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文字語言學家周有光先生，今年已高壽一百零六歲，是身歷四個朝代、精通四國語言的大學者。作家周素子和周有光張允和夫婦有五十年的交往。因此，本訪問帶有聊天的形式。周先生一生不做官不搞政治，但是對政治問題仍有洞若觀火的敏感。

問：問你一個問題，對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同源詞研究》的評價。

周有光：陳獨秀在語言學文字學上，他是的確外行，這方面胡適懂。陳獨秀是共產黨對他很不好，這都是歷史的慘劇。陳獨秀當時他要進步，他要革命，要前進，結果走錯了道路。

問：陳獨秀搞學問的話，地位也會很高的。

周有光：對，他如果搞學問就好了。他做了一件他不知錯的事情，就是引進共產主義。

新俄國史：列寧是德國特務

現在俄羅斯出版一部《二十世紀俄國史》，還沒有中文的翻譯本，可是已經有中國學者介紹這本書，過去蘇聯的歷史材料都是錯誤的，已經證明不是事實。這本書組織了俄羅斯四十個很好的歷史學家來共同寫的，他們根據公開出來的蘇聯檔案。首先講列寧是德國的特務，列寧從一九一五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德國人撥出五千萬金馬克，約合九噸黃金，資助列寧革命，來破壞俄羅斯。

前兩天一個美國教授來看我，他說美國大學本來有一個課程叫做「馬克思主義研究」，是選修課，現在這個課開不出來了，沒有人選了，馬克思的理論是錯誤的，馬克思的預言完全失敗了，馬克思已經沒有研究價值了。馬克思沒有看到資本主義，他寫資本論當然是胡說了。馬克思認為工業發展，工人越來越多，世界上全是工人，工人就統治世界了嘛。其實，像我們這種讀經濟出身的人早就覺得馬克思是站不住的。葉利欽這個人是了不起的。他說，蘇聯的解體是俄羅斯前進的必要條件。

問：如何保持這樣清晰的記憶？你的閱讀的習慣是怎麼樣的？

周有光：每天都讀書。我是八十五歲才離開辦公室，在家裡以後就不做學術研究了，隨便看書，隨便寫雜文，主要是看世界歷史還有文化，中國人不大懂文化學。現在很多人說，中國了不起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文化的中心跑到中國來了。這都是胡說八道。我就根據國際文化學者的研究寫了篇文章。楊振寧他搞物理學的嘛，他這個人人緣不好，在美國大家都討厭他，他覺得在美國沒有趣味就回來了，先到香港，香港請他演講，他不講物理學，他講文化、講語言文字，講了一大堆錯誤的東西，一個大笑話！我百歲以後衰老很迅速，首先是耳朵不行了，記憶力不行了，不過理解力還沒有衰老。理解力要衰老那就不行了。

我們家被三次掃地出門

問：跟沈從文的老照片還有沒有？

周有光：老照片都沒有了，文化大革命，我們這種知識分子是共產黨不要的，都送到寧夏，去勞動改造，叫做五七幹校。等到回來呢，家裡住的是造反派，他們搬走的時候，我們家裡什麼東西都沒有了，連個廢紙片都沒有了。本來我家裡照片多得不得了，一張都沒有了。

我們家三次被掃地出門。什麼叫掃地出門呢？就是家裡面什麼東西都搞光了。第一次要講我的曾祖父，他是反革命分子，清朝他反對長毛，就是太平天國。太平天國打破了常州城後，他就投水而死，清朝封了他一個官。皇帝每年要給我們很多錢，酬勞他的。

第二次，我們抗日戰爭逃到四川。蘇州的老家由一個老家丁照看，他管得很好。我們本來以為最多三年要回來的，結果隔了八年才回來。等我們回來，老家丁已經不認得我了。家裡什麼東西都沒有了，這是第二次掃地出門。

第三次掃地出門就是五七幹校下放，反右嘛，反知識分子嘛。我還是非常幸運的，為什麼？我是上海解放才從國外回來的，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書，我是搞經濟學的。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年底，中央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叫我來參加。會完結以後，中央把我留在北京，在一個新的「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我說不行，我的語言文字學是自修的，不是我的專業，我是外行。領導說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復旦大學校長勸我改行，說這個工作是非常重要。因為當時要建設新中國遇到一個困難，就是人民都沒有文化。那個時候百分之八十五都是文盲，復旦的校長也勸我，我就到北京來了。就此改行不搞經濟學了。

