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哼吟一个字的他

对不起，在“看守所的日日夜夜中”忽略了这一个重要段落，特在此补上，让大家来见识一下精神病患者在专政下的悲惨遭遇。

       只哼吟一个字的他

   1962年的严冬,冷峻的寒潮盘旋在四川盆地低沉的天空,来自北方的雪风,在低气压的胁迫下,一股劲地向人们的衣领内.袖孔里穿透,去夺取那一丝维持生存的体温,偏偏人们每天能摄取的营养,国家严格控制着的粮食定量标准,低到难以养活一只猫的程度。那时号称粮仓的天府之国,也只能和整个国家一样,深陷在所谓的“自然灾害”的泥淖中举步维艰,能为自己生存而奔波的老百姓几乎都成了“准乞丐”。失去自由、被关押在灌县公安局陈家巷看守所的一批未决犯,他们的处境应该是不难想象的了。

       灌县(今都江堰市)因靠近米亚罗林区,得力于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这座建筑于五十年代中期的看守所按就地取材原则,除了看守所门外那高高的围墙和墙上的电网,其它的建材基本上都是木料。梁柱不说,通常人们形容监狱的所谓铁窗,在这里也是木质的。不过用于隔离监房的墙壁仍然是砖混结构,因为木缝或自然形成的木板上的洞孔都可能成为犯人传递信息的通道,存在安全隐患,那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

    这看守所是一个庞大的旧式四合院格局,正方形的四面都是监房,它们包容着院中的一个大型天井,那是在押犯人放风的地方。四合院的背后,则另有12间全为砖石结构的小屋,呈一字形横列,被正式命名为小监。每间室内面积大约两平方米多一点,头3间是黑监,我在这里面曾关过8个月。据我事后得知,住过这黑监的人,很少逃脱“验明正身,执行枪决”的结局, 象我这样能活到67岁,还能在电脑上写些狗屁文章,显然理应列入稀有但并不珍惜的动物之类,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话说1962年严冬,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二支队正在灌县修筑成(都)汶(川)铁路,这些劳教份子70%以上都是比臭知识份子更臭的右派份子。今天的他们真正象某位伟人嘲讽的那样,一个个“嘴尖皮厚腹中空” 。“自然灾害” 早已夺走了他们的正常体重,将近四年的超体力劳动却仍然是遥遥无期的“成为新人”的改造目标,粉碎了反右斗争刚结束时的那份真诚悔改,一直矗立在一些人脑中的神殿开始摇晃。这时在这劳教队里出现了一个名叫什么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什么组织,虽然我也是劳教队的“反改造份子”之一,但因此前我已逃跑在外,缉拿归案后又一直在看守所“未决”,并按所方规定隐去原有姓名,改为49号,对劳教队的情况不甚了了。那时我刚刚从黑监“宽大”(似乎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汇)到了大监房,大监房除了房屋宽大、光线充足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优点,那就是透过门缝或木栅栏缝能看见室外的“风景”。你可千万别小看这看见二字,在一切行为都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监规纪律规范下的囚犯,除了我这种享受“独居待遇”(又一次找不到恰当的词汇)外,集体关押的犯人是万万不可轻举妄动的，即使是看看外面的“风景”。否则,只要犯人组长履行其职责,高呼一声“报告,XX号犯人在看外头!”一分钟之内,便有看守兵前来将违规者押走。运气好的可能有两种轻微处分对他进行挽救,一种是在训话室对着墙壁罚站,这大概出自“面壁思过”的古典,对此也曾有一个气焰嚣张的性犯罪囚犯给它定了一个不雅的名称叫做“日壁头”；另一种处分就是“剃花脑壳”(详情请参见拙文《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运气不好的自有脚镣手铐“伺候”。前面还曾提到过风景一词,那可不是什么旅游景点,而仅仅是犯人放风的一个天井而己。但这也同样是不可当作小菜一碟,因为被严密封闭着的犯人,特别是独居一室的隔离犯,他们的寂寞无奈是常人难以估量的,对门外的声音和人流都十分关注,也十分敏感。它既可消遣、又可以满足好奇心。我甚至用尽千方百计并长久耐心地摇动,最后从门板上拔下一颗铁钉,冒着“图谋XXXX”的风险,竟以此铁钉作为工具,剜宽各处原有缝隙,以利拓宽视野。这类行为足以证明,犯人在听觉和视觉上,都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这也似乎再次证明“犯人也是人”,确实是个因朴素而更显得可爱的真理。

