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天朝主義、「達沃斯人」與「全球化之死」 瑞士小鎮達沃斯前不久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請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演說，提出了所謂的「包容性的全球化」。這群跨國菁英，似乎是希望中國這個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權威資本主義國家，能變臉為「全球化」的國際代言人。（湯森路透） Breathes there the man with soul so dead Who never to himself hath said: ‘This is my own, my native Land?’ Whose heart hath ne’er within him burned As home his footsteps he hath turned, . . . From wandering on a foreign strand? —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最後一位吟遊詩人的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1804）
天朝主義、「達沃斯人」與「全球化之死」 一百年後，當歷史學家書寫21世紀初期的世界歷史，當談到20世紀後半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的式微，最具有象徵意義的里程碑事件，或許不會是川普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而是於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居然在2017年1月17日，邀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主旨演講。 「世界經濟論壇」的動機和期盼，對這些歷史學家，當然絕對不是費解的秘密：「達沃斯人」希望中國這個當時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權威資本主義國家，能變臉為「全球化」的國際代言人—和跨國菁英網絡終極的政治保護傘。 根據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2004年的文章「死靈魂：美國菁英的去民族化」（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這些「達沃斯人」（Davos man）表徵著當代各國菁英階層的「去民族化」傾向：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的跨國精英，將民族尊嚴和人民主權看作是在道德上危險的事物。他們對彼此的認同遠勝過對自己的同胞；而他們從全球化趨勢中獲得的巨大益處，更強化著這種跨國界的集體認同和優越意識。 但從2004年到2017年，世界歷史已經發生了不小的轉折。如今，為著對抗他們眼中「反菁英」的「民粹主義」風潮，杭亭頓筆下的「達沃斯人」，開始自動向權威資本主義靠攏。對全球的「達沃斯人」，此刻的他們似乎不但需要與「危險的」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劃清界限，更需要加快讓自己與中國市場和「中國機會」連結的腳步。「中華型全球化」之下的財富增長，雖然可能每一步都隱藏著一道血跡，但對這個時代的「達沃斯人」，這只會讓瑞士的起司火鍋口感更為香濃。 可惜的是，這種做法並不會就消解了「全球化」話語當前的正當性危機，卻反而會在世人的懷疑眼神中，加速宣告了「全球化之死」。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基於他們的後見之明，應該不難做出這樣的定論。 「包容性全球化」：天朝帝國新的「昭昭天命」 德國的主流媒體，似乎對習近平的這場主旨演講讚譽有加。考慮到川普才剛說「歐盟是德國的工具」，贊成英國退出歐盟，而且，如同中國，德國也是大型的出口導向經濟國家，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會比別的國家更為敏感，德國媒體會對中國倡議的「包容性的全球化」口號表示附和，不該讓人意外。 至於英國的《金融時報》，就更直接表露出了歡欣的心情，以「習近平發表有力講話，捍衛全球化」為標題，來報導相關訊息。而且，同樣的標題，不但出現在倫敦，還一模一樣地出現在紐約和台北的財經媒體。 「包容性的全球化」（inclusive globalization），一如北京天朝學人的規劃設想，瞬間成為新生的「中華型全球化」在這個階段的代名詞。據說不同於以「華盛頓共識」為本的「排斥性全球化」，由華夏帝國主導的「包容性全球化」，才是真正能讓顯現疲態的「全球化」趨勢重獲生命力的仙丹妙藥。 按照這種新型的天朝主義話語，世界歷史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條道路是走向「戰爭、貧困、對峙和支配」，而另一條道路則會導引人類走向「和平、發展、合作以及雙贏」。不再「輸出革命」而改為「輸出資本」的中南海和天朝文人，現在對「世界秩序的構造」有了新的官方說法：「反全球化」是錯誤的，因為人類無法取消全球化，而只能適應它。