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繁榮緣何而去？—— 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2017年5月26日牆外仙 減小字體 / 增大字體 題記：為什麼今日在中國，經濟繁榮不再是“常態”，而經濟困難反而成了“新常態”？ 早在20年前我發表過一篇“繁榮從何而來？—-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1]，分析港台資企業給大陸送去的的繁榮；那時發達國家的外資基本上未進入中國，港台資企業這份難得的“禮物”能維持多久的繁榮，是當時值得關注的問題。從那時到現在，中國又維持了差不多20年的經濟繁榮。中國的經濟繁榮究竟能持續多久，這個話題現在再度引起人們關注。本文的標題與筆者當年拙文的標題相互呼應，如此命題，是因為筆者認為，過去20年中國經濟繁榮的成因，正是今後繁榮消逝的緣由，實可謂，榮兮衰所伏。 當前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穩定經濟，而習慣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和領袖全球之類宣傳的人們對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潛在困難往往估計不足。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給國人和全世界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連續的高增長讓國際社會和中國人都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經濟持續繁榮就是中國經濟的本色，對此不應該再有懷疑；在全球經濟蕭條的背景下，一些國家的政府甚至把本國經濟復甦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經濟長期繁榮產生的拉動效應上。相比之下，中國政府似乎倒還清醒一些。事實上，中國的媒體從2008年開始，每年年初都談“最困難的一年”[2]，多年來年年如此。這種用語並非危言聳聽，其實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部分真實狀況，但國際社會忽視了其中的奧秘。從2015年開始中國政府宣布，今後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將會低於8%，並且稱這樣的經濟成長放緩為“新常態”。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下降，是景氣循環的正常現象，還是經濟長期趨勢的轉折點？對此，國際社會有各種各樣的爭論。筆者以為，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由“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3]構成，只有了解了它們的由來，才可能理解，為什麼今日在中國，經濟繁榮不再是“常態”，而經濟困難反而成了“新常態”；也就是說，中國過去20年裡“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的形成與消失，是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困境的鑰匙。 一、“出口景氣”的形成與消逝 1997年是中國為加入經濟全球化而全力努力的第一年。那一年，中國終於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和依賴，開始了國企改制，其實質是中小國企的私有化和大型國企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國企私有化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奠定了基礎，而經濟市場化又為加入世貿組織鋪平了道路，終於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伴隨着引進外資高潮，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個十年繁榮。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每年增長9%以上，而在此期間，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長，從而成為帶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可以說，中國加入WTO之後的經濟繁榮其實就是拜“出口景氣”之賜。 中國從1978年便開始經濟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數百億美元，對經濟成長的推力不大。隨着港台企業在大陸建立越來越多的輕工產品出口加工型企業，2000年中國的出口達到2,492億美元[4]；但真正推動中國進入“出口景氣”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這些投資幫助中國提升了國際市場開發能力和生產技術開發能力，使中國的出口產品品種延伸到製造業的各個領域，至2013年中國的出口額達到22,090億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5] 在出口景氣時期，外國公司幾乎對中國所有有利可圖的產業都作了試探，從各種消費品到汽車，從能源產業到機械設備製造，從房地產業到金融業，幾乎未剩下任何“尚未開墾”的投資“處女地”。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曾經成功地迎來了“出口景氣”的輝煌歲月。從2003年到2007年，出口連續每年以高於25%的速度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中國能夠讓出口連續幾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長率嗎？顯然不可能。