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 族 分 队 长

    这位分队长虽然是地道的彝族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还有个汉族的姓氏,竟然也姓张,只不过这是从彝语翻译成汉语后的张而已。他可能当了我七、八年的分队长,坦率地说,在和我打过交道的众多管理干部中,他是我最尊崇的一个,虽然他也和前面写到的蔡队长一样,是职务最低下的干部。

   在我过去写就的一些文章中,曾多次提到我在当兵时和劳教时都一度滞留在凉山。反右前我发表过的那些“不堪回首”的作品,也无一不是以凉山为背景的。特别是解放凉山时,我作为军内的一名技术干部,享有较多的自由空间,我利用这一优势,和驻地附近的彝族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除了熟知他们特有的风俗习惯以外,甚至还学会了一些彝族的日常用语,彝族朋友也给我送了个读音为“木直褴褛”的彝族名字(这名字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木直家的老虎),我和他们的频繁交往有多种原因,积累生活素材用于写作也是原因之一。

    彝族的劳动人民和汉族的一样,也是淳朴善良的,彝族解放前是奴隶社会,张队长本人就是奴隶出身,年龄估计和我不相上下,他没有文化,说话也决不会转弯抹角,不妨举一个实例,那就是我刚刚调到他的分队,有一次他对犯人训话,教育犯人要听党的话,他用手指着墙壁说：“这块墙壁是白的,共产党说是黑的,你们就应该说是黑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直率这样勇敢这样动听这样可爱的语言,如果不是因为受这个犯人身份的约束,就为这句朴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拥抱他。

   就凭这一句顶一万句的大实话,我也会认为在他治下当一名犯人是不幸中的大幸、在工间休息时,我们时常并坐在田边地角摆龙门阵,关于彝族的民间传说,关于彝族的奇风异俗,关于他年轻时狩猎中遭遇的惊险,都成为闲聊的话题,但绝口不提有关政治的话题,因为谈这个严肃的话题时,脸上不便展开笑容。

   除了民族不同以外,张队长和其他劳改队的干部还有个很大的区别,即他非常看重犯人的劳动表现,其他的干部常常出现在犯人劳动场地,似乎在观察犯人们劳动的情况,实际上正绷紧着听觉神经,听犯人们的谈话内容,以便捕捉些反动思想的蛛丝马迹,为自己的青云直上弄块廉价的垫脚石。张队长不具备这个特长，他更喜欢蹲在远远的树丛背后,观察犯人劳动情况,是否在认真耕作,而我恰好在这方面是最能得分的人。不管有干部在场或没有干部在场,我都是踏踏实实地干活,即便是犁田耙田,这类一个人干的劳动,我也尽心尽力。

    经过长时间的“眼见为实”,他力排其他干部的众议,力举我这个反革命重刑犯当了水稻班的班长,协助我登上了“仕途”的顶峰。遗憾的是,若干年以后,也许是张队长调走了的原因,我并未能摆脱那个名叫阿克顿勋爵的英国人下的定义：“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这个犯人班长也开始大腐大败。幸好我这个治下只有15个犯人的班长官卑职微,权力有限,只能干些小偷小摸的鸡呜狗盗,在中国千千万万的贪官排行榜上,我只能勉强当个倒数第一名,这也是后话。

   如前所叙,我在中队还肩负着植物保护喷洒农药的任务,我从有关书籍上得知,更换农作物的品种,也可以达到增产效果。本班长上任伊始,便建议更换了一个新品种,加上那年风调雨顺,水稻大丰收,亩产平均提高近20斤,创下了历史新高。张队长喜上眉梢,翘着大拇指用彝语对我说：“瓦及瓦(好) ！”年终总评中曾力荐我记功一次,只因我既无书面检举材料,又无口头揭发,按劳改队习惯用语叫“不靠拢人民政府”,这是劳改犯的致命硬伤(这一硬伤使我17年的艰苦劳动而从未获此殊荣,虽然我也并不遗憾), 甚至张队长都替我忿忿不平。

   张队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论出身他是比贫农还贫农的奴隶,论社会关系他的三姑六表无一不是纯奴隶,因为彝族的风俗是奴隶和奴隶主是决不能通婚的。在旧社会他不曾看见过一个国民党,甚至在封闭的凉山根本见不到一个汉族人,因此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作保甲长, 更不可能与国民党、三青团沾亲带故。上述原因使他和历史问题这个可怕的词汇丝毫挂不起钩。说到当时提倡的破四旧，他既不知胡适也不知道当年被称为孔老二的老头子,他本人既非当权派也就没法当走资派,我想就是让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来批判他,恐怕也很难写出什么有力度的文章。

   在那年头的移风易俗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民俗,即凡“人民”相见打招呼都得首先各背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说“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话。例如到百货公司买东西或者到饭馆吃饭,就得先背一段语录,售货员回答一句语录后,才说买一把牙刷或者要一碗面条。那晚在学习会上,他对全体犯人说, 昨天，他到理发店理发,服务员见有顾客进门，首先对着他背了一条“为人民服务”的语录,他想到等一会将经受剃头刀在脖子上刮来刮去的风险,就回了一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证实他活学活用之贴切,说话中不时流露出自豪的神色,这便是他的率真之处。

