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 想 不 到

搬进工棚后不久,隧道正式开挖,我们回复到三班倒状态,我和朱老弟的接触有所减少,而管教干事对我的“淋漓尽致”,不论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有时候中队长指导员生产干事也加入进来,变成二重唱甚至四重唱。

  不论是“淋漓尽致”还是二重唱四重唱,其中心内容都似乎是我干了一桩什么坏事,而“自认为干得很高明,总有一天会戳穿,纸是包不住火的”之类。朱老弟也曾私下问我究竟是咋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以前还问过我会不会用左手写字,我简直搞不懂。”我这样回答了朱老弟,他却一言未发。

  有一天,支队部管教科来了一位干事找我谈话,这位姓韩的干事,态度十分和善,他问了我的改造情况,又问了我劳教前的工作情况,甚至我的生活经历,几乎谈了一上午。不像是审讯因为他是单独一对一的谈话,又未作笔录简直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位韩干事找我“闲聊”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吃罢午饭,仍然通知我不要出工,韩干事继续找我谈话,他问我知不知道他这次找我谈话是什么原因,我实事求是的回答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猜想过。”我说：“我根本无法猜想。”

  终于他对我说,有一封用我的名字给周总理写的信,如果真是我写的,只要我坦白交代, 向政府认错，严肃地自我批判,政府可以不作追究。但如果我确实干了这件事而又拒不承认,今后查出来真是我写的,可能会影响我的前途∶“你应该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我没有写,绝对地没有写。”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如果真正做了,它不可能像一句闲言碎语一样被轻易忘却。

  最后他拿出纸笔,叫我当场用左手写下北京国务院周总理八个字,写完后,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问道：“你估计你身边的人谁最可能做这件事?”我默默地把我熟悉的周围人等进行了一番梳理,我想到一个名字恰巧是最不能说出来的名字, 那就是我两肋插刀的朱老弟, 干这种冒失莽撞的事倒十分符合他年轻轻浮的性格特征。但我如果说出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对友谊的背叛,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同时我想,如果是朱老弟写的,他决不会用我的名字,因为这样的结果,很可能直接或间接的伤害我,对朱老弟而言,也应该是最不愿意做的事,我们毕竟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决不可能对我这样不负责任。

  我对韩干事说,我估计不出来,况且我也没看过信上的笔迹,无法推断。这时,韩干事从他的皮包里取出了那封信,这封信共有三页信笺,他把最后一页递给了我,这页纸上除了此致敬礼和张谋 年月日之外,其他文字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字迹是完全陌生的,笔法极为不自然,连我也相信是用左手写的。

  但是,这半截信中有几句话却让我吃惊不已,在例举处理右派过重的意见时,它不仅以董时光为例,而且写道：“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知名学者,我认为是一种失策。”这分明是一年多以前,我和朱老弟在挑煤炭时碰到董时光后,他对我发出的感叹,其原汁原味历历在目,这时我百分之百的断言这封信的作者非朱老弟莫属。

  我简直懵了,我恨不得这封信上没有这句足以让我失去一个好朋友的话,然而这不容置疑的无情现实逼着我面对。

  韩干事问我：“认出来没有?”他的意思是“从字迹上你能判断出是谁写的吗?”我假装在思考,心里想的是朱老弟那一脸无邪的微笑,回答说：“认不出来。”韩干事叫我回工棚休息,仔细想一想，明天再回答他。

                                                     周美人来到

  这件不大不小的事使我像突然被马蜂螫了一样大吃一惊,因为当年的我还比较单纯,不像若干年后的我,在劳教劳改的油锅里,炸了二十多年, 变成了一根货真价实的“老油条”。那时我觉得用我的名字给总理写信虽然不算出卖朋友,最少也应该算不够朋友。但是我如果因此而向韩干事指证说是朱老弟写的,就必将给他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根据朱老弟那莽撞的性格,在知道了是我把这件事捅穿的以后,弄不好我就会变成那位有作风问题的张部长。也有可能由我和朱老弟联袂演出一台窝里斗或者叫狗咬狗的闹剧,笑到最后的肯定不会是我和他。

 第二天,我便用我不知道这四个字回复了韩干事,这件无头公案也就似乎不了了之,事后朱老弟曾两次问过我有关细节我都推说我也搞不清楚。但老实说,这件事也影响了我和朱老弟的友谊纯度,最少在我知心朋友的排行榜上,朱老弟的名字向后移了很多位。