從常識判斷，人口規模小的國家，出口數額小，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是，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全球市場卻顯得太小，中國的勞動力占全球就業人口的26%[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場全都讓給中國，中國的“出口景氣”也不可能無限期延續下去。何況，從國際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不現實的，因為貿易必須互利，才能維持久遠；若中國一國賺盡了全球的錢，長期多賣少買，積累起巨額外匯儲備，以後誰還有能力持續從中國進口呢？所以，中國不可能依賴靠出口來不斷推動經濟成長的道路，“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只要出口的增長放慢，“出口景氣”就開始下滑。 實際上，中國的“出口景氣”只持續了幾年，就受到了三重打擊。其一，成本快速上升。隨着出口景氣達到頂峰，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工資、社會福利開支、稅收、地價、能源價格等等也不斷上漲，使得出口加工型企業的成本越來越高，外資企業的利潤逐漸被侵蝕，而不得不關廠或遷走。其二，出口市場收縮。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的經濟相繼受到衝擊，各國的購買力明顯萎縮，讓中國的“出口景氣”大受衝擊。美國市場相對收縮之後，中國把眼光緊盯在歐盟國家身上，但近兩年歐盟前途因種種內生的原因日見動搖；一旦歐盟縮小或解體，勢必造成歐洲市場重現關稅壁壘，同時歐洲各國經濟大受影響，因此，歐洲市場的前景也令人擔憂，至少是無從樂觀。其三，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加快技術進步，自動化能力不斷提高，競爭力增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則紛紛選擇引進外資、加工出口的發展模式，中國產品的國外市場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曾經因為大量廉價生產服裝、鞋類、玩具、電子消費品等，讓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受惠；但中國的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弱，產品檔次低，這也是它的致命弱點。這三重壓力都不是對中國出口景氣的暫時性衝擊，也不是周期性現象，而是會長期存在並迫使中國的“出口景氣”收縮的重要因素。 外資企業從中國撤資始於2006年，先是廣東省來自港、台的製造鞋類、服裝、玩具的企業關廠；然後，許多生產冰箱、洗衣機、空調、彩電及小家電的外資企業也黯然撤離；接着，外資撤資浪潮進一步蔓延到長江三角洲這個電子、高科技外資企業集中的地區，到2015年，一些製造手機或其他電子產品的大型外資企業也相繼關廠。香港、台灣、韓國、日本等撤離中國的企業紛紛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和印度，而不少美資企業則看好墨西哥的製造業新區。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撤離中國之後，中國的“出口景氣”從2012年開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當年出口按人民幣計價下降2%[7]（如按美元計價，則下降7.7%）。於是，中國經濟從此徹底告別“出口景氣”，出口年增長25%到35%的繁榮光景一去不復返了。 二、“土木工程景氣”的脆弱與“堅挺” 當中國還陶醉在“出口景氣”帶來經濟高成長的成就感當中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突然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度減少，中國政府決定採取強有力的經濟刺激措施，其主要政策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這一政策深受地方政府歡迎，各級地方政府非常積極地扮演着城市開發計劃制訂者和開發商的雙重角色：一是把市區的居民舊住宅拆除，翻建成高檔辦公樓、商業區或豪華住宅；二是通過道路、機場、公共設施等市政建設，大量建設城市郊區的住宅小區；三是借債為這些建築項目融資。當全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屬企業都開始大興土木工程之後，中國與土木工程相關的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迅速從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8]，其中，2014年房地產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達20.6%[9]。 土木工程投資的反常暴漲，如果持續多年，就可能產生房地產泡沫。可以說，雖然“土木工程景氣”支撐了中國過去8年的經濟繁榮，但同時房地產泡沫也悄然形成。如果作一個國際比較，就會發現，與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經濟泡沫就不算嚴重了[10]，因為當時日本的房地產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9%[11]，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的這一比例不過是6%[12]。僅以房地產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而論，中國當下房地產工程的投資規模大約相當於日本平成泡沫時期的1倍，是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時房地產投資規模的3倍。 就這樣，短短十年之內，土木工程便成了中國經濟的領頭產業，它帶動了幾十個上下游產業的繁榮。比如，在土木工程的上游產業中，鋼鐵、水泥及鋁合金等建築材料，以及鋼鐵、水泥等產業需要的煤炭業，相繼急劇膨脹；廣告業、室內裝修材料、家具製造等房地產業的下游產業也生意興隆。土木工程的上游產業究竟膨脹到什麼程度？這裡僅舉兩個例子，即水泥和鋼鐵的產量。