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有一个一贯政策叫做“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一切手段都可以采取，最有名的当数毛酋的受到天下臭骂的“阳谋”了。要说这类事是不胜枚举的。例如那一年的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天下都知道是邓矮子不甘心吃哑巴亏，决心要教训越南出出气也找回点面子。为了制造借口就天天制造边境摩擦，那段时间天天报纸的头条都是越南又在边境如何挑衅，如何袭击我边防驻军，叫人难以相信一个侏儒会来欺侮一个巨人；但共产党报纸反正造谣惯了，反正脸不红气不喘的。那时成都军区有个作战参谋和我们很熟，有一次碰见了谈到这件事，他说都是骗老百姓的 。什么他来挑衅，“都是我们打人家”。对外都可以如此。对内自然更不必说。追到几十年前，像1948年北京那一次的“美国大兵强奸沈崇事件”，给那时候学生界的反蒋运动火上浇了好大一筒油，多年后暴露出那是这位地下党员的一个杰作。共产党把头脑发热不明就里的学生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真是毫不费力。下面再介绍学长喻聆居的一篇旧文，多一个佐证： “吃光运动“与反饥饿” 有些历史事件，在特殊的时空环境下被遮盖了一层朦胧的面纱，需待若干时日后的理性审查探索，才能显现出表象后面的真像。吾辈老矣，却是现代史的过来人与见证者， 到今天如果还不能说出一些真话，将愧对自己的良知。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上海和南京的学潮，我是当事人，对于其中的“三反运动”这一节，了解颇多，印象也深，自有一些观照。 为了有别于大陆五十年代的“三反”，我姑且称之为“老三反”，即“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示威，游行，请愿活动。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南京的大学生还是上海的大学生领先发动，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串联的，但我清楚记得在南京是由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主导，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举行的，因此被称为“五二〇学生运动”。 南京各大学的学生的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口号，直奔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把出面接见的王云五付院长骂了下来，赶了回去，并用事先准备好的黑色油漆在大红门柱上涂写口号，把剩下的油漆泼在两面墙上。我在游行队伍中目睹了全过程。 上海学运声势更加浩大。交大学生涌入车站，劫持一列火车，欲直开南京请愿，结果虽未成行，却有很大轰动效应。在上海市政府，学生包围了出面接见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冲撞下打掉了他的眼镜……当年各大报纸均有图文报道，刺激动人。 对于当年“三反运动”中的“反饥饿”这一条，坦白说，我当时就难以理解，也于心不安。因为在反饥饿以前，还有个“吃光运动”的前奏曲。 那时正值复员期间，但抗战惨胜，各地残破，政府财经十分困窘。即便如此，国立各大专院校一切设施费用，以及全部教职员工薪津，仍由政府全包支付，学生也全部公费，一切住宿水电，伙食三餐等全部学杂费用，由政府全包。学生可以一毛不拔，白吃白喝。 在当时，法币贬值，物价高涨的情况下，伙食难免水准日低，引起学生不满。 当年大学生享有高度”自治性“和”自主权“，各大学除了”学生自治会“和”院系代表会“外，还有一个攸关”民生问题“的”学生伙食自治管理委员会“。以上组织均由学生以院系为单位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再组织全校性的代表机构。 中大的学生伙食常委主席，就是我们法律系同班一位女同学，她平时热枕和蔼，笑容可掬，又积极活动，很有人缘，所以当选，更有人捧她为我们“班花“。之后很久，我才知道她是”进步学生“。 这位全校伙食常委主席，一天以常委名义贴出多张大字报，声称因为伙食太差，同学们营养不足，决定自即日起展开“吃光运动“。办法是餐餐加菜，好好吃他一个星期，伙食费吃光后，叫当局拿钱来。 我依稀记得这个星期菜式有：清炖鸡，清蒸鲤鱼，油爆虾，红烧肉，南京板鸭，镇江殽肉，肉末豆腐，榨菜肉丝等等，每桌七八大盘。年轻人久少荤鲜，得以大快朵颐，当然无人反对。一连几天大鱼大肉，胃纳开始不佳，看着满桌剩菜，也无人过问了。 一个月的伙食费，一个星期吃光，无以为继，接着就是“反饥饿“了。如此设计，真是用心深沉。我当时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共体时艰。却要先大吃大喝，吃喝光看又要上街去”反饥饿“呢？ 往事如烟，半世纪后，还有续闻。 二〇〇二年五月，我到南京参加中央大学百年校庆，在四牌楼原中大（现东南大学）巍峨的礼堂里，举行“中央大学校友联谊会“，有个节目是海内外各地校友发言。我法律系一个同班，言词慷慨激昂，自夸当年为地下党进步学生，如何策划”三反运动“，还朗诵自作长诗。坐我旁边的一个同系同学悄声对我说，”你看他的脖子为什么不能转动？“原来是在一次挨斗中挨了一棒，还好没有要了他的命。我好奇地问他，当年那位伙食委员会主席，那位班花有没有来参加会？他回答说，早在运动中自杀了。 我们不仅相对苦笑，黯然神伤。 老董加一句：不是有个说法叫：“大米白饭反饥饿，小米窝头扭秧歌”吗？秧歌你爱扭不扭，吃着饱饱的大米白饭反的哪门子“饥饿”呢？有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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