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亲情的陷阱

估计周恒中在目睹我归还提包的动作以后便决心与我各奔前程。

前文曾提到“表嫂”的丈夫是我在劳教队最好的朋友,他是北京人,四川解放后由北京调到重庆工作。好朋友当然以诚相待无所不谈。他曾告诉我他长兄王孝青1950年从香港返回大陆,现住天津市河北区某街某胡同某号,我逃跑前,他特意用很小的字在一张很小的纸上给长兄写了一张便条叫我捎上：“执此条者是我最好的朋友,望你尽可能给他些帮助”。我将这小纸条摺好藏在衣服的折缝里,虽几番折腾几度搜身仍完好如初。

我准备到天津去找王孝青,带着我全部家当,五元钱两斤粮票。

一路上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孤独的苦味,我散乱的目光在一切人头攒动的地方搜寻着,渴望能看到周恒中、江洋大盗甚至戴萌这些天涯游子的身影。而实际上现在唯一能陪伴我的只有人类永恒的朋友：希望。

拂晓前火车到达了我的目的地天津,我只好在车站附近逛荡到天亮后,才向王孝青家走去,一边走一边向当地人问路,终于在八点钟左右,我敲开了他家的门。

这一带全是青砖黑瓦的平房,还都是些小巧玲珑的单户独院。王孝青这对40出头的夫妇住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这房间兼作卧室客厅和餐室,隔壁是一间窄小的厨房,唯一的女儿因双目失明住在盲哑学校里。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贫民阶层家庭,与我所熟悉的干部家庭的生活格局大相径庭。事后我得知,他们的处境十分类似前文所提到的“成都大姐”的背景情况,王孝青自香港归来后,因历史问题一直被判处管制,他的妻子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偶尔在街道上打点零工。很可能他弟弟并不知道长兄被判管制这一重要情况,否则,他怎忍心将我送入“虎口”。

我向长兄出示了他胞弟带给他的亲笔字条,王孝青说他要上班,(在街道上拉架架车),给了我一元钱叫我随便吃点什么,约我中午到他家详谈,虽然他态度十分冷漠,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我有许多话想对这位远方的“亲人”倾吐,由于他的年长,我也希望他对我的下一步怎么走,给我一些指点。

离开他家以后,在街边的饮食摊子上胡乱吃了些东西,便依旧返回到火车站,一来希望在来来去去的人流中,侥幸见到一张熟面孔,二来我穿的那件薄棉衣,已难以抵挡北方初冬的寒冷,火车站内有暖气,总比缩着颈子在街上行走舒服些。

中午到他家后,所谓的详谈是什么也没有谈,连茶水也没有喝一口,只是告诉我说：“明天下午我请半天假,中午到我家来吃顿便饭,下午我们聊一下午”。

后来我才知道,从这次我迈出他家大门开始,我身后最少也有两位公安人员尾随跟踪,因为我毕竟是个负案在逃的彪形大汉。以下事例证明我的估计绝非空穴来风：离开重庆时,“表嫂”曾一再叮嘱叫我随时给她去信,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平安到达天津并见到了她的夫兄的信,也给我的妻子写了封信,丢进火车站内那只挂在墙上的邮筒里,这两封分别寄到重庆和新疆的平信最后都寄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又由该局转“寄”到我的档案袋里；当年天津的有轨电车并不分几路车几路车,而是以车前挂的牌子的红黄兰绿色来区别它行使的线路,有一次我中途下车竟有陌生乘客拉着我说下错了；我没钱无法住旅馆,晚上就靠在火车站内的暖气片上打盹,那晚上我伸在前面的脚突然被什么人狠狠地踩了一下,痛得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四周全是横七竖八发出鼾声的流浪汉,唯一行走着的是一个穿着黑呢大衣的男子,他径直走进了车站派出所,就凭他跨进的那个门,我也不敢去找他“索赔”什么的。只是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我的警觉。

第二天的天津街头便新增加了一个一拐一跛的流浪汉,要缉捕我这样一个特征明显又跑不动的份子简直太省事了。只不过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线索,看我还有其他联系人没有,我却一概不知的去到王孝青家中“详谈”。

他准备了几样在灾害年代可称佳肴的小菜,餐桌摆在紧靠窗户的墙边,我对他丝毫不存在防范心理,也就畅所欲言,他偶尔也应和一两句不满的话,如供应蔬菜“三家人共分一只茄子”之类。我则为彭德怀元帅大呜不平,认为他才真正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忠臣,又说所谓的“自然灾害”纯属政策失误的借口,情绪激动中之中,我甚至把大救星比作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时我忽听见窗外邻居家有一小女孩高叫：“妈妈,有一个叔叔蹲在那儿!”而且叫唤了两遍也没有引起我丝毫警觉,直到我关进了看守所才回忆起这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些言论一一列举在我那张满载着滔天罪行的判决书上了。

