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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長詩的生與死 就好象一個人不可能知道你將於何年何月何日死亡一樣,關在黑監里的我,也不可能知道我將於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走出這漆黑的監房,這漫漫長夜我難道就這樣躺着等死嗎?我必須做點什麼。 反右運動前,我的業餘愛好是讀書和寫作,也發表過一些不成氣候的散文和詩歌,我為什麼不利用這充裕的時間,安靜的環境搞點創作？我決定寫一部長篇敘事詩,並為此開始了我的準備工作。 任何一個看守所都有不定期的查房制度,雖然犯人的生活用具極為簡單,但搜查起來仍十分仔細,特別是對我們這類有點文化犯的又是所謂犯反革命罪的人。個別責任心特別強的看守兵在搜查時,甚至連睾丸都要隔着褲子捏一捏。當然這不是對你的性別有什麼懷疑,主要是這些隱秘的地方有可能藏匿違禁物品。有時搜身檢查完畢,立即進行監房大調動,如果藏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在監舍里什麼不可告人的地方,你也就無法取出。監獄裡是絕對不允許搞什麼創作的,這類突然襲擊地搜查,你寫的東西能藏在哪裡而不被發現? 古人說：未曾行兵,先尋敗路。我必須作好兩種準備,首先作品的內容決不能讓人抓住把柄,以免在我今後的判決書上增加更大的政治重量,因為我並不想死,特別不想被槍斃而死；其次,應該儘量不被發現,這也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難。前文曾提到過我曾領到過一床“其臭無比,其髒無比,其補疤多得無比”的棉被,這多得無比的補疤並不限於被面和被套,就連棉絮上也是疤上重疤,這些棉絮上的補疤藏幾張摺疊得很小的紙片簡直輕而易舉,因為一般人的經驗中,很難把棉絮和補疤聯繫在一起,更難想到這些補疤竟然是一個個荷包。 筆和紙張,只要向看守兵報告,誑稱要寫交待材料就可以領到,雖然是質量低劣的蘸水鋼筆,那也無關大局,反正我也不會送去參加書法競賽。 從這時開始直到1963年,共兩年多時間,歷盡艱險,我創作了一部五千多行的長篇敘事詩,題為《嘉陵江三部曲》。內容是寫三十年代一個地下黨員犧牲前將兩個遺孤放在打穀子的拌桶里,任其隨嘉陵江漂下,在南充為一船工救起將其撫養成人,後來參加華鎣山游擊隊的故事。 現在想來把這個老掉牙的故事歸納在公式化概念化系列並不為過,可當時我還信心十足。甚至在雷馬屏勞改農場服刑期中,托一位刑滿的朋友袁永桂秘密帶回成都,袁又率他的兩個弟弟(其中袁永恆時下為成都大師級相聲演員一一當然他的這個成就和當年替我抄詩沒有任何關係)代為抄寫。平反後我只給一位文學前輩看過,他一口否定,可我並不甘心,又將它改為電影文學劇本交《紅岩》編輯部里的一位朋友,他用讚賞我鋼筆字寫得漂亮的方式婉言謝絕。就這樣徹底粉碎了我的千元稿費夢,只有將它作為本人的“館藏物資”“束之高閣”了。 我對這部長詩的不甘心失敗有兩個原因,其中之一我在後面那段《破手套與“核彈頭”》中還會交代。最重要的是我為它付出的心血實在太大,雖然兩年多時間對終日無所事事的犯人來說算不了什麼,但我所冒的決不只是“剃花腦殼”的風險(事實上我為它戴過一個星期的手銬---這對犯人來說也算不了什麼)。 不妨舉一個關於藍墨水的例子,來證實一下我的艱辛。當犯人已經結案,不再提審也就不再寫交代材料時,你就再也要不到筆墨紙張了。這三種物資唯有藍墨水是最難存儲,因為裝它的瓶子在查房時一旦發現便拿走了之。我絞盡腦汁想了個辦法,用一塊像一張名片那樣大小的碎布,在有墨水的時候,不斷用墨水將它淋濕、晾乾,再淋濕,再晾乾,數十天后這碎布己凝成載滿藍靛粉的厚塊。領不到墨水時,我便將飯碗翻轉來,用碗底的凹糟盛上水,將那塊藍靛碎布在水中晃幾下,我的生產車間就可以立即獻出藍墨水若干毫升。