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倒下的他

在我的好朋友中,他是唯一的自杀者,他虽然是个堂堂男子,名字却有点女性色彩,谢邦琼,湖南长沙人,死于1954年,享年26岁。

1952年,我和他同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三通信团二营四连当报务员,在部队,这属于机要工作,也就是不是“等闲之辈”可以从事的工作。二营是无线电营,四连是报话连,整个连队的战士全都是报务员。当某个地区需要给执行任务的部队配备电台的时候,就派几个报务员带上电台去保障部队的通讯联络。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报务员这个工作与年龄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学习这门技术和年龄的关系更大,一般20岁以上的人学起来就十分困难,因为那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构成的莫尔斯基电码全靠记忆,年岁小,思想单纯,记忆力很好,年纪大了思想复杂难免走神,很难记下那滴滴达达的电码声。我是1950年11月进入通信学校的,那时我16岁,而我们这个连队基本上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娃娃兵”,谢邦琼却是个例外。

最大的例外是他并非通信学校毕业,而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旧军人。年龄比我们大4、5岁,天生一头卷发为他增添了些许风采。他个子不高,但在篮球场上表现出的机智灵活,使若干高个子对手失去了“空中优势”。在以连为单位的体育竞赛中, 屡次为我们这个连队赢得荣誉,全连战友都对他存有好感。那年代刚刚时兴在连队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我又被推选为主席,组织文体活动正是本主席的任务之一,当全团篮球比赛的冠军奖旗,由队长谢邦琼领回悬挂在俱乐部墙上时,我差点向他举手敬礼。

第三通信团原驻巴县广阳坝,后来迁到了江津县城内,我们这个团还有一个女兵排,也都是些20岁以下的年轻女孩,全都是我们一个学校毕业的同学。可能因为谢邦琼已经到了谈恋爱的“迫切期”,也可能他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阳刚之气令女孩怦然心动。总之,他和女兵排一个姓洪的女孩好上了,而且闪电般地进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热恋阶段。当年部队有一个当众宣布的政策,依稀记得的是凡4年以上的团级干部、6年以上的营级干部和8年以上的连级干部可以批准结婚。而谢邦琼虽然也属于干部序列,但仅仅是正排级(我是副排级),根本上不了档次,不过也并没有明令禁止干部谈恋爱,只强调不能影响工作(战士不许谈恋爱,女战士除外),谢、洪之恋也并未受到什么干扰。只不过半年以后,因工作需要,这位姓洪的女孩调到了重庆西南军区集中台去了。

1953年春,在准备解放大小凉山时,我们连奉命派八部电台即16名报务员前往支援,我和谢邦琼都成为幸运儿,因为我们一直企盼着有这种实战的机会,好去接受考验,去为人民立功。

一行人先到重庆,住在军区招待所,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学都在复兴关下的西南军区集中台工作,那里距招待所不远,仨仨俩俩的去找老同学聚一聚是人之常情,跑得最勤的当然是谢邦琼,显而易见,他的心上人在那里。可惜我们在重庆只呆了两天,就在离开重庆的前夜,谢邦琼在接近午夜时才返回招待所,我看他一脸沮丧,悄悄问他：“怎么啦?”他说：：“小洪哭得很伤心。”“为啥子?”谢邦琼说：“有人要给她介绍对象,她觉得压力很大……”

两天后我们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

我们在成都北较场军区通信处领了收发报机等器材,然后乘汽车去到乐山,在乐山听了军分区司令员有关凉山形势的报告后,第二天,一艘小木船把我们载到犍为县。在那里找了几个民工为我们背收发报机和我们简陋的背包,接着便开始了轻轻松松的步行。我已回忆不起走了多少天,只记得目的地是当年的凉山首府雷波县城,只记得我多数时间都和谢邦琼一路交谈,终于在旅途推心置腹地交谈中,使我俩成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

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幸的童年,原来他无父无母,从小在长沙市的一家孤儿院里长大,他说他小时候经常做梦捡钱,可一觉醒来仍然是两手空空,后来甚至在梦里要求自己把捡到的钱攥得紧紧的,可醒来还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联想到我锦衣玉食的童年生活,我的内心对他童年的辛酸充满了同情。他15岁时，被国民党军队的一位营长要去当勤务兵,不外乎端茶送水扫地抹桌子挎上菜篮子跟随营长太太去菜场买买菜。不久,太太见他聪明伶俐,在了解了他不幸的身世之后动了恻隐之心,还每天督促他读书写字,有时还辅导他一番,他的进步也的确很大。这位太太好几次故意在床下桌边放下一些钞票,看谢邦琼会不会捡去,他在扫地抹桌子中只要捡到都会从他童年做过多次的“美梦”中惊醒,如数交还给营长太太,他的诚实自然地进一步赢得了营长夫妇的信任。

