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巴别塔

作者：农家苦  于 2017-2-25 12:3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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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杨振宁, 李政道, 断案

从见诸报端的实际情况看，华人第一个诺贝尔奖，显然应该归功于众志成城。

这众人的“众”，里面有三个人，刚好代表了与本奖有关的三位华人科学家：上面那个人是吴健雄，左下方的那个人是李政道，右下方的那个人是杨振宁。李、杨二人都是理论物理高手，但也都是做实验的外行，他俩在书房里鼓捣出来的高论，若不借助于吴健雄女士的实验证明，也是枉然。

所以说，这个奖项的获奖人，绝对应该包括吴健雄女士在内，甚至可以说，她的功劳不在李、杨之下。然而，吴女士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要分得一杯羹的要求；李、杨在获得诺奖后，集万千荣耀于一身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他们的人梯是吴健雄女士的话；而两人自己却因排名问题闹得不欢而散，形同路人。

事后，不论杨振宁如何自夸，李政道怎样辩驳，事实只有一个，就看旁人和后人有没有妙法来加以甄别、定性。如果把李、杨之争的公案交给《圣经》里的所罗门，《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包公断案》中的包黑头来处理，我想，他们一定会把李、杨二人扒拉得一丝不挂，照耀得大汗淋漓。

某虽不是所罗门，也没有他那样的天纵巧智，但我可以从历史、人性、面相和地域文化等几个方面，综合判断出李、杨之争的谁罪谁愆，谁是谁非来。

首先，让我们来仔细端详一下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大师获奖前后的面相。

1、两人的天庭都很高，都很饱满，显示两人的智商绝对异于常人。些微的差异是，李政道的额头圆满，杨振宁的额头方正；前者代表灵敏，后者代表严谨。这一点很象马克思与恩格斯。

马克思的很多观点，都是由恩格斯率先提出，再经过马的缜密思考、演证，最后才形成理论的。灵敏型脑袋多属发散性思维，敏锐、宽泛，但不严谨。从这一点上看，宇称不守恒的创想，应该是由李政道首先提出来的，经过了杨振宁的补充修缮、推演贯通后，才臻于完美的。

试想，如果杨振宁什么也没做，那李政道绝不会答应与他合作。如果李政道仅仅提出一个设想，后面的工作都是杨振宁一人所为，那杨振宁也不会轻易让己之功。对吧？

2、两人都是耳高过目之人，杨振宁甚至耳高过眉。这种耳相，为官则大贵，经商则大富，研学必声振寰宇，名满天下。

两人的上、中、下三庭均匀，一生平顺，鼻头以下既宽且长，预示两人都是晚景辉煌、高寿之人。差别乃是杨振宁的山根略凹，准头过小，这表明杨不如李身体好，也没有李得人、聚财。但杨振宁两腮滚圆，运气好过李政道。

3、李政道目光柔和、深邃，杨振宁目光闪烁、咄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人的境界不同来：李政道敦厚、善良，做人做事有底线，属于智慧型的天才；杨振宁狡黠、灵敏，做人做事不拘小节，缺乏操守，属于聪明型的人才。聪明和智慧，智商不分高下，但道德人品殊同云泥。

其次，让我们来品味一下吴中与皖中的地域文化差异，借以“披沥丹愚，谅非矫饰”，彻底显明李、杨在品德上的高风与“黑”节来。

李政道是苏州人，属于吴中。杨振宁是合肥人，属于皖中。

吴中自古繁华，不仅才子佳人辈出，而且多产大贤大智，谦谦君子。根源，来自于吴国的开化第一代、千秋立极人泰伯。孔子称赞他“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据《吴地记》记载：“昔周太王三子：长泰伯，次仲雍，次季历。历生子昌，有圣瑞。太王有疾，泰伯、仲雍以入山采药，乃奔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让季历。子昌立，是为西伯，即文王也。吴人义泰伯，归之为王。”

春秋吴国四公子季扎，史称“延陵季子”。他是吴王寿梦第四子，仁德宽厚，知书达理，吴王非常喜欢他，并准备让位于他。但他不想当王，曾三次让位，两次出走，甚至躲到山野里自行耕作，以示回避。

