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尤其大隧道惨案我父亲好朋友的全家惨死在里面，促使我们家决定迅速搬到乡下去。新家是在重庆南岸长生桥，离开市区30华里。那里还不通公路，只能步行。搬家时大人们是坐划杆，（就是一种轻便的轿子如现在登黄山所乘那种，在重庆叫划杆），我和大我一岁的哥哥，则是坐在两个大箩筐里由一个大汉挑着。好在一路都是平路，但坐久了两腿发麻，中途抱出来休息时，刚想站立就摔了下去， 腿不听使唤了。

长生桥是一个较大的集镇，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直到上中学才搬走。这个乡镇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那种小镇的殷实富庶，赶场天（赶集）的热闹拥挤，毫无战时的景象。尤其我记忆深刻的是每年过年的场景，那时我已经迷上了“水浒传”，这里的元宵节正像水浒里描写的“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的清风寨里那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长生桥最好玩的是元宵节街上夜晚还在舞龙舞狮，舞者们打着赤膊，不少混混们拿着烟花筒，把烟花喷向舞者的身上，看谁的赤膊最扛得住。尤其好看的是水花，就是在街边支起小熔铁炉，把熔化了的铁水，小勺子舀起来往下倒，下面用板子往上猛打，天上就洒下来漫天花雨，掉在身上像针刺一样。水花白，烟火紅，混在一起真像火树银花，人们在下面跑来跳去，燙得呼叫，乱成一团，甚至争吵起来，但从未斗殴。因为这也是竞赛，那些最不怕烫的能得到奖赏，最后总是欢天喜地而散。

我在这里上的是长生桥中心小学。那时的中心小学，是乡里的最高学府，也是最重要的机构。尤其是抗战时期，小学还承担着抗战宣传也就是爱国主义宣传的重要任务。

我在逃难沿途学习还不算耽误，这时本应读四年级，妈妈却要我跳级到五年级，好与哥哥同班，这样我们都在高年级了。学校的学习相当严格紧张。规定学生每天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早自习是六点到七点。完了回家吃早饭，八点钟再回来上课，绝对紧张无比，我现在回想可能当时必定有一批学生是住校的。

重庆的冬天早晨六点天还不亮。我们凌晨五点钟就起床，吃完早饭背上书包，打着火把去上学。（那时手电筒稀缺，）出得门来满天乌黑。重庆冬季多浓雾，我们走在浓得几乎化不开的浓雾中，清晨夜凉如冰，雾气在树枝上凝成水滴，大滴大滴滴下来，一路上淅淅沥沥，我们高一脚低一步从乡间小路走到学校，开始一天的学业。脚都冻麻木了，却并不以为苦。

我们学校有个美术课老师也是逃难来川的，老家在浙江。平时没课他就在校门口两边的八字墙上，爬在梯子上画抗日宣传画，他的女儿和我同班。那时我才九岁，她大概十二三岁了，圆圆的脸，反正觉得她很漂亮。小孩子虽然不懂得男女的情爱之类，但心里也一直把她当成自己心目中的公主。一天早自习的时候，她弄了两根小竹签子低着头学织毛衣，（大概本来也是可以边看书的，）恰好这天是她爸爸美术老师来检查早自习。 他一眼看见了他女儿的情况，把她叫到教室门口，不由分说劈脸就是一耳光，打得真重啊！他带着哭音教训说：“国家都到这步田地了，你还不好好读书！”那一耳光真像打在我脸上一样。回想起来，那里面充满了多少家国之痛啊！

我们学校是抗日宣传的主力。我们弟兄二人，因为是外地来的，（所谓下江人），比农村孩子多见过世面，成了主力中的主力。那时候都是乡长兼任校长，但只不过名义上而已，付校长才主管一切。我们才叫他校长，这个校长名叫宁波，教几门课，领导各种活动，真是一把好手。我们哥俩是积极分子。和他也打得火热。

乡里每个月要开一次国民大会，都是选在赶场的日期，台子就撘在集市的大坝子上。国民大会一般是由乡长主持。 首先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开场白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学校的重头戏，演讲，唱歌，表演节目，一切围绕抗日宣传，都是学校师生担任。我们学会了打金钱板，打连箫。（连箫是用一米左右长的细竹竿，每节挖空，把老式的铜钱串在里面，表演时用竹竿在全身各处击打，发出铜钱撞击的声音），都是属于快板一类。唱词开头一般是：“金钱板一打花拉拉响，听我把抗日的道理讲一讲。这日本鬼子真可恨，他想把我们中国来灭亡。。。” 或者：“各位同胞请莫慌，细听我兄弟说端详。一不说猪八戒打沙和尚，二不唱莺莺小姐与红娘。专门来唱一段打东洋。。。”抗日歌曲都是五六十人的齐唱，我们都是童音，清脆嘹亮，响澈广场，老乡们赞不绝口。逢重大节日，还要演出话剧，我们兄弟两也要充当主角。

我们不但在本乡宣传，还要到外乡去，因为我们小学是周围几十里内最著名的。乡间不通汽车，来回几十里路，孩子们也都坚持下来。此外，还进行抗日募捐的活动。同学们都按地区分配，走乡串户，每一家都要跑到。我最记得到街上的商店里募捐都是推三阻四，很费口舌，而到穷人家庭，他们捐献反而爽快得多。在全乡募捐的总结大会上，我们小学的成绩是第一，当时我们感觉好荣耀啊！

附带说道，这里街上有图书馆，藏书当然很有限。我那时只知道武侠小说，什么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但最使我着迷的一本叫“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的，里面讲世界分几大洲，我只记得有个南瞻部洲，然后很多佛中有个燃灯古佛的法力最大。这书我以后到处找，但从来没有找到过。因为我很喜欢找儿时读过的书看，这样来回顾当年的心情。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新文学，那是一本张资平作的“雪的除夕”，我算大开了眼界，但以后才知道真正的新文艺是在巴金和鲁迅这儿。

两年高小的学习生活就在紧张的学习和抗日活动中结束了。为了升学我们家搬到了南温泉，我进了私立立人中学。头一天我到事务科去缴费，忽然看见我们的宁波校长坐在办公桌后，真好像看见了亲人一般。我高兴地跑过去拉着他说，“啊， 宁校长，你也在这里！”哪知道他面无表情地对我看了一眼，生硬地说了句：“我不认识你。”掉头就走了。我惊愕不已。

第二天再去，他已经不在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那时大概国共合作抗日已经破裂。我不明白他的身份，是我无意中使他暴露了。 我很抱歉， 但愿好人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