再舉一個關於紙張的例子,一方面它來之不易,必須節約使用；另一方面,在正常情況下, 五千多行長詩幾乎要用三大本稿箋紙,這一大摞紙能藏在什麼地方才能躲過搜查者的眼睛?那年頭我的視力極佳,我能將字寫得很小很小,交給袁永桂帶回成都那一份只用了四頁紙就裝下了,那還不足為奇,我還珍藏了一份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的版本,幾乎用的是微雕工藝,它只用了兩頁紙,折摺起來只相當於四片滅蚊藥片的體積,我還從破棉被上撕下破布一小片,縫成一個小口袋將它置於其中,經過大約100次以上的搜查都逃脫了法網。只可惜這個袖珍精品平反後卻被大大咧咧的我自己丟失,使我遺恨終生,這也得怪它體積太小了。 總之,這首作為文學作品的長詩是失敗了,但是作為一種創作精神,我真願意為它獻上一個上面寫着永垂不朽四個大字的花圈。 寫下墓志銘 我滿60歲那年,特意製作了一張名片,這名片贈給的對象都是我視為朋友的人。正面印有我的永久通信地址郵編和電話號碼,背面則印着我的墓志銘,寫它的時候我28歲,地點就在這個黑監里,內容如下： 墓 志 銘 這盒骨灰的原料來自張謀的屍體, 他曾經是孩子、是才子、是天之驕子； 也一度是傻子、是瘋子、是回頭浪子； 最後他才是赤子、是刀子、是過河卒子。 他咬牙切齒地恨了半輩子, 也刻骨銘心地愛了半輩子。 印製成名片的時候,我對第一行和最後兩行作了修訂,其餘都保持着30年前的原貌,修改的原因是我沒想到我會活到時興火葬的年代,故原句中棺材之類的詞彙應予淘汰,最後兩句仿佛是“他穿着破褲子,他苦了一輩子”之類也作了修訂,因為我平反出獄後的下半輩子也沒有苦到穿破褲子的程度。 我在黑監里寫這個墓志銘的時候,雖然處境十分惡劣,似乎受着死刑的威脅,但我認為我不至於判死刑。原因是雖然在勞教隊我有幾個比較知心的朋友,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小圈子,或者進一步說成是小集團,或者再進一步說成是反革命小集團,或者更進一步說成是叛國投敵反革命小集團(不幸得很,我的案子最後竟按這“更進一步”來落實了)。這畢竟都只不過是些說法而己,我們一無什麼綱領,二無什麼組織,三無任何文稿,就算是集團也得在前面加上一個“准”字才稍稍確切一點。雖然我和某某某有逃跑的行動,但鐵的事實是抓捕我的人是天津市的公安人員而不是任何一個大使館的門衛,抓捕我的地點在天津市街頭而不是任何一段國境線。冤案也不能冤得太離譜了吧。不過在極左路線猖獗的時候,發生“意外”也完全可能。寫它是有備無患,是防止意外,而印成名片則因為我年過花甲,垂暮之年,更要預防意外。 其實令上面對我最恨的是我的那些“供認不諱”的言論,也就是判決書上所羅列的“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那年頭稱大躍進、總路線和人民公社是三面紅旗)、“為彭德懷元帥鳴冤叫屈”等等屬於“死有餘辜的罪行”。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再等一年,即1966年,也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才對我進行宣判,那我的墓志銘就立即派上了用場,只不過誰也不知道有這麼六行文字,因此它唯一的用場只是在槍斃之時安慰一下自己而己。 回 到 大 監 在黑監關了整整8個月,大約是1962年秋,我又調回了大監,仍然是獨居關押。 就在我用破棕墊將破棉被裹成“糯米包油條”準備抱着它走出黑監前1秒鐘,真正是1秒鐘,發生了真正的意外。當我把“糯米包油條”抱離我那土炕似的床位時,我忽然聽見很輕微的“當”的一聲,那分明是一個小金屬物落地的聲音,順着聲音指引的方位瞧去,竟然是一個大約3公分長1公分寬的薄鐵片,不知是哪位犯兄將它塞在破棕墊里的,這在監獄裡是絕對的無價之寶。此刻押解我的看守兵在門外哼吟着那首《公社是棵常青樹》的革命歌曲,絲毫沒想到會出現什麼無價之寶,我也不會作出用這無價之寶去換取從輕發落的蠢事,當然順勢將它夾於掌中帶入了我的“新居”。 