我是一九五五年底來的，一九五六年沒問題，一九五七年就反右，反右不得了，上海兩種人是重點，第一是資本家，一個個從高樓跳下來自殺，第二個重點就是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它不要經濟學家，只有政治經濟學，最討厭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知道共產主義的缺點。上海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我的好朋友自殺了，我在復旦的學生、好多博士生都受牽連，有一個博士生好得不得了，也自殺了。我都不知道，那三年時間是不能隨便通信的。

但我在北京改了行，不算我的帳了，上海好多經濟學家沒有講錯一句話，可是也變成大右派，因為你作教授不可能不寫文章。你一篇文章，就是二十年監牢。所以我逃過了一個反右。四川話這叫「命大」。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騰飛

問：你是老經濟學家了，你是如何看中國經濟騰飛的。

周有光：今天許多人講中國好起來了，經濟好起來了，這是完全錯誤的，GDP不能講總數的嘛。這就類似於毛澤東講，我們一個人煉十斤鋼，就比美國人多了嘛。我們人多，總量當然大，那有什麼稀奇？（人均，每個人的平均，）我們的平均比台灣四分之一還不到，差得遠得很。稍微好一點點就拚命瞎吹牛，這是很可笑的。現在問題就是中國反對民主，共產黨說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清華大學有一個學術講座，裡面有一個教授講得很好，他說「不適合中國的國情，要改的是國情，不是民主！」

今年真奇怪，這兩天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鬧得不得了啊，好多國家，先是突尼斯、埃及，然後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巴林，越來越多啊，好多阿拉伯國家都在鬧，起來要求民主。這真奇怪，民主兩個字在他們國家本來是侵犯君主統治的，所以人家說民主不適合國情，最最不適合他們的國情，可是他們的群眾都起來要求民主，世界都會變掉了。

問：你現在上網嗎？

周有光：上網。我有一個很好的計算機在那個房間，我普通寫文章就用這個計算機。

問：中國買美國債券對嗎？

周有光：對的！發行要有準備，發行準備用什麼東西呢？從前最好是黃金，可是黃金的問題就大了，第一是不方便，第二黃金的價值它不能跟着需要變化，所以黃金可以作發行的準備，但只能作一小部分。發行你要準備一種東西有價值的，在需要的時候可以立刻賣掉變成錢。所以美元，美國公債，最合算，也最靠得住。因為美國公債或者美元立刻可以變成你需要的貨幣。

朱鎔基是第一個提倡要買美元公債的，許多人就罵他賣國。朱鎔基說那請你來辦。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全世界都是買公債，其他東西都次要的，因為其他東西沒有那麼大的量，沒有一種東西可以隨時賣出去，立刻變錢的，就只有美元是最方便。這是一個知識問題，你要反對你自己倒霉。這個美帝國主義是很厲害的！債券呢你可以立刻變成美元，從美元的角度來看債券不會縮水的，而且它的利息也是比較高。美元是會縮水，但也不敢縮得很多，縮得太多他自己不好，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美元是全世界通用的。

最難忘的朋友是胡適之

問：你最難忘的朋友是誰？

周有光：最難忘的朋友是胡適之，他是我的丈人的朋友。其實他不能算是我的朋友，不過我認識他。我的老伴，還有老伴的妹妹就是沈從文的夫人，都是在胡適之的學校裡面聽過胡適之的課的。其他的朋友想不起來，朋友太多了。胡適之倒霉得不得了，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在美國不想回來，一個兒子很進步，回到中國來，結果搞死了。現在看起來，胡適之講的話都是對的，他沒有胡說八道。中國，今天最重要一句話，就是改革開放講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哪裡來的，胡適之講的，是胡適之講出來的，這是很值得敬佩的。像陳獨秀這樣的就不行了，後來搞共產主義搞壞了。中國共產黨本來不是獨立的一個黨，是蘇聯黨的一個支部，我們是屬於蘇聯的，荒謬得不得了，可是那個時候誰也不會看到這個，歷史是：說事後容易，看事前很難！

問：當時你也很激動？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

周有光：不是很激動！因為我們經過抗戰，那個時候我們青年都傾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專制，國民黨專制都從蘇聯來的，也是學蘇聯的。蘇聯那個時候很厲害，它一手抓國民黨，一手抓共產黨，很厲害的，害了我們，現在人家結論，中國的倒霉事情都是蘇聯來的，蘇聯是中國最大的害人者。

問：你認為現在中共的政策對不對路？

周有光：完全錯誤。中國一切都要改，假如不是和平過渡，就會鬧武裝革命，那是遲早的事情。連阿拉伯國家都在鬧民主嘛。阿拉伯國家是女人的頭髮都不能露出來的，民主不是笑話嗎？