   似乎是筑路二支队患了一种搬迁病,成昆铁路修了一年以后,又遭遇了内昆铁路相同的下场,同样是半途而废,我们又搬迁到旺苍县,去修广元到旺苍的一条铁路支线。离开凉山前,筑路二支队进行了一次人员大调整,凡属肖大哥之类的老弱病残份子,一律调往一个名叫会东铅锌矿的劳改企业，到那里去“安度晚年” 。我和朱老弟之类的年轻力壮份子则打烂原来的建制,和一些没判管制的份子编成一个108中队。

  转眼进入了1961年,也就是说,我们己经劳教了3年多,只是当年的劳教没有时限规定,有点和无期徒刑沾亲带故的味道,全队200多人, 仅仅只有一个偷摸扒骗的坏份子解除了劳教, 此人就不再和我们一起抬石头挖泥巴,而是专门替干部理发修面,使众干部的形象更加光辉灿烂。他担负的另一项任务，便是协助队长干事和劳教份子作斗争,特别在捆绑吊打方面,他从不吝啬他的体力。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实践体验,又加上“无期徒刑”的不言自明,人们刚刚投入劳教时的那一份真诚悔改变成了面对严峻现实的一种反思。此外 从边远山区迁到内地以后,不断有家属前来探视,他们带来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饿死人的“鼓与呼” ，最后挨整遭贬的“新闻”,它对我最大的启示是使我对英明这个词产生了歧义。

  我们的工地在旺苍县快活场,住地则在一个名叫候家扁的农民群居点里,那里有一条小河,不论出工和收工我们都得通过河上的一座便桥才能来往。那一天,一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便桥被冲垮了,吃晚饭的时候,有人传话说朱老弟的爱人来了,但她过不了河。朱老弟高兴万分,涉水过去,把她那位美人抱过河来,对力大无比的朱老弟而言,这当然也不算力不从心的事,按理说应该背过来而不应该抱,但他却偏偏要抱,其中则另有缘由。

  那时“自然灾害”刚刚离去,但余威尚存,吃仍然是人们魂牵梦绕的一个单词。队部照例为周美人单独安排了房间让他们夫妻得以团聚。第二天朱老弟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周美人用她那一口顽固不化的土腔土调对我表示欢迎,并说：“小朱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希望你多多帮助他。”她从家乡带来了许多黄豆面,便用小碗掺上开水弄了一碗干糊糊给我,有甜味显然放了些糖或者糖精,此时我发现他早己身怀六甲,也难怪朱老弟不便背她过河只得抱她过河了。按照我当年血气方刚的想法,肚子里怀的肯定是个“杂种”,因为朱老弟这三年和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他决没有机会为周美人播下一个正宗的后代。

  应当承认,周美人确实名不虚传,如果不是怀身大肚,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修长的眉毛,红润的嘴唇,高挑的身材,一定窈窕可人,也必会引来若干男士的“注目礼”。按常理朱老弟有这样一位佳人相依为命,应该是美满幸福的,谁知那可怕的祸不单行四个字却在他身上应验,戴上一顶管制右派劳教份子的帽子以后,又紧随其后添加了一顶绿帽子,而且这也右派帽子一样，是一顶一旦戴上,终身都摘不掉的帽子,这等于是加倍的痛苦和双重的烦恼。

  事后,朱老弟曾以变通的方式向我解释说,他当右派后,周美人也受到影响,由县妇联调到一个区上当妇女干事,该区区长一个有妇之夫,竟然乘虚而入,诱奸了周美人而使她大腹便便,她这次来就是和朱老弟商谈这个问题,我当年的血气方刚再次发作,对他说：“这种丢人现眼的女人要她干什么?”朱老弟却回答我说：“昨晚上她哭了一个通宵……”我没有回答他,只是在心中暗想,这朱老弟简直不像个男子汉。

  因此,在我朋友的排行榜名单上,朱老弟的名次继续下滑。乃至于一个月后我逃出劳教队,行动之前,有关我将逃跑的事早己沸沸扬扬,可以说队上50%的人都知道,却没有告诉朱老弟,可见我几乎把他列为不可继续相交的人了。

                                                     恢 复 联 系

  我逃跑捕回后,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关押了三年多,然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服刑了17年另8个月以后,于1980年8月宣布无罪释放。此时的我已是一个46岁的“准老头”。记得平反后返回单位那次,客车开到南充,我正准备从开着的车门下去时,突然一个手提扁担、站在门边揽生意的中年农民向我发问：“老大爷!要不要人挑行李?”我简直被老大爷这个称谓惊呆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对他摇头示意不要,然后举步下车。想起我离开这座车站时, 我还是一个24岁的小伙子,仅仅做了一场恶梦,我就变成了老大爷,我终于知道这场恶梦实在是不轻松。