如果說黑監像墳墓,這裡就是天堂,它寬敞明亮,通風良好,在這“四合院”的一個拐角處。我獨自一人占據着40多平方米的居住面積,甚至大大超過了當年司局領導的住房標準,使我頗感羞慚。只是因為這是被武裝人員脅迫入住的,並非以權謀私而得,不安的心才逐漸平靜下來。眾所周知,一個連公民權都沒有的人,那還有多餘的權力為住房而謀私。 除12間小監外，“四合院”里的大監房共有11間,其中我正住着的這種可庫存20多名犯人的大監房共有4間,我在被關押3年多的時間裡,先後“喬遷”9次,這就意味着只有兩間房我沒有住過。又因為這兩間中有1間是女監,由於我的性別不符要求未能住上,實際上只有1間我沒能住上,這很可能又是我這個碌碌無為的凡夫俗子干下的另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只是因為是被迫“喬遷”,不能冒充“壯舉”。 在所住過的9間監房中,我最討厭的便是這一間,這並不是因為8個月的黑監生活已改變了我的習性,乃至於嚮往黑暗；也不是因為在這個監房裡,被一位上士班長在查監室捏了捏睾丸而受了什麼奇恥大辱(他充其量懷疑我當過宮廷太監,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唯一的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對我極為不利。我在黑監里剛剛寫完《嘉陵江三部曲》的第一部,正興致勃勃地準備接着寫第二部,而這間監房地處咽喉,它在從大監到小監去的必經的一個通道旁邊，通道的一側是我的這間新居,另一側則是大廁所。因此提審犯人,看守兵上廁所,交接班,犯人放風倒尿桶,總之,腳步聲斷斷續續,夜以繼日。在監獄裡從事“非法寫作”(此詞為本犯杜撰)只要聽到腳步聲就必須中斷,並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堅壁清野”,防患於未然。否則一經發現極易扣上繼續犯罪的帽子,弄你個前功盡棄又何苦乃爾。 我只好改換門庭,另覓“就業”之道。 從破棕墊里掉出來的小鋼片,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無價之寶,我決定量身定做將它磨成一把雕刀,我在前文中曾寫道,在物資緊缺的情況下,任何一種物件的功能都將被需要某種物品的人加以延伸。比方說,犯人沒有剪刀或指甲刀,因此犯人的牙齒的功能就延伸成指甲刀,或者將牆上的磚頭地上的石塊延伸成指甲刀。雕刀則更可以延伸成指甲刀,當然它的主要功能應該還是雕刻。我難道不可以利用這充裕的時間來雕刻一番嗎? 我開始在磚牆上磨我的“無價之寶”,花了很長時間,除了將磚頭磨出一個凹糟、地板上留下一片可疑的粉末以外,小鋼片似乎無動於衷。這時我只有用兒提時代外婆教我的格言“只要功夫用得深,鐵杵也能磨成針”來激勵自己。第二天,甚至我緊捏鋼片的指頭都打起了泡,它還是不像一把雕刀。 後來我坐在“床”上休息的時候,無意間拿起床邊的大土碗,它翻過來的底部早己延伸成我的藍墨水生產車間,我用小鋼片在該車間的“屋頂”上一磨,奇蹟終於出現,不到3分鐘,它己經成為一把閃着亮光鋒利異常的雕刀。當然這個藍墨水生產車間又延伸成我的磨刀石或者誇張點說,成為我的金工車間。 既然有了車間,必然會想到擴大生產規模,我早己發現,門板上有一顆“態度很不端正” 的釘子,我對它“蓄謀己久”,便持久耐心地用雕刀將釘子周圍的木頭剜去,同時不斷用手指加以搖動,它沒有辜負我外婆“功夫用得深”的教導,終於“脫穎而出”,我立即送到效率頗高的金工車間,很快地又生產出第二把雕刀。 我雕刻的東西(不敢稱為作品)主要有三種,計地板類、瓦片類和門柱類,分別交代如下： (1)、地板類：從門上的窺視孔向監房裡面看,有一個四平米左右的死角區域, 獄方規定犯人的“床”禁止鋪在這個死角,因為看守兵查房時看不見,我在這個死角區域的地板上刻了不少打油詩之類的東西,大約十首左右,這些“東西”足以證明我在前文中稱自己為平庸之輩決非自謙之詞。