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按】如前所按，劳改干部也是人，虽然一般较缺人性，但也有例外，但这种例外都只能在最基层，升不了官。

                     首任分队长

   1965年秋,我从一座劳改煤矿调进了这个大型劳改农场,首先被送到集训队,集训队是专门集训各中队送来的反改造份子的严管中队,也兼有入监队的功能。让这些新来的犯人熟悉一下生存环境,习惯一下劳改队的奇风异俗,干部们也可以通过集训观察一下这些新犯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有无逃跑意图之类的可疑动向。

    集训队和一般中队的最大不同,主要是出工时有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周边站岗监督,即便是到附近大小便,也必须向看守兵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前往。另外出工收工都必须列队报数,详细清点人数,这些规矩在一般生产中队都不存在。

    我在集训队第一天参加的劳动是收割小麦,出工时给每个犯人发给了一把锯齿型的镰刀,带队的是我所在分队的分队长,姓蔡,是从部队转业到农场来的,他穿在身上的那套褪色军装足以证明这一判断。我从来没有从事过这种劳动,他看见我笨脚笨手的样子,便走过来叫我把镰刀交给他,他拿着镰刀俯身下去,亲自割给我看,并给我讲解割麦子的要领。他的确割得很快,显然参军前他已经是个农业劳动的行家里手。

    几分钟后,他把镰刀交还给我,叫我按他教给的方式继续割下去,我就开始独立操作。一个多小时以后,突然从麦丛中飞出一个什么不知名的虫子,在我的左胳膊上猛螫了一口,这意外地刺激使我忘掉了我手上握有初次打交道的镰刀,迅速地用右手去打死了这个虫子,没留神镰刀砍在我的胳膊上,血流如注。我立即走向蔡队长,向他展示了伤口并陈述了来龙去脉,他却让我领教了一次红色幽默,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不向颈项上砍？”并令我坐在地边反省。

    别看这仅仅是一句用十个汉字和一个问号构成的简单疑问句,它具体地让我品尝了一种滋味,即一旦在美丽的人道主义四个字的前面,冠上了革命的三个字以后的其味无穷。

    这件偶然发生的事使我对这位蔡队长产生了很坏的印象,而身边的犯人特别是已经在集训队关押了一两年的“老犯”,则对他多有好感,他们说蔡队长从不打骂犯人,也不捆绑犯人。慢慢地我也发现,当其他分队的犯人被捆得鬼哭神号呼妈喊娘的时候,我们这个分队的犯人则谈笑自如若无其事。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在号称监狱里的监狱的集训队,这个视脚镣手铐捆绑吊打为家常便饭的地方,这份可怜的轻松,已经是犯人们梦寐以求的了。

    当年这个农场供给犯人的被服装备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一年一套单衣和一条内裤,三年一套棉衣,棉被则视破损情况发给(不论衣被,其棉布质地极差,似手工作坊的劣质产品),但无床单垫絮之类的奢侈品供应。每月还发零花钱二元五角(这是最高数字,以后曾降为二元、一元五角和八角,四人帮倒台后又恢复为二元五角)。另外每年发军用布胶鞋一双,犯人则用于大雪纷飞的冬季,平常犯人都穿草鞋,这种用稻草编成的鞋现在已很难见到,我仅仅在成都市万年场那座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铜像上看见了一双,不过那是一双铜质的。据说当年的四川兵就称为草鞋兵,他们在轻巧的草鞋帮助下,一个个健步如飞,英勇无比地追打着穿着笨重皮靴的日本兵。发给犯人的草鞋当然不会是铜质的,所以穿不了几天就分崩离析。所幸此物造价低廉,坏了可以再领,领不到时打打赤脚也毫无问题,因为在“劳改大辞典”里(假如有这本书的话),你绝对找不到衣冠不整这类用于上流社会的词汇(不必为“上流社会”这个在巴尔扎克作品中常出现的词汇而尴尬,中国作家很少用这个词,如果我懂法语而且从事翻译,将它译成“领导层”三个字就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了)。我当时的装备可以说比乞丐都不如,到农场时间很短,没领过任何东西,眼看冬季来临,我仍旧穿着草鞋,被雨夹雪冻得通红的一双赤脚还得挑着粪水在稀泥中挣扎,这副狼狈相肯定为终日带领犯人劳动的蔡队长所目睹。