中南海希望世界人類能夠相信，由華夏帝國主導的「包容性全球化」，不僅會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為高效，而且更加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人群不同階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而中南海，這個天命的「普世王權」，當然將是新來的神諭執行者。護衛以「包容性全球化」為名的「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如今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共產黨的「昭昭天命」。 接續去年G20杭州領袖峰會和APEC領袖峰會的「魅力攻勢」，中南海企圖將自己塑造為全球化勢力的護持者的策略意圖，再次嚐到甜美的成功滋味。世界各地的「達沃斯人」啊，不要懼怕，你們的王騎著馬到來了，讓「達沃斯人」再度於世界舞台站起來了！ 「包容性全球化」的「新天下主義」 巧妙地借助了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來實施細密的「戰略性公關」，中南海開始對美國的川普政權展開了「沒有槍砲的戰爭」。 以人民幣為後盾，習近平毫不費力就將自己推上了「反川普國際聯合陣線」的指揮官的新位置，不但得以繼續在國內鞏固「習核心」的地位，進而還站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述戰略高地，雄視天下，好整以暇，要看川普如何應付全球的「達沃斯人」構成的火牛陣。 事實或許不過如此。不過，其中有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追問：為何「達沃斯人」可以輕易地接受以中南海作為「全球化」的「宿主」的寄生策略？ 前述杭亭頓的文章，對此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考線索。 依據杭亭頓的論述邏輯，我們可以發覺：如同「達沃斯人」這般的跨國界菁英，與一般在地公民之間最基本的的差別，其實不在於所謂「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台灣的天朝文人喜歡說：「鎖國主義」）之間的對立，而是在於「世界主義」（用天朝文人的話語來說，是「天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對立。在缺乏足夠的社會保護反趨勢的情勢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將持續強化「菁英階層的去民族化」傾向，並且逐步擴大這些「全球菁英」與「本土公民」之間在經濟上的落差與在文化上的鴻溝。 其實說到底，這是社會學者老早知道的「常識」：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菁英階層總是「世界主義」的，而普羅大眾總是「本土主義」的。 但傳統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為論述脈絡的社會學分析所不知道的是：要將「達沃斯人」流行的現代「全球說法」（Global speak）與古典儒教的「修齊治平」修養術混搭起來，要拿「政治儒教」否定「人民主權」和「公民社會」等「歐美普世價值」，而以古典王權主義為本的「民本思想」，來建構可讓「達沃斯人」輕鬆入口的「新天下主義」話語，其實也非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無須懷疑，相對於充滿鄉巴佬粗口的美式「民粹主義」，對主流的「達沃斯人」，華夏版本的「包容性的全球化」，確實會是更適宜搭配紅酒的高級佐酒料理。只要能讓跨國企業的董事會看著飆升的股價和薪酬而開懷大笑，「中華型全球化」就是「包容性的全球化」。 「包容性全球化」的歷史現場 當然，與百年後的歷史學家不一樣，我們就處在以「包容性全球化」為名的「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的歷史現場。至少，在台灣的我們，比起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可能會更快明白一些日後會被埋沒掉的歷史實情。 就在習近平於「世界經濟論壇」發表主旨演講的前夕，32位對中國的的西藏政策進行和平抗議的西藏人士，被瑞士警方逮捕了。瑞士藏人協會的會長丹增寧波（Tenzin Nyingpo）說，覺得被瑞士政府利用了。瑞士政府百般刁難他們的活動申請許可，以各種方式進行「技術性的阻擋」。他們甚至最後只能自動撤回之前的活動申請，企圖以此來換取18日在萬國宮舉行抗議活動的許可。 瑞士政府玩弄的伎倆，對經歷過太陽花邉拥奶承率来^對不會陌生。 當然，你會說，這是瑞士，而不是台灣。然則，對瑞士，對這個歐洲率先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對這個歐陸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藏人的抗議活動，無非是阻礙「深化中瑞雙邊關係」的絆腳石。 甚且，瑞士政府作為「中華型全球化」的「共犯構造」的舉止，在歐洲還不是什麼例外或罕見的異常。 2016年底，中國媒體大幅報導了一則新聞：基於挪威方面「對損害雙方互信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反思」，中國宣布與挪威「關係正常化」。 