據報導，在“土木工程景氣”高潮時期，中國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的水泥量還要多[13]；同時，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在短短的6年裡從2008年的6.6億噸（相當於世界粗鋼產量的49%）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億噸（相當於世界粗鋼產量的69%）。[14] 於是，“出口景氣”衰退之後，中國政府製造出的又一波景氣—“土木工程景氣”惠及各行各業；它既帶動了上游、下游產業的過度膨脹，也埋下了一旦景氣衰退便會隨時暴露的製造業和採掘業嚴重的產能過剩。 與“土木工程景氣”同時出現的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與2008年這一波景氣開始時全國的住房平均銷售價格相比，2013年的全國住房平均銷售價格上漲了64%。[15] 中國住宅價格最貴的北京、上海和深圳2007年的平均房價大約是每平方米1萬元，而現在這幾個城市的平均房價比2007年已經翻了兩番多，這樣的房價相當於普通人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當工薪階層買不起房的時候，房地產業的不斷膨脹，就代表着房地產資產的泡沫化。房地產泡沫化的另一個特徵是，住宅所有者並不在所購房屋中居住，而是購買房產後任其空置，等待房產升值再出售牟利。發達國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間；2012年僅北京市就有381萬套空置住宅，空置率接近30%[16]；2015年6月中國所有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達到22%到26%[17]。 要了解中國房地產泡沫的嚴重程度，就需要了解中國城鄉居民的住房擁有狀況。據2015年的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93%都擁有住房；在城鎮有戶籍的家庭，戶均人口3人，戶均擁有1.2套住房，其中69%的家庭擁有1套住房，15%的家庭擁有2套，另有3.6%的家庭擁有3套以上，還有12.4%的家庭租房居住，屬於無購買能力的市低收入家庭。[18] 中國現有城鎮人口7.5億，約2.5億戶，按照上述調查數據，城鎮居民現在總共擁有3億套住宅；也就是說，城市居民的住宅需求基本上已經得到滿足，即使從現在起完全停止土木工程，中國也不會出現住宅短缺。但是，中國還有正在施工或已經建成但找不到買主的1億套住宅，按照過去3年的平均銷售速度計算，這1億套住宅至少需要7年時間才能售出。[19] 用這些數據描述的房地產泡沫全景圖是：2.5億城鎮家庭，4億套住宅，供給比需求大60%。很明顯，當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這種程度時，“土木工程景氣”也就快走到頭了。 中國在短期內發動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土木工程建設，製造出了一個副產品，即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現代化，城市景觀大為改善；而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富麗堂皇，遠遠超過紐約、大阪、芝加哥、洛杉磯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國人看來，這一切似乎都象徵着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繁榮；但是，外國人不了解的是，中國的城市建設其實是各城市政府大量借債、過度投資的結果。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這些國家的市民作為納稅人和選民，不允許民選市長任意借債、胡亂揮霍納稅人繳納的稅金。但在中國，市長是上級政府任命的，他們只關心一件事，就是如何用城市建設的成就贏得上司的歡心，從而得以升官；至於自己任內推動的建設項目讓市政府欠下多少債，就留給下任去操心了。因此，中國的城市現代化，首先是被市長們的升官動機所驅動，服從於他們攀比、炫耀政績的動機，是各城市政府之間一直在進行的城市建設“錦標賽”的結果。其次，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過無限度的借債來維持城市建設，而不考慮債務償還；絕大多數市政府的財務狀況都遠遠不足以支撐這樣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投資，也無法償還如此規模的城市建設債務，所以，城市建設得越漂亮，說明市政府欠下的債務越多。如果僅僅按照合理的預算收支平衡來規劃城市建設，那麼中國的城市建設規模或許僅及目前的幾分之一。也可以說，實際上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今後幾十年內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設項目都完成了。需要補充的一點是，大規模城市建設過程也是政府官員受賄、發財的捷徑；但是，很多城市建設工程並不能讓民眾受益，只是表面上好看。 中國城市建設的過度投資，最後導致“鬼城”遍布全國。所謂“鬼城”，它描繪的是，城市盲目發展導致之後居住人口遠遠小於城區可容納人口的“空城”。從2015年底公布的50個“鬼城”名單來看，這些“鬼城”分布於中國28個省和自治區當中的22個省及自治區；不僅出現在中國的西南、西北等不發達地區，也出現在廣東、江蘇、山東這些沿海經濟比較繁榮的省份，甚至山東省的煙臺市、威海市以及離上海市不遠的江蘇省太倉市和常熟市也成了“鬼城”。[20] 從以上分析來看，中國的房地產業供大於求，幾年前就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樣的房地產泡沫顯然十分脆弱；但是，為什麼幾年來房地產泡沫仍然貌似堅挺，甚至還不斷擴大？在其他國家，比如美國和日本，一旦房地產的供給過大，住宅和辦公樓滯銷，房地產商就會停止建房，以避免公司破產，但中國卻不是這樣。由於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稅收收入，所以，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財務平衡，就必然充當吹大房地產泡沫的“自動充氣機”。