我勉強能記起總題為《遺憾》的幾首小詩的若乾片斷如：聰明伶俐的猿猴/為愚昧充當着玩偶,辛勤耕作的老牛/貪婪的鞭子總跟在尾後。記得那最後一句是：屬於天空的小鳥/在囚籠中呼喚：“還我自由”。如此而己。 這十多首“東西”中,我唯獨對其中一首《臭蟲》,給予了特殊的優惠政策,即允許它記憶猶新,故全文抄錄於下： 臭 蟲 我的熱血,引起它的注意, 我的鮮血,被它偷偷吮吸, 我的赤血,染紅它的軀體。 然後,它踱到我鼻子跟前, 放一串臭屁, 以自鳴得意。 (2)、瓦片類：灌縣看守所的牢房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它的監房只有三面牆壁,剩下的一面是用薄木條釘成的柵欄,柵欄外面是圍牆電網,柵欄和圍牆之間有一條約四十公分寬的通道,這個陰暗潮濕的通道圍着這四合大院繞上一圈。感謝仁慈的上帝,這給人以“腹背受敵”威脅的通道是看守兵最不願去的地方,那股濃烈的霉臭味誰也不願品嘗。在我“下榻”的三年多時間裡,只有那位“摸睾丸上士”用不發聲音的“貓步”踏入過一次,他像幽靈一樣突然從那個無人涉足的方位閃出,簡直令我魂不附體。為了紀念這次魂不附體,我特地將此通道命名為“貓步通道”,請記住這個通道的名字,以後還有事情在那裡發生。 我們知道,地板和地面總有近二十公分的距離。我曾經爬在地板上,彎曲着手腕用手在這二十公分距離中摸索,希望能撿拾到什麼無價之寶,結果發現,下面散落着許多破瓦片。這玩意硬度不高,雕刻起來非常省力,而且坐在床上就可以完成,特別輕鬆自如,甚至連一點“亂說亂動”的嫌疑都不具備。 我用瓦片刻了幾十件“東西”(不是作品),有打油詩,有圖畫,有賀年片,還有我寫給公元101世紀考古學家的贈言等等。 我敢保證,絕對沒有矛頭直指某某某之類的文字,我不想給那些考古學家添麻煩。 (3)、門柱類：看守所有一位獄醫,是一個刑滿就業人員,大部份這類人員有一個共同特點,那便是對比他檔次更低的人(如本犯)十分傲慢,態度惡劣。似乎用這種對敵鬥爭的堅定態度拉開與我等的距離以後,他就更像一個“正人君子”了,或者更“革命”了,或者立場更堅定了。我從來沒看見他跨進監房認真地看一下患病的犯人,即便開門的看守就站在他身旁。他只是撥開窺視窗鼓起一雙眼睛問上兩句,甚至不給藥還吼出一句“你是思想病”的鬥爭詞彙,犯人對他恨之入骨。幹部和看守對他也不會好到哪裡去。通常都以其綽號相喚,呼為岳跛(音讀掰,四川方言稱跛子為“掰”子)子相稱,雖然他的一隻腳只能踮起來行走,又何苦絲毫不顧及他在犯人中的“威信”,在犯人面前也這樣呼喊。刑滿就業人員對幹部和看守而言,肯定要低一個檔次,那是他當年犯罪留下的後遺症,萬分遺憾的是,這個後遺症正是一個不治之症。 我在這獄醫經常鼓眼睛的窺視窗房,為他獻上了打油詩一首,全文如下： 贈岳跛子 立場堅定丁字形,/工作耐心鼓眼睛, 阿司匹林治百病,/人道主義裝飾品。 另外,我被捏睾丸的那堵牆邊上,有一根被磚牆包着的柱頭,因為柱頭粗大,一部份露在了磚牆外面,在和睾丸等高的位置上,我刻下了“人類啊,你的尊嚴在哪裡”?十個大字加上一個加大型的問號。 使我難以忘懷的是這間監房中間部份,分別矗立着兩根直徑20多公分的大木柱,我在這柱頭背着窺視窗的那一面,分別刻下了兩行類似對聯的玩意：“打撈着湯底里幾片孤苦的菜葉,捕捉着湯麵上幾顆伶仃的油珠”。並為它準備了“自然災害”四個字的橫額,可惜那橫梁太高,我爬不上去,只得留下一個遺憾。 另一個遺憾是我搬出這間監房的當晚,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個木匠,他叮叮咚咚在我學習雕刻的監房裡折騰了半夜,影響了全監各位號碼的睡眠,這是我不曾估計到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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