   张队长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几年以后大儿子参了军,剩下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农场子弟校读书,文化大革命中,孩子们都成了斗志昂扬的红卫兵小将,有一天他女儿不知为什么生了气,气愤中她指着一个犯人骂道：“你这种犯人连狗都不如。”按彝族风俗把人骂成狗就是最大的侮辱(据我所知,彝族人鄙视狗的原因是狗要吃屎),恰好被张队长听见,他不但不赞赏女儿的立场坚定,相反冲上前去,当着众犯的面狠狠抽了女儿一耳光,然后用彝语叽哩咕噜的骂着女儿,女儿就抽抽噎噎的哭着跑回了家。还有一次,张队长的二儿子(一个十分顽皮的孩子),在晒坝里骂一个犯人时被张队长听见,小顽童看见父亲板着面孔朝他走来,知道危险逼近拔腿就跑,张队长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把犯人自制的小板凳,朝这个小顽童砸去,板凳被砸得稀烂,如果击中,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不排除张队长是故意吓吓这个小顽童,并不真要让他头破血流的可能性)。

   这个农场有个奇怪的规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看来,这个奇风异俗似的规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便是犯人对干部的妻子一律称为先生,这个专对男士的尊称在这块封闭的地块上改为对女士,这也是劳改队不同凡响的证据之一,不过劳改队可不是咬文嚼字的地方,叫你怎么喊你就怎么喊。所以我们都称张队长那位40多岁的妻子为吴先生,虽然她是个善良的家庭主妇。

   我在中队里还是一个业余电工,凡电灯坏了我都得去修理,即便是换一只灯泡,我每次到张队长家去修电灯,张队长肯定不在家,吴先生会让我在他家的厨房里狼吞虎咽的吃一碗肉,吴先生还要悄悄叮咛说：“下去不能说。”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张队长刻意安排的,他也是故意的不在家,因为这是高风险的事,万一败露他就脱了干系,没想到这位少数民族也有这份心眼,难怪人说自卫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最使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新出版了一本名叫《欧阳海之歌》的书,据说是纪实性的小说,在全世界的小说几乎都成为毒草的时候,这唯一的香花当然引人注目,我便找来看了。书中有一个细节说,欧阳海创造连打二锤800下的高纪录。我心中暗想,这位作者显然缺乏打二锤的体验,我在劳教队三年,全部是打隧道,不是吹牛,我是全中队二锤打得最棒的一个。

   这时我们正在农业学大寨的开田改土中,第二天我对张队长说,昨天我看的一本书告诉我,有人创造连打800锤二锤的纪录,今天我要打1000锤。在场的犯人提出打赌,几个人凑合着赌了一条香烟(犯人所抽劣质烟,每包一角四分)和一个罐头(价值两元),工地上正有一块巨石需要打一个炮眼,掌钎的是一位姓戴的新犯(这位老弟现已是成都某大公司的老总,故姑隐其名),负责给炮眼里灌水的是一个姓赵的年轻犯人。打赌的技术要求是一锤接一锤,中途不能休息,并且要边打边报锤数。我一口气打完1000锤以后,便站在原地大呼一声：“再奉送20锤。”又接着打了20锤,而我并没有累得站都站不稳,还对着几个输家露出嘲弄的微笑。

   我十分得意的结束了这场表演,张队长把我叫到身前,悄声对我说：“不能打赌,不然要受批评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清规戒律多如牛毛。过了一会,我大声宣布：“刚才的打赌不算,我们是说着玩的。”晚点名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员在讲评会上,不点名的淡淡地说了一句：“有的人劳动关看来过得不错。”

   我丝毫不介意这个乏味的表扬,因为我从来没把劳动当作一道关口,相反地自认为我从来就是一个优质的劳动者。

   真正令我高兴的是那天晚上,张队长家的电灯又坏了,而且还坏得十分严重。

   1980年我在另一个中队收到平反裁定书,这时我离开张队长所在的中队已两年多,当我从南充的原单位返回农场办一些手续时,我专程去看望了张队长,他像所有的彝族同胞一样的喜爱饮酒,便特意给他带了一瓶档次并不高的酒以表敬意(我恨自己没有钱买茅台五粮液),另外给他女儿送了一样南充的特产,一条丝裙。这微薄的礼物,不足以表达我对他敬重之情的万一。如果我有发财的梦想,也是希望在美梦成真的时候,能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向一切有恩于我的好心人,表示一下感激之情,在我已年近古稀的今天,终生不带财运的我只有遗憾地说：“我的梦将永远只是一个梦。”

   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这些好心人可能早已忘掉了他们所做的善事,他们本着自己的良心生活着。这些良心构成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美德一一那是一座美德的万里长城,它顽强而又不露声色地抵御着邪恶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