这位营长恰好是通信营长,三年后,也就是谢邦琼18岁时,被营长推荐去学了无线电通信,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当报务员。1948年他随部队起义加入了解放军,时年20岁。五十年代初期的部队的凛然正气对谢邦琼是充满正义魅力地召唤,他衷心地热爱着朝气蓬勃的新社会,他童年的苦难经历,更让他相信共产党会把他带到一个勿须在梦里捡钱的天堂。

电台工作像许多技术工作一样,实践经验非常重要,而他是我们16个人中,唯一真正收发过若干电报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仰慕的对象。到达雷波县城后,这8部电台也没有立即配备到第一线,我们轮班在凉山指挥部电台上实习,时间也很充裕。我们16个人在谢邦琼的鼓动下,竟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取名为“进军”,大伙还凑钱做了运动服,俨然一副所向披靡的样子。这时恰逢雷波县召开运动会,我们这支篮球队在谢邦琼的率领下简直是战无不胜。只要谢邦琼投球命中,观众席中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声。当时的雷波县城只有一条正街和几条小巷,居民最多万把人,他也算是个家喻户晓的球星。虽然那年头没有什么追星族之类的新新人群,但投给他的惊羡目光,使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小伙子也感到周身舒畅。

后来前线形势有了变化,我们八部电台分别奔赴凉山周边的各地驻军的前沿阵地,我到了住在上田坝的公安十七团一营二连,谢邦琼虽然也在同一个团相距却一百多里,况且在紧张激烈的战斗环境里,我们没有再联系过。

1954年,我独自一人从凉山调回江津的原单位,随即到转业大队学习。20岁的我,丝毫没有深思过这次调动的深层次意义。现已年近古稀的我,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表达这次调动的意义,那便是“打入另册”,也就是成为了“等闲之辈”,甚至可以说为若干年后当右派份子甚至劳教劳改奠定了基础。

大概是1955年,当时我已转业到南充县民政科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作报告,正式向全体干部宣读了一份中共中央五人小组(或者叫十人小组,记忆有些模糊)的文件,这份文件终于从政策高度明确了我的“另册”身份。如其中规定有直系亲属被杀的即血亲份子不能入党,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的规定,因为我就是血亲份子,所以立即用转业这个词汇代替清洗这个词汇,让我脱下军装远离要害部门,从此我认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振振有词不过是文字游戏。

我相信就是在这种政策背景下,谢邦琼在我调离要害部门的电台不久,他也调离了,我离开凉山的时候有一位空着手的干部一路谈笑“随同”,而他离开凉山的时候却派了两名保卫干部带着手枪态度十分严肃地近乎“押解”,这个气氛对聪明的谢邦琼意味着什么,对自尊心极强的谢邦琼又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祥之兆他肯定不会置若罔闻；比我年长五、六岁的他也肯定知道，作为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要害部门里的工作人员,等待着他的将不会是阳光大道。还有那困扰着他的初恋……他的矛盾,他的痛苦,将是可想而知的事。

在没有公路的年代,我们进出凉山都得步行,记得要经过屏山县城、新市镇、黄琅、汶水而后雷波,其中黄琅这个小镇的秀美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别看他在群山包围之中,却颇有江南水乡的风貌,亭台楼榭,小桥流水,把这个小镇打扮得典雅无比。不知造物主是不是故意把它藏匿在这蛮荒之地,以免那些文人雅士熙来攘往舞文弄墨打扰了它的宁静与安详。距黄琅镇约两公里,更有一个名叫马湖的大型湖泊,当地人称为海子,估计比杭州西湖大一倍,湖中有小山,山上有小庙,进出凉山都必须乘小木船从湖中游过。我是湖北人,谢邦琼是湖南人,没有比湖南湖北人更熟悉湖依恋湖响往湖了,我们都是在湖边长大的孩子,1953年我和谢邦琼一同坐船进凉山时,我俩的兴奋快乐还历历在目,这个孤儿对着美丽的山水竟然发出豪言壮语：“等革命成功了,我要到这儿来养老!”

当谢邦琼和两位“保卫人员”到达黄琅的时候,他们一同住进一家旅店,在旅店里,谢邦琼趁“保卫人员”一时疏忽,偷用那支“保卫” 着他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勇敢地扣动了扳机……。

我没有亵渎勇敢这个词汇,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简单地认为自杀是一种怯弱的表现,现在我不这样简单地看人类的这一异常行为,我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勇敢的表现,我佩服他能用果断的方式,了断他在未来的苟活中将要领教的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更何况这里有美丽的山水,壮观的湖泊。虽然革命远未成功,虽然你还未老,你就长眠在你自己选定的墓地吧!

我永生永世地咀咒将无数善良青年置于死地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