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親情的陷阱

估計周恆中在目睹我歸還提包的動作以後便決心與我各奔前程。

前文曾提到“表嫂”的丈夫是我在勞教隊最好的朋友,他是北京人,四川解放後由北京調到重慶工作。好朋友當然以誠相待無所不談。他曾告訴我他長兄王孝青1950年從香港返回大陸,現住天津市河北區某街某胡同某號,我逃跑前,他特意用很小的字在一張很小的紙上給長兄寫了一張便條叫我捎上：“執此條者是我最好的朋友,望你儘可能給他些幫助”。我將這小紙條摺好藏在衣服的折縫裡,雖幾番折騰幾度搜身仍完好如初。

我準備到天津去找王孝青,帶着我全部家當,五元錢兩斤糧票。

一路上體味最深的莫過於孤獨的苦味,我散亂的目光在一切人頭攢動的地方搜尋着,渴望能看到周恆中、江洋大盜甚至戴萌這些天涯遊子的身影。而實際上現在唯一能陪伴我的只有人類永恆的朋友：希望。

拂曉前火車到達了我的目的地天津,我只好在車站附近逛盪到天亮後,才向王孝青家走去,一邊走一邊向當地人問路,終於在八點鐘左右,我敲開了他家的門。

這一帶全是青磚黑瓦的平房,還都是些小巧玲瓏的單戶獨院。王孝青這對40出頭的夫婦住在一間十多平米的房間裡,這房間兼作臥室客廳和餐室,隔壁是一間窄小的廚房,唯一的女兒因雙目失明住在盲啞學校里。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典型的城市貧民階層家庭,與我所熟悉的幹部家庭的生活格局大相徑庭。事後我得知,他們的處境十分類似前文所提到的“成都大姐”的背景情況,王孝青自香港歸來後,因歷史問題一直被判處管制,他的妻子只是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偶爾在街道上打點零工。很可能他弟弟並不知道長兄被判管制這一重要情況,否則,他怎忍心將我送入“虎口”。

我向長兄出示了他胞弟帶給他的親筆字條,王孝青說他要上班,(在街道上拉架架車),給了我一元錢叫我隨便吃點什麼,約我中午到他家詳談,雖然他態度十分冷漠,但我並不在意,因為我有許多話想對這位遠方的“親人”傾吐,由於他的年長,我也希望他對我的下一步怎麼走,給我一些指點。

離開他家以後,在街邊的飲食攤子上胡亂吃了些東西,便依舊返回到火車站,一來希望在來來去去的人流中,僥倖見到一張熟面孔,二來我穿的那件薄棉衣,已難以抵擋北方初冬的寒冷,火車站內有暖氣,總比縮着頸子在街上行走舒服些。

中午到他家後,所謂的詳談是什麼也沒有談,連茶水也沒有喝一口,只是告訴我說：“明天下午我請半天假,中午到我家來吃頓便飯,下午我們聊一下午”。

後來我才知道,從這次我邁出他家大門開始,我身後最少也有兩位公安人員尾隨跟蹤,因為我畢竟是個負案在逃的彪形大漢。以下事例證明我的估計絕非空穴來風：離開重慶時,“表嫂”曾一再叮囑叫我隨時給她去信,我就給她寫了一封平安到達天津並見到了她的夫兄的信,也給我的妻子寫了封信,丟進火車站內那隻掛在牆上的郵筒里,這兩封分別寄到重慶和新疆的平信最後都寄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又由該局轉“寄”到我的檔案袋裡；當年天津的有軌電車並不分幾路車幾路車,而是以車前掛的牌子的紅黃蘭綠色來區別它行使的線路,有一次我中途下車竟有陌生乘客拉着我說下錯了；我沒錢無法住旅館,晚上就靠在火車站內的暖氣片上打盹,那晚上我伸在前面的腳突然被什麼人狠狠地踩了一下,痛得我從睡夢中驚醒,我四周全是橫七豎八發出鼾聲的流浪漢,唯一行走着的是一個穿着黑呢大衣的男子,他徑直走進了車站派出所,就憑他跨進的那個門,我也不敢去找他“索賠”什麼的。只是這一切並沒有引起我的警覺。

第二天的天津街頭便新增加了一個一拐一跛的流浪漢,要緝捕我這樣一個特徵明顯又跑不動的份子簡直太省事了。只不過現在還要進一步擴大線索,看我還有其他聯繫人沒有,我卻一概不知的去到王孝青家中“詳談”。

他準備了幾樣在災害年代可稱佳餚的小菜,餐桌擺在緊靠窗戶的牆邊,我對他絲毫不存在防範心理,也就暢所欲言,他偶爾也應和一兩句不滿的話,如供應蔬菜“三家人共分一隻茄子”之類。我則為彭德懷元帥大嗚不平,認為他才真正是關心人民疾苦的忠臣,又說所謂的“自然災害”純屬政策失誤的藉口,情緒激動中之中,我甚至把大救星比作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這時我忽聽見窗外鄰居家有一小女孩高叫：“媽媽,有一個叔叔蹲在那兒!”而且叫喚了兩遍也沒有引起我絲毫警覺,直到我關進了看守所才回憶起這意味着什麼,當然這些言論一一列舉在我那張滿載着滔天罪行的判決書上了。

