，放棄了這片土地。stakeholders之所以放棄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這片土地的ownership意識。

他們之所以沒有ownership意識，因為他們是格式化後的土地上發芽出來的小小土豪，天下並不是他的，而是征服者的，他所能守衛的只有自己的小小鄉土，現在你要他為了整個大China而承擔風險，他沒有這個義務。因此這個大China的存在，反而導致了“公地悲劇”（公地號稱屬於所有人，但由於沒有落實到個人的所有權歸屬，所以最後沒有任何人對它負責）。

真正需要對這一“公地悲劇”負責的，就是塑造和維護這一大China的意識形態家們。曾經真正對此大China有ownership的皇族已被趕跑，所以這一大China本身已經不是確有stakeholder的有機實體，而是一個抽象設計。

一個沒有有機性的政治實體，只能依賴於抽象設計和條文訓導，卻無法實現真正的文明。因為文明來自於規範，規範來自於傳統，傳統滲透於生活。耳濡目染鄰裡間、父母間、上下級間的行為規範，比《思想道德》課本或“八榮八恥”考試，更能造就一個文明人。

日本當然有自己的問題。比如它公德的壓抑性，私德的虛偽性，等級制的僵化，福利制的黑洞，老一輩與年輕人的精神斷層，等等。但是在這一切之上，它始終是一個文明國度。

文明的本質是“德”。

“德”的原意不是現在狹隘的“道德”，而是“順應自然規律而行”。天行有常，萬物自有規律，自然誕生秩序。尊重自然，尊重傳統，保守可貴的文化遺產，呵護delicate的自由秩序——這就是德。在此基礎上，當然會孕育豐富的道德，也會催生繁榮的國度。

周公說的“以德配天”，可謂文明國家的同義詞。

一個不遵守規則、不尊重他人、無視歷史傳統、漠視利益群體的國家，“德”將安在？文明何來？

日本街頭是看不到什麼共享單車的。我看原因很簡單，路面作為公共財產，任何企業和個人都無權在未經他人允許的情況下將無數單車任意停放。可以想象，一堆小黃車小紅車一夜之間堆放到東京的地鐵出口，將會激發日本人何其巨大的驚駭和震怒。這也是為什麼，所有“商業創新”都更可能在大陸這樣格式化過的土地上進行，因為基本不用考慮補償各種受損的利益群體。

電子商務狂飆突進，淘寶店主和剁手族都喜笑顏開，但沒有人記得被徹底排擠出市場的傳統門店，他們的利益無人在乎。這些人可能會失業，可能會破產，可能會去借高利貸，可能會去炒房。這一切又可能反過來影響經濟和社會，最終增加你其他方面的成本。沒有無辜者，也沒有無關者。一切都是互相聯繫的，一隻巴西的蝴蝶扇動翅膀，可能在北美掀起颶風。只是我們往往不願思考太深。

保守傳統但變革緩慢、拋棄傳統但飛速變革，孰好孰壞？我想，只能留待歷史給出答案。但作為我個人而言，我願意犧牲所謂的“便利性”，來保存整潔美觀的市容，也尊重公地或私地業主的神聖權益。

只有每個人都做出這樣類似的選擇，只有每個人都懷着對“我”之外的利益群體的尊重，“德”才會建立，文明才會得到守護。

這樣你就不會再看到地鐵上找你掃碼的“創業者”，因為他無權利用公共設施侵犯私人領域；你也不會看到幾步一個垃圾箱還是滿街垃圾，因為每個人都珍愛自己與他人共享的市容環境；你也不會一聲令下就拆除老北京的城牆，因為這是建於數百年前的歷史遺產，是北京居民的共同財富，而你無權剝奪他們對這一財富的眷戀。

對於大陸而言仍需訓練的文明理念，早已在日本根深葉茂。

我們沐猴而冠的“文明古國”名號，恰是日本的適當頭銜。

假以時日，待歷史的節點來臨，日本將恢復它東亞英格蘭的地位，並實現它東方文明魂器的天命。

鏡像鏈接：谷歌鏡像 | 亞馬遜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