問：那你對胡錦濤的和諧社會怎麼看？

周有光：我不談，因為不值得一提。講到民主，人家問我，民主不好嗎？一民主就要鬧亂嘛。我說民主當然要亂，你怕亂你就不要民主。我講個笑話，外國人講出來的笑話，民主當然要亂，是美國最亂，亂到美國白人當中都搞不出一個總統來，搞了個黑人！亂透了！

季羨林不懂語言文學，寫書莫名其妙

季羨林應當說跟我很熟的，他也是政協委員，在政協我們常常兩個人住一個房間。他在外國讀了八年書，在德國學梵文。外國大學都有梵文這一課，中國大學沒有。學梵文什麼用處呢？學佛教文化，學了梵文你才能夠看佛教的材料嘛。他的梵文是挺好的，可是回到中國來沒有用處。中國大學沒有學梵文的，中國人研究佛教不通過梵文而通過中文，什麼道理呢？因為從唐代開始，中國人把佛教的經典都翻成中文。所以許多的佛教經典中文有，印度文都沒有了，印度是失傳了，中文裡面倒有。所以你真正要研究佛教呢，要用中文典籍來研究佛教。

對季羨林捧得那麼高是因為他是共產黨員，他捧共產黨，共產黨捧他。人家把他放在語言文字界裡，他不懂語言文字學，寫的書都莫名其妙，講了許多錯誤的話，連我的學生都寫文章批評他。（笑）季羨林被捧得那麼高，可是他其實跟錢偉長一樣，兒子來看他都不方便啊。一做官，你就倒霉了。

毛澤東一點現代知識都沒有

問：你這個年齡在北京排老幾？

周有光：東城區調查人口說，我是東城區年齡最大的。北京城市的變化很大，可惜早年被毛澤東破壞太多。假如按照梁思成的計劃，老的北京城保留下來，加一加工，東面造一個城，西面造一個城，不要破壞原來的。破壞了原來的，這是很可惜的，已經沒有辦法了，這是毛澤東的胡搞。毛澤東有古代的知識而沒有現代知識，你只要看看他家裡面，他的書都是平放的，沒有一本豎起來的書，表示他一點現代知識都沒有。治理國家要現代知識，古代知識沒有用，所以他在胡搞，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搞到後來自己也沒有辦法了，死掉了。香港人說，中國大陸很幸運，第一是毛澤東死得早，第二沒有兒子，假如來一個金正日這樣的兒子那就楣了。

問：你見過毛澤東幾次的？

周有光：在政協經常見，每次都拍了許多照片，而且放大了都給我掛着，我一張都不要。後來很好，被造反派都搞光了，我向來不掛一張名人的照片，我就討厭這麼一套，多得不得了，頭頭們的照片我都有。

共產黨荒唐的事多得不得了

問：你跟外國親戚們聯繫多嗎？

周有光：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外國去好多趟。講到外國去的事，我給你講一個笑話，我剛剛想起來。五七幹校回來後，沒什麼事情做，但是我很高興。我就在家裡面，把從前做的研究的東西，寫成一本一本書。有一天，是一九七九年的冬天，領導來找我，說你趕快準備，下個禮拜你代表中國到巴黎去開會。我說我不想出去了，我的衣服都破光了。他說衣服破沒有關係，你趕快去做新的，從襪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做最好的，但回來後，都交給公家。好，要走了，派了兩個人送我到飛機場，送到飛機旁邊告訴我，你是聯合國請的，聯合國給你很多錢，所以我們不給你美元了。我上飛機一分美元都沒有。又說「你皮夾子要拿出來，人民幣不能帶到外國去的」。我皮夾子交給他，我身邊一分人民幣也沒有。人家就問我，你沒有一分美元沒有一分人民幣你怎麼敢上飛機呢？我說人已經到飛機旁邊了，跨一步就進飛機了，你不進也得進嘛。不過我一點也不心慌，真的有點問題，我在國外還是有點關係嘛。我們的政府，荒唐到這等地步。出去回來剩下的外匯都要交給國家，不許留給自己。不僅他給我的錢要交，我在那裡講稿發表出來不是有錢的嗎？也要上交。反正在國外拿的所有的外匯百分之一百都要上交！我們的國家共產黨荒唐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我都覺得很好玩。

問：一起合影好嗎？

周有光：好的。我的保姆叫我拍照要戴個眼鏡，說戴個眼鏡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