  那时我很迂,一个不折不扣的“出土文物”,我天真地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教育问题,我竟然主动要求由吃国家财政的行政干部变为一个企业技工学校的基础课教师,我站在讲台上慢慢品味“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至理名言,我教的那一群少男少女,在他们诞生的同时,国家就给他配置了一个“永远摔不破”的铁饭碗,学与不学,学得好或者学得不好都丝毫不会影响该饭碗的质量与大小,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结果,只是证明了我的愚蠢。

    其间某一次,我们这个系统的的一位省级领导来到厂里视察工作,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干部,她的初恋情人是我们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在我当右派之前,我和这位记者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厂领导带她来到教育科时,我们都从自己的座位上站立起来,科长逐一进行介绍,她也一一握手致意,来到我的面前,科长指向我：“这位是张谋老师”。她一边伸出手和我握着,一边嘴里不断地叨念着：“张谋,张谋……”我知道她在回忆她的初恋故事中有关张谋两个字的篇章,为了不让她为我一个人付出太多的时间, 我只好轻轻地吐出三个字,也就是她初恋情人的姓名,她才“啊”了一声如梦初醒,同时松开了握着的手。

   当她从科长的办公室走出,显然准备离去的时候,特意回过头来叫我：“老张,我们聊聊。”走出办公室,她轻声对我说：“老张哇,千万别用五十年代的老眼光看你周围的人,现在的人坏得很,坏得很。”这最后“坏得很”几个字,她几乎是用咬牙切齿的口气说出来的,而带给我的震惊肯定也是非同小可。因为她在我们厂领导眼里,几乎是一个像模像样的重量级官员,竟会对我这个平民百姓说出这样的话。而这句发自她内心的忠告,也许就是她对“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总结,这样说我认为并没有歪曲她的原意。

   1981年,四川省总工会要求省内几家老厂写工人运动史,我所在的南充丝二 厂也是全省四家点名的老厂之一,有人在领导面前替我鼓吹了一番,写厂史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到1982年我便写完了一本《南充丝二厂工人斗争史》,这是纯粹按工人与资本家作斗争的既定公式按图索骥的模式写就的4、5万字,可以说没什么价值。那时,为体现三中全会落实知识份子政策的成果,在当年7月1日左右的《四川日报》上,为我写这部所谓的工人斗争史登了一篇通讯,这篇几百字的一般稿件竟用了《张谋写出南充丝二厂工人斗争史 》这样一个比较醒目的长副题,许多老朋友通过这个副题和我重新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分别己经20年、曾经与我有着非同寻常关系的朱老弟。

  根据他的来信我分析后判定, 也许因为周美人及其孩子生父等等复杂因素,避免闲言杂语影响他们的家庭关系甚至波及孩子的成长,十多年前周美人便调到了她伯父当县长的那个县,朱老弟1962年右派甄别时被清放出劳教队,也到了周美人所在的县,干些修房造屋的体力活,当时他的名字叫摘帽右派,毫无疑问属于低人一等的档次。虽然清苦,但毕竟一家人团团圆圆。他在信上告诉我,说他大女儿朱莉已21岁,去年参加了工作,在县财政局当会计,我默算了一下,这孩子的生父就应该是那位拈花惹草的区长,周美人到旺苍来探亲,回去生下这孩子也比较顺理成章,看来朱老弟接受了她,因为孩子毕竟无辜,我认为这件事他处理得还算明智。

  就这样我们一直通着信,1987年,我从南充市文联借调到省作家协会负责《星星诗刊》函授部的工作,这时的朱老弟己经由他所在的县政协秘书长升任政协副主席,我心中老是设想他当官后对下属发号施令的样子,可我始终认为那个设想有些不伦不类。

  在一封信里,他捎来一首短诗,并说写诗的这位农村女孩极有培养前途,叫我无论如何协助发表,以鼓励她继续努力。我当时正负责主编函授部的教学刊物《新星》, 每期都得选登一些学员的习作，我也就随俗以权谋私将这首介乎可登可不登水平的诗稍加修改登了出来,也算是我向他表达的一点不忘旧友的情意,随后他又寄了几次来,我也曾选用了一些,我记住了那女孩的名字叫方明,我甚至估计是朱老弟在农村的一个亲戚。

  1991年,函授部工作结束,我又被一位旧友拖到北京去替他办一份报纸,当了一个什么副社长,我和朱老弟的联系再次中断。

  1994年我己60岁,办了退休手续便定居在成都,空闲时约几个老朋友搓点小麻将,动动脑子以免在死前患上老年痴呆症,给家人添麻烦。

  这时朱老弟和我的陈年旧事,一天比一天遥远,几乎进入不堪回首的“古生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