有些話肯定是他上面的人布置他問的,如“你們成立了什麼組織沒有?”因為真正有什麼組織,敲腦袋的也少不了他的胞弟,他又問我下一步怎麼辦,我向他詢問了出逃香港的可能性,因為他在香港居住過,他告訴我跑不過去。

最糟糕的是,我向他談了他的弟媳、我的“表嫂”為我製作假證明的事。

                      謝謝張局長

當我一拐一跛地走到距火車站一百米的時候,左右兩邊走來兩位與我年齡相仿的男子,其中一個拍着我的肩頭問道：“你上哪兒去?”我說：“上北京。”他笑着說：“走,我們到那邊屋裡談談。”說着就掰着我的肩頭向後轉身,我看見兩邊人行道上兩三個男子幾乎與我們同時迴轉了身子,我知道我被捕了。

這是一幢灰黑色的小樓房,一米多寬的正門左側,懸掛着一塊並不醒目的木牌,上面用毛筆寫着“天津市火車站政法研究室”,多麼古怪的名稱,火車站研究政法?

我被帶到一個被稱作田科長的辦公室,(後來得知他是公安局偵察科科長,但不知是市局或是分局的,)田科長正對他辦公桌前的來訪者作告別辭似的講話,我剛站定就稱要上廁所, 像前次在重慶龍門浩派出所一樣,我把“表嫂”給我的假證明扔進了糞池,然後回到田科長面前,此時來訪者也已離去,我回答了幾句簡單的問話,也就是驗明了正身。田科長便用一部三十年代生產的翠綠色臥車,在他的隨員押解下,把我送到了河北區分局看守所,這意味着,在人生經歷的台階上,我又邁上了新的一級---囚犯。

按照公安系統的常規, 像我這種案發在外地也將送往外地審理的囚犯稱為寄押犯,一般不和當地犯人關押在一起,我就被關在廁所隔壁的一間小監房內,但這監房內毫無臭氣熏天的感覺,也許是北方的冷凍制止了南方的蒸發的原故。同室的有一個是南開大學的學生,他是一個間歇性精神病患者,他說他用一把斧頭朝那人頭上一劈,眼前閃出一片紅光,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我立刻用目光搜索了室內雜物,看有沒有可以用來“一劈”的家什,因為誰也不知道他下一次發作在什麼時間。另外他還告訴我,那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上,美國人修了一幢玻璃大樓,從樓里可以看見外面的景物,而外面卻看不見裡面的人,我當時認為簡直像神話般不可思議,直到20年後,對外開放政策實施,我才發覺很可能就是時下十分普及的茶色玻璃裝飾的樓房,我為我當年的愚昧感到羞愧不己。另一位是楊柳青鄉下的一個農民,因為打架關了進來,案情輕微,就讓他當了幫廚,早出晚歸,從不在監內逗留,精神病第二天就調走了,沒多久炊事員也釋放了,這監房裡實際上就只關了我一個人。

第二天下午開始了對我的問話,此時我己有充分把握是王孝青將我出賣,心中忿忿不平,當然談不出任何實質性的觀點。負責問話的是本分局的張副局長,他個頭不高,年齡在五十歲上下,我感覺他態度比較和藹,給我最好的印象是他從來不用威脅的口氣對我說話,如什麼“死路一條”, “後果不堪設想”之類 。我回答說：“張局長,我心緒很亂,另外找個時間談行不行?”他微笑着說：“行。”

第四天晚上八點多鐘 ,看守兵把我帶到了張局長的辦公室,張局長說：“張謀,今天晚上只有我們兩個人,你說的話我也不作紀錄,你做了些什麼,想了些什麼都可以隨便談。”

事隔多年後我想到,張局長肯定看過我的案卷,我的主要觀點在與王孝青的談話中早己暴露無遺,而我作為來自外省的一名寄押犯,天津市並沒有必要投入更大精力來過問我的案情內容,可他一再再三地要我在他面前複述,實際上是我說的話正是他心中想說而不能說也不敢說的話,他聽起來十分舒服等於打一次精神牙祭而己 。特別我談到在遊民收容所聽到的農村里人吃人,城市裡兄弟姊妹間爭飯吃、甚至子女懷疑母親在做飯時偷吃了他們的口糧氣得母親懸梁自盡,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被蹂躪得面目全非,說到激動之處仿佛一些視死如歸的民族英雄在為我鼓勁,慷慨激昂無所畏懼,有時我痛哭流涕聲淚俱下,當年的電燈光不怎麼明亮,張局長坐得比較遠,但我能依稀看見他臉上的淚光,特別他用指頭揩拭眼淚的動作。但他自始至終對我的洋洋萬言保持沉默,既不嚴厲駁斥,也不拍手稱快。

凌晨一時許,張局長從他的抽屜里取出一個小瓷盤,裡面裝着兩個小小的餅子,放在他辦公桌靠近我的方位,指着餅子說：“拿去吃吧。”我還以為是給我的加班飲食,拿起便吃,張局長又從暖瓶里給我倒了一杯開水,待我吃喝完畢,張局長才微笑着說：“張謀,你倒是吃了頓夜餐,只是我這個局長明天的早飯都沒有了。”驚得我目瞪口呆。

我要跨出局長辦公室的門時,張局長又叮嚀了一句：“有事直接給我寫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