由此可见，李政道愿意把杨振宁的名字排在他前面，出席诺贝尔奖领奖仪式时，甘愿走在杨振宁之后，完全是吴中礼让古风的今存和弘扬。你信吗？

皖中，虽然在经济上难与吴中匹敌，但在文化思想上，尤其在近代科学思想启蒙方面，绝对不比吴中逊色，甚至可以说遥遥领先于吴中。

明末清初，方以智、方中通父子，于国门被西方人的洋枪洋炮打开之前两百年，就已经开始比较中西，探究物理，鼓吹实学了。“农书、医学。算测、工器，乃实务，各存专家，九流各食其力，听之而已。总为物理，当作格物全书。”梅文鼎更牛，他自己不仅研究数学、天文、历法，成就非凡，还最早提出了“西学中源”的主张，认为“今古中西皆一贯”。

在清代乾嘉学派中，由于“皖派”坚持实事求是，务实忌虚，以古音为准，因声求义，不走吴派“以汉石为准，为师”的泥古道路，致使“皖派”的成就远远高于“吴派”。

散文桐城派姚鼐提出过传统治学三大标准：义理、辞章、考据。曾国藩后来修正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增加了“经济”，即经世济民实学一项，为李鸿章所继承，借以开辟了洋务之风。

“剿匪”和“洋务”，让穷则思变，注重实干，积极进取的皖中读书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政治上终于崭露头角。据说，晚清“合肥帮”势力最盛的时候，竟然有七百多人在朝为官，以至合肥民谚有云：“只要会说合肥话，就能把洋刀挎。”

皖中洋务派的兴起，把脑瓜灵光，善于读死书，追求“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理想的吴中读书人的光环给全遮了，最终导致了“帝党”与“后党”的两党制，也引发了李鸿章和翁同和两人之间旷日持久的“翁李仇隙”。

翁、李两人都以公器为私具，置江山社稷，军民的生命安危于不顾，直斗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最后成了压死大清骆驼的稻草之一。那副著名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是民间对两人的责怪和讥讽。

简单地回顾历史，比较地域，我们便不难醒悟，皖中地区出杨振宁这么一个顶尖级的科学家，一点也不奇怪，实在是皖江的日月精华所钟，历史的必然。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位科学家身上难免也会带有皖派的精明与功利，投机和世故。你看嘛，

杨振宁早年留美不归，占尽科研地利之便；功成名就后，乘着还有余勇可贾之际，及时赶回中国，既享张先之福，又得学霸清贵，福誉双享，名利双收。而李政道却还在美国上下求索，教书育人，晚年还把自己的个人积蓄拿出来做教育基金，奖掖女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两相比较，我又可以在两人的合照上加注这样的注释：李政道是理想型的人才，而杨振宁却是功利型的怪胎。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李、杨之争的案情上来分析细节。

本来，按照西方的习惯，排名只按姓氏的首位字母在二十六个字母中的顺序排列。如此，L排在Y之前，即李政道的名字排在杨振宁之前。人人都知道西方人这样做为的就是简单、省心，避免以年龄、性别、地位和名爵相论处，导致不快，引发争执。杨在西方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明知入乡随俗之理，却故意冒犯之。

要知道，以年龄大小和职务高低决定排名顺序，此乃老朽中国的丛林文化。杨既然以美国人自居，以新派科学家自傲，为何思想观念却如此落后？

对于杨这种突如其来的悖理要求，起初，李可能只是鄙视老杨的土冒，并没有留意他是处心积虑。等到李政道发现了杨在利用中国人排名先后决定份量轻重、贡献大小的弱点为自己沽名钓誉的时候，这才醒悟过来，看穿了杨的鬼把戏，毅然决定与杨分道扬镳。

世人不明真相，都以为李政道小气，不该因区区排名小事与朋友绝交，从而贻笑天下，孽延后昆。殊不知，排名确实事小，但利用排名抬高自己，贬低同侪即属于恶德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众所周知，中国人彼此合作难，难于上青天。古往今来，国人之间合作最好的一例，就是管鲍合作。之所以成功，乃在于阴阳搭配，即一方多占便宜，另一方海涵包容。一旦包容变成不容，合作也就告吹。

李、杨从合作到登上荣誉的巅峰，再到割袍断义，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让我想起了大洪水过后的巴别塔事件。科研攻关的人，彼此合作，则集思广益，成就斐然，楼高月高；彼此不交流，互相听不懂，甚至彼此倾轧，即使再伟大的工程，也不得不停工。

李、杨之后，华人合作得奖的例子就断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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