按照中國外交部網站的說法，2010年10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服刑犯劉曉波，「使得中挪關係嚴重受損」。結果之一，是挪威在中國鮭魚市場的份額，從2010年的92%驟降到2013年年上半年的29%。此外，中南海還停止了與挪威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受到「中華型全球化」的「感召」和「教化」，挪威政府於是趕在2015年3月31日，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匆忙宣佈申請加入亞投行。這些看似「論础沟膽曰谂e動，最後終於換得了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並在同一時間，中國也恢復了與挪威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為著能向中國行銷鮭魚，挪威政府不惜磕頭下跪，但求能取得對中國進行「朝貢貿易」的入場券。這是華夏版本的「包容性的全球化」的另一個歷史現場。 很顯然，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個充滿危險和憤怒的「新世界」的助產士，如果你自己就是這個「中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共犯構造」，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否定和遺忘這些不堪入目的歷史現場，試圖讓當代的人類——與百年之後的歷史學者—不記得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還有，即便是號稱「人權立國」的老牌歐洲民主國家，在此也不例外。 「包容性全球化」與「一帶一路」 如果要問中國未來將如何落實「包容性全球化」的口號，目前看得到的最重要戲碼，莫過於2017年5月，將在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南海要以此來讓全球的「達沃斯人」共聚一堂，「共商合作大計，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 隨著要搭「中華型全球化」的「順風車」的人越來越多，中南海豪情萬丈地宣稱，500多億美元的「一帶一路」計劃，讓中國的「朋友圈」不斷擴大。 中南海沒有說的是，隨著「一帶一路」計劃逐步展開，中國的「反對圈」也在不斷擴大。 就在今年（2017年）的1月7日，斯里蘭卡南部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爆發了嚴重的社會衝突。 事件的緣起，來自於以「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為口號而上台的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政府，在斯里蘭卡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情形下，最後依然不得不將漢班托塔港的八成權益，以約11億美元的價格租給「中國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租期為99年。 1月7日，正是中資企業為新協議中附帶的港口工業園區舉行開工典禮的日子。斯里蘭卡的左翼政黨「人民解放陣線」（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 ；JVP)，結合「保護國家資產僧侶組織」（Monks’ Organization to Protect National Assets），為此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行動，卻在警方的強力鎮壓下，導致共21人受傷、52名示威者被捕。 就天朝主義史學的「百年國恥」史觀而言，2017年的1月7日，當然是個大日子。從1845年在中國上海出現第一塊租界後，到了2017年，中國終於也擁有了自己的「租界」，真正實現了天朝文人心目中的「帝國復興」。 更重要的是，漢班托塔港，作為印度洋重要的航咧袠校呀洷恢袊袨椤刚渲殒湋鹇浴沟闹匾椖浚纬闪酥袊敢粠б宦贰怪械摹负Ｉ辖z路」計劃的構成環節。 某個意義下，這正是華夏版的「包容性全球化」的典型案例。中國官員宣稱，漢班托塔港未來5年將可以吸引50億美元的中國資金、為當地人民增加10萬個工作機會。 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大概又可藉此宣揚中國的「萬隆精神」和「南南合作」相對於「台灣的次帝國主義行徑」的「優越性」和「進步性」，進而表述「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是如何不同於「美帝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只是，從計劃的實際內容來說，一般有健全思考力的人，可能都看不出來，這種做法與過去新自由主義的「滲流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有什麼差別。「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還是一樣暗地假設著：只要讓「全球化菁英」獲得更多的利益，就可以引發經濟成長，然後其他人也就從而獲得好處；分配不均下的社會不平等趨勢，只是取得經濟成長的「必要的社會代價」。 