中國各地方政府對房地產泡沫的饑渴和依賴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土地出讓金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在2013年達到頂點，為59.8%，這個比例到2014年回落至56.2%；從20個省和直轄市的數據來看，有12個省的土地出讓金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50%，其中，海南、江西兩省2014年達到75%，天津、安徽、山東、江蘇等省市的這個比重是60%至70%。[21] 這種地方財政對土木工程的依賴使得地方政府把房地產開發既看作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也視為地方財政的重要支柱，結果造成了中國的土木工程經濟畸形發展。 正因為這種對土木工程經濟的高度依賴，不僅僅各級地方政府會對擔心房地產泡沫過大的中央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中央政府不要遏制“土木工程景氣”；各商業銀行也是如此，因為商業銀行的大量資金已經投入土木工程項目，或成為購房者的房地產貸款，銀行甚至比地方政府更害怕房地產泡沫破滅，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銀行的壞賬會急劇上升，殃及銀行的安危，所以，銀行總是以金融穩定為訴求，要求中央政府不要下令對房地產泡沫“關閘斷水”。其結果便是，雖然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非常脆弱，但各級政府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捧着它、護着它；甚至當這個泡沫稍微癟一點時，便趕緊把它再“吹大”一點，於是這個脆弱的房地產泡沫便始終貌似“堅挺”。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未必敢繼續把這個泡沫無限度地“吹大”，那會導致金融“災難”降臨。中央政府對2017年經濟政策的態度就充分體現出一種既不能“吹大”房地產泡沫、又不能“刺破”房地產泡沫的兩難意圖；既要抑制房地產過熱，又要小心防止房地產泡沫破裂。另一方面，在不能蓋過多住宅的背景下，從2017年開始，中國的土木工程經濟把資金更多地投向公共工程施工項目，比如地下管線升級等，以便為“土木工程景氣”繼續注入一些“燃料”；儘管如此，中國最近幾年出現的“土木工程景氣”已經失去了過去幾年那樣強勁的動力，開始呈現逐漸衰退的勢頭。
三、為什麼中國沒有“消費景氣”？ 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只能靠國內消費、出口和投資這“三駕馬車”來拉動，這是宏觀經濟學的開篇常識。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已經不能再靠不斷擴張出口或投資快速膨脹來保持繁榮了；那麼，中國能否靠十幾億居民的消費能力來實現今後的經濟繁榮呢？在討論這種可能性之前，需要先了解過去30年國民消費對經濟成長的拉動力。 改革開始之初，中國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3%；此後，隨着中國經濟進入繁榮狀態，這一比重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不斷下降，從2008年到現在一直徘徊在36%左右(見附表)。世界銀行公布173個國家的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人口超過1千萬的國家裡僅有3個國家的這一比重處於35%這樣極端偏低的異常狀態，中國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國內消費都是經濟的主要支柱，這些國家多年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相當穩定，美、英、日、法、德分別是69%、65%、61%、56%、55%。[22] 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年198119912001200620082009201120122013%52.546.746.537.836.535.735.736.036.2 數據來源：國內生產總值以及2008年以後的居民消費數據見《中國統計年鑑2014》（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第68-69頁；2008年及此前的居民消費數據見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5/indexch.htm）。 中國國民的總體消費乏力，其原因簡單來說就是，改革以來雖然經濟增長快，但由於嚴重的社會不公，大部分家庭的購買力很低，他們的消費處於維持基本生存的狀態；14億人口中具有高消費能力的人口只占4%不到，只靠他們的消費力無法拉動整體經濟。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學界一直在討論“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始終找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現在他們對此話題已不再感興趣，因為這其實是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產物，並非經濟政策可輕而易舉地解決的。而今這個話題已經在中國的媒體上消失了，隨着房價的不斷攀升，普通白領和藍領的購買力被房價壓榨一空，這種情況下再空談提升消費，不免迂腐。 目前中國政府明知土木工程經濟的畸形發展是嚴重的問題，但卻不得不冒着房地產泡沫化的風險，繼續維持土木工程經濟，實在也是因為出口和消費都無法成為今後中國經濟繼續繁榮的支柱。這樣的選擇本身表明，似乎除了依賴土木工程經濟，並沒有其它選項可供選擇。所謂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其實就是繁榮消逝之後對現狀的認可。 （程曉農：旅美獨立學者、原《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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