   有一个工休天(当年这个农场规定,犯人每十天休息一天,如果十天中的某日遭遇了暴雨,没法出工,正式的休息天将赔偿给那场暴雨),蔡队长突然来到监舍里,把我叫到寝室门外的窗边问我：“你为什么不穿鞋？”我答：“没有。”他又问：“为什么不买一双?”我实话实说：“没有钱。”他说：“你可以找其他犯人借借嘛。”别看这简单的借字,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纪律共7章42条,其中第4章总题为生活,下列的第23条规定“……必须正确使用零花钱和技术津贴,不准互相私自借用……”,这等于是蔡队长特批我违犯监规,在劳改队特别是集训队这的确是难得的例外,他还告诉我说,现在百货公司正在卖的一种球鞋7元多一双,他可以帮我去买一双,但是我又能找谁借钱呢?

    这里我必须简要地提到一个我十分感激的朋友,他名叫刘浑扬,此公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四川威远县人,他个子不高,但一身不卑不亢的凛然正气,在污七八糟的劳改队里到真像陷在烂泥里的珍珠一样的不可多得。他是我的邻床,我们的关系十分友善,他是黄埔军校16或17期毕业的已记不太清。因为刚才蔡队长找我谈话的窗边,紧靠着我和刘浑扬的床头,正躺在床上的刘浑扬将我和蔡队长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我一回到寝室,他就向我招手示意,我走近他时,便悄悄地塞了一沓钱给我并说：“快去,蔡队长在外头等你。”原来我离开蔡队长返回寝室的途中,他将头伸出窗外,对蔡队长说请他等一等,他可以借钱给我。我将刘浑扬借给我的8元钱交给了蔡队长,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一双对犯人来说简直算是奢侈品档次的球鞋,它也是我那破破烂烂的身外之物中最值钱的一件。

   后来我分三个月还了刘浑扬5元钱,在我还欠他3元钱的时候,我却调离了集训队,临行时我为难之极,因为对犯人来说这3元钱决不是一个小数字。平时生活简朴的刘浑扬省下这点钱也极不容易,看见我左右为难一脸尴尬,刘浑扬却走过来安慰我说：“不要为那3元钱的小事着急,我给你钱的时候,就是想买双鞋送给你,后来你执意要还,我怕伤了你的自尊心才接受的。”为此事我曾经发誓终生不再借贷,此誓恪守了30余年,直到近年来因孩子入学面对高昂的学费才时有违犯,这是后话。

   若干年后,在中央公布特赦令,宣布释放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刘浑扬得以释放,我平反后经多方打听,得知他释放后被安排在家乡的威远县文化馆工作。但因地理等原因始终未得机会与他一叙旧情,深以为憾。他应该早已迈过古稀之年,但当年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在脑中浮现,而最深刻的印象却只有一句话,那便是一次我们在私下谈到蔡队长时他下的结论：“人好,可惜制度不好。”

   离开集训队,我便调到了一个生产中队,一年多以后,蔡队长也调来这个中队,但他不带我所在的分队,没过多久,突然听说他患了胃癌,而且是晚期,便住进了农场医院,众所周知,这癌症晚期意味着的是什么,此后我只在公路边见过一次已消瘦异常的他。

   突然有消息传来说,蔡队长出院了,原来我们中队有一个冯姓犯人,自称有祖传秘方可治人类一切不治之症,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蔡队长竟然信以为真,就给中队长打了招呼,让这个年近五十的江湖术士不再参加班上的劳动,安排他每天到山里去采集他需要的灵丹妙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似乎成了蔡队长的专职医生,每晚回来,这位江湖术士都会吹嘘他在某个山崖里心中想着一味什么药时，突然发现那味药就在他脚边；或者说他的灵丹妙药在蔡队长身上所奏的奇效, 不出十天蔡队长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顺便还得表述蔡队长的妻子为他提供的大块肥肉,令在场犯众垂涎三尺。

   没过几天,蔡队长在医院病逝,这对江湖术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不好他将会为大块肥肉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因而垂头丧气忐忑不安,有些人也为他的冒失行为捏着一把汗。后来有消息传来说,蔡队长临终前曾找领导谈话,安排他的后事,顺便向组织表示,要求他死后不要为难那个为他医病的犯人时说了一句：“他没有恶意。”

  蔡队长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劳动人民,在外力还未能从根本上将他彻底异化以前,他肯定是淳朴善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