     突然有一天,我侧边的“训话室”(入监犯人进行登记、进行搜身检查并接受“启蒙教育”的房间),显得异常忙碌,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仿佛在共同努力去打破一项什么世界纪录。我在门缝里偷偷窥视,知道是逮进来一批新犯人。其中不少人穿的是劳教队统一制作的衣服。另外那些虽然穿着其他样式的衣服,从仪表上判断也似乎是臭知识份子。我知道劳教队在着装上并无硬性规定,再加上这些新犯在训话室进行入监登记时,我断断续续窃听到的一些音节,得出的判断是,筑路二支队抓了不少人进来。在随后几天的放风中,通过我加工的窥视孔,还看到一两张熟面孔,但我始终估计不到他们入狱的原因,直到若干年后,我到了劳改队,才从同犯的口中,得知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

两三天后,在一个凄风惨惨的深夜,从这四合院的某监房内,忽然有人高声呼喊：“报告!”其音调之高亢,用声嘶力竭四个字来形容也并不过份。更可怕的是,每隔一两分钟就这样呼喊一遍,在这万籁寂静的深夜,不用说这通风条件优良的木结构四合院,就是看守所那高于五米的砖墙,也很难阻拦这凄厉的叫声凌空飞扬,这显然会造成不良影响。

“报告”是犯人入监时在训话室接受“启蒙教育”第一册第一课的第一个词,除了它本身具备的词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象征着你身份的“档次”。是下对上、低对高、贱对贵有所诉求请准许吐词的第一个带有“标志性”的呼叫。它的确有一定的刺激性,但未必能将这位老兄刺激到深更半夜、声嘶力竭的程度吧。

估计全监的犯人都被他“喊”醒了,随后听到过道上有军用皮靴踏过的声音,然后是看守兵呵斥的声音,开监门的声音,又是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是把他押到被称为监狱里的监狱----小监里去了。果然十多分钟后,从并不遥远但隔音条件较好的砖石结构的小监里,断断续续传来：“报告……”“报告……”通宵达旦。

我在这个看守所独居关押的时间肯定超过一千O一夜,其间也偷偷摸摸地写过一些狗屁文章,曾经有一组总题为《英雄外传》的,是纪念各位看守的,那些不成气候的东西早已忘得 一干二净,惟独其中一篇压轴文章《没有授衔的英雄》,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耿耿于怀”(此词恰当否,存疑)。当时曾有一条名为“同飞”的军犬,它虽然没有军籍,更不曾授衔,却配合看守兵管押我辈犯众。我从看守们在训话室闲聊中得知,此“狗日的”一天要吃一斤多鲜肉,老子好歹是个人,这三百多天包括逢年过节从没吃过一片肉,并由此留下了“后遗症”：在人们为胆固醇而忧心忡忡的二十一世纪,我仍然嗜大块肥肉如命,因而为“有教养”人群所不齿,常常使我的自尊心轻度受伤。就凭吃肉这一条,我也不可能对那“人上狗”产生什么好感。我在门缝中窥到,那“同飞”毛色棕黄、油光水滑,身材魁梧,一表“狗”材,而且训练有素。只要它前面的士兵伸手向它做一个手势,它就或卧倒、或趴下,似乎很听话,但只要看见蓬头垢面的犯人,它就龇牙咧嘴,做出一副要扑上去撕咬的威胁姿态,全靠看守兵勒紧它颈上的皮带,我辈才得以安全存活。

那位终日呼喊报告的老兄,看来是真正的疯了,他在小监里仍然终日报告不止,他不知道监狱里只存在装疯卖傻的反改造行为,而绝不承认有精神病产生的可能,按狱中的常用词汇将他“收拾一下”应该是在议事日程之内的事了。终于在某一个晚上,将“疯犯”自小监“提出”(这是狱中专用词汇),来到训话室,我的某一个窥视孔在训话室强烈灯光配合下,正好能看见他的全身,他约摸四十多岁,面色枯黄,双目无神,穿着一套银灰色的旧棉衣,与通常犯人在训话室接受训话教育时所站立正姿势截然不同的是,他竟然右肩靠着门框,斜瘫着坐在门边的地上。能用这种吊二郎当的姿势在严肃的训话室出现,显然是他连日里“装疯”的胜利成果,而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一切来自精心策划。