有些话肯定是他上面的人布置他问的,如“你们成立了什么组织没有?”因为真正有什么组织,敲脑袋的也少不了他的胞弟,他又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向他询问了出逃香港的可能性,因为他在香港居住过,他告诉我跑不过去。

最糟糕的是,我向他谈了他的弟媳、我的“表嫂”为我制作假证明的事。

                      谢谢张局长

当我一拐一跛地走到距火车站一百米的时候,左右两边走来两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其中一个拍着我的肩头问道：“你上哪儿去?”我说：“上北京。”他笑着说：“走,我们到那边屋里谈谈。”说着就掰着我的肩头向后转身,我看见两边人行道上两三个男子几乎与我们同时回转了身子,我知道我被捕了。

这是一幢灰黑色的小楼房,一米多宽的正门左侧,悬挂着一块并不醒目的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天津市火车站政法研究室”,多么古怪的名称,火车站研究政法?

我被带到一个被称作田科长的办公室,(后来得知他是公安局侦察科科长,但不知是市局或是分局的,)田科长正对他办公桌前的来访者作告别辞似的讲话,我刚站定就称要上厕所, 像前次在重庆龙门浩派出所一样,我把“表嫂”给我的假证明扔进了粪池,然后回到田科长面前,此时来访者也已离去,我回答了几句简单的问话,也就是验明了正身。田科长便用一部三十年代生产的翠绿色卧车,在他的随员押解下,把我送到了河北区分局看守所,这意味着,在人生经历的台阶上,我又迈上了新的一级---囚犯。

按照公安系统的常规, 像我这种案发在外地也将送往外地审理的囚犯称为寄押犯,一般不和当地犯人关押在一起,我就被关在厕所隔壁的一间小监房内,但这监房内毫无臭气熏天的感觉,也许是北方的冷冻制止了南方的蒸发的原故。同室的有一个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他是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他说他用一把斧头朝那人头上一劈,眼前闪出一片红光,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立刻用目光搜索了室内杂物,看有没有可以用来“一劈”的家什,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次发作在什么时间。另外他还告诉我,那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美国人修了一幢玻璃大楼,从楼里可以看见外面的景物,而外面却看不见里面的人,我当时认为简直像神话般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对外开放政策实施,我才发觉很可能就是时下十分普及的茶色玻璃装饰的楼房,我为我当年的愚昧感到羞愧不己。另一位是杨柳青乡下的一个农民,因为打架关了进来,案情轻微,就让他当了帮厨,早出晚归,从不在监内逗留,精神病第二天就调走了,没多久炊事员也释放了,这监房里实际上就只关了我一个人。

第二天下午开始了对我的问话,此时我己有充分把握是王孝青将我出卖,心中忿忿不平,当然谈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观点。负责问话的是本分局的张副局长,他个头不高,年龄在五十岁上下,我感觉他态度比较和蔼,给我最好的印象是他从来不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话,如什么“死路一条”, “后果不堪设想”之类 。我回答说：“张局长,我心绪很乱,另外找个时间谈行不行?”他微笑着说：“行。”

第四天晚上八点多钟 ,看守兵把我带到了张局长的办公室,张局长说：“张谋,今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的话我也不作纪录,你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都可以随便谈。”

事隔多年后我想到,张局长肯定看过我的案卷,我的主要观点在与王孝青的谈话中早己暴露无遗,而我作为来自外省的一名寄押犯,天津市并没有必要投入更大精力来过问我的案情内容,可他一再再三地要我在他面前复述,实际上是我说的话正是他心中想说而不能说也不敢说的话,他听起来十分舒服等于打一次精神牙祭而己 。特别我谈到在游民收容所听到的农村里人吃人,城市里兄弟姊妹间争饭吃、甚至子女怀疑母亲在做饭时偷吃了他们的口粮气得母亲悬梁自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蹂躏得面目全非,说到激动之处仿佛一些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在为我鼓劲,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有时我痛哭流涕声泪俱下,当年的电灯光不怎么明亮,张局长坐得比较远,但我能依稀看见他脸上的泪光,特别他用指头揩拭眼泪的动作。但他自始至终对我的洋洋万言保持沉默,既不严厉驳斥,也不拍手称快。

凌晨一时许,张局长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瓷盘,里面装着两个小小的饼子,放在他办公桌靠近我的方位,指着饼子说：“拿去吃吧。”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加班饮食,拿起便吃,张局长又从暖瓶里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待我吃喝完毕,张局长才微笑着说：“张谋,你倒是吃了顿夜餐,只是我这个局长明天的早饭都没有了。”惊得我目瞪口呆。

我要跨出局长办公室的门时,张局长又叮咛了一句：“有事直接给我写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