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 2017-05-08 訊】
作者：盛言
中國的古籍《說文》上對“牆”的解釋是“垣蔽也”，意即在房屋或園場周圍建立的障壁，以防外人的侵入。然而上世紀蘇俄的“衛星國”東德，卻在其首都東、西柏林交界處，修了一道堅厚的水泥牆，但不是防西柏林人進來，而是防自己國家的人跑到屬於民主自由世界的西柏林去。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柏林牆”，也首次把“牆”的功能由防範他人變為防範“自己人”，堪稱一大“創新”！
防火牆是中國特色的“柏林牆”
上世紀末血腥萬惡的“柏林牆”，終於在東德民眾怒吼與歡呼織成的“勝利交響樂”中被推倒在地，成了歷史的垃圾。幾乎與此同時，互聯網在美國誕生，很快便走向世界。到本世紀初第一個十年時，互聯網更像“王謝堂前燕”飛入了“尋常百姓家”。而當互聯網的普及像天使般降臨到中國大陸後，便打破了中共党家媒體“一統天下”的局面。想當年，只要黨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一篇哪怕儘是假、大、空話，乃至指鹿為馬的狗屁文章，便可號令全國人民，叫爾等屁民，三天三夜“反覆學習”，“對照檢查”，“深刻領會”。即便你不信，也無處可發表不同意見。這就叫黨管天下輿論，全國輿論一律。更厲害的是不讓爾等屁民知道的事，例如當年美國人登上了月球這樣劃時代的大事，只要《人民日報》不開口，沒有哪個草民能知道。這多麼有利於“我黨”教育和改造民眾的思想！
天長日久，重複一千遍的彌天大謊就變成了“宇宙真理”。所以在中國人普遍挨餓的日子裡，毛澤東也敢大言不慚地宣稱“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反正你啥也不知，一切“我”說了算。乃至前幾年，有個從一九五四年起，就每屆都“當選”中共“全國人大代表”的半文盲老太婆，敢在“人民大會”之“堂”上底氣十足地“教育”草民說：“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養老金”，又說“這互聯網不是誰都可以去上網的，得有個規矩，由領導批准才可去弄”。
互聯網一出現，“門”雖還關着，“窗”卻打開了一扇。人們終於看見了外面的情景。咱們這裡除了官員權貴們能天天“鶯歌燕舞”，老百姓則是“被幸福”着的，得經常忍受下崗、失業、強拆遷、強徵地、警察欺、城管打……，稍不“規矩”，你就“尋釁滋事”乃至“煽動顛覆”了。大牢有你坐，酷刑有你受。而資本主義制度的美、歐諸國人民，可以用手中的選票決定官員的去留。他們的官員得千方百計地討好老百姓，把百姓的事辦好。民眾稍不滿意，便要示威遊行，卻沒見官員敢定誰是“尋釁”、“煽顛”。一作對比，自然優劣立現。互聯網就這樣讓人看見了真相，開啟了民智，卻嚇壞了我們的“公僕”。
怎麼辦？這時有位“專家”叫方濱興，系中共黨員、人大代表，前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此人主動向黨獻策並挖空心思於一九九八年搞出了一套所謂“網絡安全、信息內容安全”的處理系統，將互聯網置於這個“系統”管控下，網民便無法登陸大陸境外網站（少數中共同意的除外），看不到任何對中共不利的內容，等於修了一道牆，把網民關在牆內，故稱為“防火牆”。這是中國無形的“柏林牆”。如果說“柏林牆”不許東德人往外走，“防火牆”則是不許中國人往外看。
“破網翻牆”——高科技之戰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亦世之常態。中共築“牆”有術，別人便破“牆”有方。一些網絡高手總是想得出辦法來破你這“牆”。更有海外一批仁人志士，義務為中國民眾製成名為“自由門”、“無界網”、“賽風”等多款式的軟件，通過各種途徑贈送予大陸民眾。正噹噹局為其“防火牆”完工彈冠相慶之際，這批破網軟件從天而降，中共的這堵破牆便立即土崩瓦解。中國網民興奮之餘，高聲歡呼“終於翻到牆外了”！“翻牆”一詞由此得名。
當局自不會甘心失敗，於是又立馬將其“防火牆”升級換代，重新封堵。而從事破牆工作的科技人士也立即將破網軟件加以升級，以衝破其封鎖。雙方你來我往，交手不知多少個回合，實則是一場不見硝煙的高科技戰爭，也是民主自由與獨裁專制的一場決鬥。最終自由民主一方技高一籌，聲稱“你們花十元成本升級一次，我們只須用一元成本便可將其突破”。
“收聽敵台罪”的翻版
當局在暗中力圖將中國的互聯網變成一個大陸局域網的同時，又滿口仁義道德地對外宣稱中國的互聯網是開放的、自由的。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重慶市發布《重慶市公安機關網絡監管行政處罰裁量基準》修訂版，悍然宣布：在重慶使用網絡翻牆工具訪問境外網站的人，可以被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具體規定了處罰的措施：“不以盈利為目的，初次實施上述違法行為，責令停止聯網，給予警告。以盈利為目的實施上述違法行為，違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下的，責令停止聯網，給予警告，同時沒收違法所得。以盈利為目的實施上述違法行為，違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的，責令停止聯網，給予警告，對個人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對單位處以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同時沒收違法所得。”
重慶是中共當局的直轄市，更是薄熙來推行毛左路線、大唱“紅歌”、復辟文革，王立軍以“打黑”之名，侵奪民財、製造冤假錯案的罪惡大本營。選擇這樣的地方，實施這樣的惡法，當局顯然有特殊的深意，無非是顯示當局要以毛左路線為師，開歷史倒車，走回頭老路。
在毛澤東暴政年代，那時沒有互聯網，只有無線電廣播。色厲內荏的毛當局竟然將民眾用收音機收聽國外和港、台等地的廣播，也要定“罪”，名曰“收聽敵台”，抓捕判刑。若有人聽廣播後，以聽眾身份向國外電台寄去一信，哪怕談兩句感受、心得，便定為“裡通外國”，更不得了。那時大陸人物質生活極端窮困，有人想從國外得到點經濟、物質上的幫助，這種信若一寄出，便立刻定為“與敵特機關寫掛號信”，起碼十年以上徒刑。若在信中批評了中共幾句，文革中甚至要遭殺害。以上這幾種信，當時基本上在大陸被當局截獲，對方根本沒法看到信。但判刑時，判決書中則一概稱為“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應予嚴懲”云云。這類事，筆者當時多次親見，有的遭難者還是青年學生娃娃。這就是專制當局的蠻橫與暴戾！
文革後，這類案子在胡耀邦主政期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作為冤錯案件糾正，以後多年連“收聽敵台”這名詞都沒人說了，現在這樣的惡法又喬裝打扮重新登場。遭受過當年暴政塗炭，以及具有普世價值觀的人們皆認為，這完全是當年“收聽敵台罪”的現代翻版。這樣的“版”竟然“翻”在以民主、文明為主流的二十一世紀，不僅是中國的不幸與恥辱，更是文明人類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