這樣的「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自然是會對「達沃斯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的。 「包容性全球化」與「中華型殖民主義」 「漢班托塔港模式」，有許多可以仔細討論的地方。 粗略地說，對諸多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社會組織，「漢班托塔港模式」已經充分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如果隨意接受中國的「發展貸款」，最終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進一步說，「漢班托塔港模式」不但呈現出「中華型全球化」在「掠奪性發展」上的維度和特徵，而且還揭示著「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全球化」與「中華型殖民主義」的嶄新歷史現象之間的密切關聯。 對斯里蘭卡的「人民解放陣線」，將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99年，最重大的長遠問題將會是讓斯里蘭卡淪為「中國的殖民地」。 即便僅以現況而言，為開發工業區而強制徵收大量土地，就立即造成了上千位居民遭到迫遷的重大人權爭議。原本斯里蘭卡人民耕作的土地，瞬間就變成中國企業攫取「附加價值」的廉價基地。 中國在斯里蘭卡複製中國內部血腥和高壓的「中國式效率」，對斯里蘭卡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長期會造成什麼負面影響？顯然這是斯里蘭卡的「人民解放陣線」透過抗議行動而對「中華型殖民主義」提出的嚴肅質疑。在他們看來，「漢班托塔港模式」根本無法稱為「yahapalanaya」（良善治理）的案例；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99年，不過是翻版了1903年古巴被迫將關塔納摩租讓給美國的前例。 「保護國家資產僧侶組織」，更是進一步質問：「99年代表著2個世代，當中國人紮穩根基後，我們確實還能拿回這塊土地嗎？」在他們看來，「中華型殖民主義」，無論對斯里蘭卡的的本土文化或人口結構，都構成了重大的威脅。如果你暸解不列顛帝國在1830年代將印度南部的泰米爾人大批遷移至斯里蘭卡，從此在斯里蘭卡所衍生的巨大政治悲劇，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 更糟糕的是，雖然漢班托塔港是民用港口，但這個港口正位於連接蘇伊士吆雍吐榱缀{的主要國際航道，加上中國將其納入了所謂「珍珠港」策略，中國隨時可以藉機將漢班托塔港變成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海外基地，從而使得斯里蘭卡實際上成為華夏帝國的「勢力範圍」。對此，不但斯裡蘭卡政府內部因而對這個「租界」存在著異議，印度政府更可說是嚴陣以待。 「包容性全球化」：華夏版的「踢開經濟發展的梯子」 仔細觀察「漢班托塔港模式」，人們將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對一個被納入「一帶一路」計劃的發展中國家，從向中國貸款來進行經濟開發，到成為中國的「經濟租界」，到最後成為中國的海外軍事基地和「勢力範圍」，耗時可能還不需超過10年。從這個意義來說，「達沃斯人」對華夏版的「包容性全球化」的支持，同時也就是對「中華型殖民主義」的支持，一體兩面的事情。 最後，無論如何，一個迄今歐盟還不願意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出面來當「全球化」的護持者，對許多人終究宛如「畫虎類犬」的「魔幻演出」。當習近平說「我們應該向保護主義說不」，眾多企業界人士看到的景象，卻是習近平主持下的中共政權，不但強化對資本流動的控制，以國企集團為核心繼續推動「培植民族冠軍」的「舉國體制」，而且還公佈了《國家網路安全戰略》，對外國科技公司在中國的營邩嬜鞲y跨越的「非關稅障礙」。 但準確地說，從「漢班托塔港模式」來觀察，中南海一方面在達沃斯為自由貿易唱起讚歌，但另方面在本國設置各種貿易和投資壁壘的做法，以世界歷史為準，或許也不能全然詮釋為「中國特色」的產物。如果依循英國學者張夏準（Ha-Joon Chang）的觀點，將「全球化」簡化為「中國出口+中國企業的海外併購」，可能就不會僅是一種權宜性的「策略性公關」，因為從資本主義的長期歷史而論，「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也可能是蛻變為資本主義大國的中國，對發展中國家佈置「踢開經濟發展的梯子」的「富國陷阱」的長期國家戰略。 至於「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全球化」，與一般歐美中左翼人士所談的「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究竟有什麼不同呢？這次的文字長度可能已經超出許多讀者的耐性，這個問題，就暫且讓我們留待過完年後再繼續討論吧。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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