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寫過不少比較略嫌嚴肅的話題，這裡不妨來輕鬆一下，談兩件趣事。其中一件屬於我的難友張謀；另外一件屬於我本人。

以下是張謀的自述：

1944年，我在湖北恩施縣實驗小學讀書。恩施是當時湖北省政府所在地，省政府主席是陳誠兼任第六戰區司令，這裡實際上是當時國民政府實際掌控的邊界地區，因為日本侵略軍已經占領了武漢。

關於學校的生活我暫時不談，我只想說當年同學的事。不知為什麼,我對當年一起同路上學的一群小夥伴記憶得那樣深刻,那時候我並不知道這些同學許多都是名門子弟,例如著名作曲家江定仙的兒子(又好像是侄兒)江紅生,起義將領韓浚的兒子韓乃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管喻宜萱的兒子管維拉,都是我的同班同學,上學放學我們有時要一路打打鬧鬧的走十華里左右,特別這位管維拉,他父親是鼎鼎大名的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棉花博士,當時是湖北農學院的院長（名字忘了）,母親則是第一個將《康定情歌》唱得家喻戶曉的管夫人。他家就住在農學院裡,是我上學放學的必經之道,我甚至還幾度到他家裡去玩過,然而記憶有時也會犯下作弄人的無心之過,例如：

1992年,也就是和這些同學離開四十多年以後,那時我早已改正出獄。一次我到北京去工作,突然心血來潮地給中央音樂學院早已離休的喻院長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我和她兒子是兒時的同學好朋友,很想和他見面,不知道他現在在那裡?很快地老人家給了我回信,告訴我管維拉現在擔任海軍裝備部副部長,最近授了少將軍銜,告訴了我維拉的地址和住宅電話,我高興萬分。星期天帶着妻兒到公主墳海軍大院去看他,在門衛室辦完有關手續,一陣電話聯繫以後,這位管部長親自到門口來接我們,因為他臉型輪廓留下很深的少年時代的痕跡,我一眼就將他認了出來,而他望着我的面部表情卻是一片茫然，我想因為當年我個子矮小，如今是個接近一米八的大漢。

到得家中以後,我向他回憶了許多兒時的遊伴,他卻一個也記不起,使我異常失望，我鼓起如簧之舌滔滔不絕，他卻毫無反應，使得我十分尷尬，幾乎談不下去了。幸虧好我想起了我們同學中有一個最漂亮的女孩,名叫彭啟婉,她父親是淞滬保衛戰中赫赫有名的彭善中將,抗戰勝利後,他在漢口擔任武漢警備司令,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因是世交,便知道這女孩在家裡的小名叫田田。我們這一群頑童顯然屬於老一代的“追星族”,都把這位彭啟婉暗自定為自己的偶像，也就是共追之“星”。我們上學的路上,要經過小小的一汪泉水,特別清澈。不知是哪一位智商超群的頑童，為這汪泉水取了個名字叫田田水,在路過泉水時，我們眾追星族都會自覺地俯身下去喝上幾口,以表示我們對田田的忠心耿耿。誰知道另外還有一撥頑童，也是田田的崇拜者；他們在得知我們幾個人的所作所為之後,不禁醋性大發,一天竟提早上學,先行在田田水裡屙一泡尿。我們當然並不知水質已經發生變化,仍舊每人大喝幾口，照表忠心不誤，事後終於得知了這個惡作劇,氣得我們幾個捶胸頓足，恨不得找他們決鬥。幸虧這泡尿激起了這位少將對於當年同甘共苦的回憶,一下子打開了他的腦子裡的閘門，這才使我們在他夫人親自操辦的豐盛家宴上,能夠頻頻舉杯，笑逐顏開，而一掃開初時的尷尬。

常說“記憶也常常犯下些捉弄人的無心之過，”這裡不妨順便再舉一例以證實此說不虛。此事也發生在1992年盛夏,我因公出差去到了蘇州,那裡也有我許多同學,只不過都是50年代在解放軍軍事院校里的同學。老同學間電話一通,有些比較熟的就見見面,交談一些四十年間各自領教的酸甜苦辣。恰好有一位已在香港定居的老同學回蘇州探親,捎信來說他名叫張觀仁,是我當年最好的朋友,並且一定要在蘇州一家高檔酒樓設宴歡聚。而我對張觀仁三個字似乎有點印象,但我和他的交往卻忘得一乾二淨,見面之後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回顧我和他交友的一些細節,又不厭其煩地追述我曾經給他擺過的龍門陣,這些龍門陣我一聽便深信決非“盜版”,但還是無法喚回我那已在九霄雲外的記憶；我看着他拿出信用卡簽單的時候,臉上寫滿了遺憾，而我卻找不到一句安慰他的言詞。

因此,1992年以後,我再也沒有尋找老朋友的勇氣,我不能對自己和別人遭遇的尷尬無動於衷,因為像同飲一泡尿這樣有趣而可恨的機率，實在是是太低太低了。

下面是我自己的故事， 不妨叫做“新版蔣干盜書”

中國凡粗識文字的莫不讀過“三國演義”，都會知道在那次赤壁之戰中，曹操派蔣干去勸說周瑜，反被周瑜設計，故意留假信讓蔣干盜去，騙得曹操殺了兩個水軍頭目。這段故事在京劇里呈現得十分精彩。

1970年左右，我當時在永川勞改總隊，身份是留場就業，具體是在一個建築隊，我在前面曾經寫過。我們隊裡當然各色人等齊全:新老反革命，三反時的所謂貪污犯，壞分子，右派分子。這個勞改總隊歷史悠久，關了一萬多犯人，其中的名人據我所知有何應欽的妹妹，閻錫山的弟弟，右派當中還有個楊尚昆的堂侄兒。在我們的隊，右派不是太多， 其中有一人叫蔣澤潤，人特聰明，知識面廣，口才好，比較活躍，也和我比較接近。

當時是文革中期，雖屬勞改隊，也辦學習班，隊上把他們認為問題多的人（多屬文化較高的如右派之類）集中起來，參雜一些積極分子，學習文件，然後讓每個人寫交待材料。大工棚里把桌子排一長排，大家相鄰而坐，各自寫材料，不許交談，串供。蔣澤潤和我當然當然均在其中。

在勞改隊多年，交待思想之事不知道做過多少遍了，我還是被認為是勇於或善於暴露思想的。不過在這個隊裡，有一位鄒姓政府幹部對我特好，他私下告誡我：“你交待那麼多思想幹嘛，你以為你暴露思想說明你老實? 你越交待，就越認為你有問題，你越吃虧。你千萬不要再這樣做了。”他使得我知道這種暴露思想，不過是供他們勞改幹部立功的機會，對自己有害無益，所以我也就學得狡猾狡猾的了。不過，你總得要交待點什麼才行，而且需要有點實質性的東西，雞毛蒜皮的小事是過不了關的， 這使我犯了難。

這時候我想起了一樁事情。原來這位蔣澤潤是未婚進了勞改隊，如今40左右還是單身。那時候農村經濟條件都很困難，像勞改隊的就業人員，好歹有點工資，附近一些農村婦女還真願意下嫁。例如我們建築隊一位搞設計的老敬，南部縣人，娶的老婆還是個農村的共青團員。（我就是在有一次她來探親，聽她談天中談到在三年饑荒中，她們南部縣的共青團員被抽調去支援雅安地區，她們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戶去埋死人，因為人死在家裡，活着的人已經拖不出去。埋完人之後第二件事就是把帶去的蠶豆種子（當地叫胡豆）種下去，因為這時候正是四川的小春季節。但是到半夜裡，饑民們爬到地里把種子都挖出來吃掉了，等等。）

蔣在石工班同組有一個石匠，原來是個鄉長，屬歷史反革命。他在家鄉有個幺房侄女，20歲，成分不好，還沒有結婚。他和蔣的關係不錯，就商量好讓侄女來隊裡探親，實際是讓蔣相親。結果來了之後兩人非常投緣。本來蔣是那種才子型的人物，頗有人緣；那女孩也規矩老實，眉清目秀的，兩人都中意對方，願意繼續發展關係。一個星期過去那女孩回去和家裡商量， 還需要大隊公社什麼的批准等等。不料接着來了一個什麼嚴打運動之類的，突然宣布為了保證運動進行，暫時不准任何人同外界通信。這一下蔣着急了，因為他正需要和那女孩趁熱打鐵，加緊發展關係，這突然斷了聯繫，簡直急得像熱鍋上螞蟻死的。我當然理解他人到中年，對於娶老婆的熱切期望。恰好我在永川有個熟人，而且為工程的需要，我不時還可以下山到城裡去。我就設法安排了讓女孩通過我在永川的朋友和蔣聯繫，我成了帶信人。當然一切都是瞞着隊部領導暗中進行的。

現在我想這麼件事情不過是有關婚姻問題，而且開始他們接觸，隊部也是知道的。但我安排秘密聯繫，總算是可大可小的一個事件，作為一項交待也算有點分量了。可是苦於無法和蔣商量統一口徑，因為不准交談。我考慮事情是我的主謀，該我交待，對他不至於有多大影響。

第二天就是學習班結束，召開批鬥大會。沒有想到會議一開始就把反改造分子蔣澤潤楸出來，積極分子開始揭發批判他的所謂反改造言行，東拉西扯，雷聲大雨點小的，而他的最嚴重的問題卻就是這個“私設聯絡點”，好像座山雕似的，好大的罪名！當然那天的確是把他批得灰頭土臉，不在話下；而對我卻隻字未提。

這事過去以後，慢慢我才聽到蔣對人談，說我董某這個人的確老謀深算，神機莫測。 怎麼回事呢？因為當時他也為這問題是否要交待而遲疑不訣，因為不准互相交談，無法和我串通。那天寫交待材料的中午，規定全體人員都要伏在桌上午睡，他趁大家午睡之機，悄悄過來偸看了我在桌上的交待材料底稿，看見我沒有寫那個內容，所以他也就放心沒有寫上去，不料他卻中了我的詭計，說明了我熟讀三國，深知周瑜計謀之高，早已算定他這個蔣干必來偸看， 才害得他如此這般下場。其實這真是活天冤枉，我只不過是後來才想到了這件事，把它加了進去，純屬巧合，不料被他這個有心機的人套進三國演義的模子裡去。好在那的確也不是什麼大原則問題，不至於連累他遭受判刑之類的後果，並且始作俑者的確是我。這事的後果是他灰頭土臉一陣子，我也就在右派當中揹了一陣子周瑜的黑鍋，因為我也無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