这晚,训话的主讲者不是中士或列兵,而是那只如狼似虎的军犬,它被拴在距离“疯犯”似咬得着又咬不着的位置。“疯犯”喊叫一声报告,军犬就对着他汪汪两声,似乎是两者之间在吵架,两个多小时军犬对“疯犯”带有威慑性的“训话”结果,“疯犯”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毫无悔改之意,只好将他押回小监,令其继续反省交待罪行。

以后的十多天,“疯犯”仍然在小监里日夜呼喊报告不己,其间脚镣手铐十八般兵器都对他进行过“大力挽救”,但他顽固不化,坚持“报告”到底。看来一句中国政治老话好像应运而生,它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

很快地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炊事犯人正在给各监房分送洗脸水,我是独居犯人,我的洗脸盆实际上也就是我盛饭盛菜(汤)的一个大土碗,毛巾就是一块破布,硬件如此简陋,软件也因陋就简,(不妨暴露一个隐私,我经常不洗脸,千万不要把不洗脸的生活习性和思想意识上的不要脸划等号,据说中华民族的头号汉奸秦桧就十分重视洗脸。)话说回来,这天早上我就没有洗脸,我站在门后面,对着窥视孔,看见值班看守兵对送洗脸水的犯人说了一句什么,该犯人立即挑着水桶走开了,看守兵也转身向小监方位走去。几分钟后,看守兵押着“疯犯”来到天井中间,“疯犯”一如既往地时不时大呼一声“报告”,这时送洗脸水的犯人正挑着一大挑冷水过来,看守兵招手示意,叫他挑到“疯犯”的脚边,看守兵又对挑水犯人说了句什么,这犯人回身去到训话室,提来木凳一把,看守兵示意让他把板凳放在“疯犯”的屁股下面,然后又叽叽咕咕说一些什么。

“疯犯”坐在板凳上,似乎完全不理睬身边的反常现象,包括我这个窥视者在内都不曾估计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挑水犯人竟然从桶里舀起一瓢冷水,从“疯犯”的头顶淋了下去,只见那“疯犯”打着寒噤,断然终止了他那顽固不化的报告声。可能“疯犯”这奇迹般的转变对看守兵是一个太大的鼓舞,他立即接过水瓢接二连三地舀起水从“疯犯”的头上淋下,直到他脸色苍白,直到他变成一只水淋淋的落汤鸡,直到他除了浑身发抖以外不能再吐出一点声音。

似乎刚才这一幕并不血腥,没有皮开肉绽;并不暴力,没有拳头棍棒；甚至没有使用一种刑具。然而对我的震撼却是空前的,因为大约在五、六年前,我曾读过一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其中有段文字记叙了一位在苏联红军服役的波兰籍将军,战斗中被希特勒德军俘获,这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季,德国人竟在大街上用自来水对着这位被俘将军冲淋,最后使他成为了一根冰柱。当年实施这桩暴行的法西斯份子,早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后人唾弃。此时此刻发生在我眼前的一幕,竟是同为黄皮肤黑头发的所谓“龙的传人”之间。幸好四川的冬天再冷也不至于滴水成冰,这“疯犯”也没能成为一个冰柱或者另外什么柱。只是我对人性的残忍程度的认识,确实翻过了一个新的门槛,记不清哪位大师说过：“人是最残酷的动物。”不论是战场上的俘虏,或者是所谓“阶级斗争”中的俘虏,“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这样进行着。

不知道“疯犯”怎样回到小监,又是谁帮他将衣服拧干,只知道从这天以后,“疯犯”再也不大呼报告,而是反复哼吟着一个冷字。奇怪的是他哼的音调完全是清末民初年代,私塾老师背诵古书时那抑扬顿挫的调门,那也许正是他启蒙时代留下的记忆吧。

1965年我判决后被送往崇庆县万家煤矿劳改,两个月后,矿井内发生一次据说是电缆被割断的事故,反复侦察未能破案,干脆将我这种类型的重大反革命罪犯一律调出,以杜绝井下劳动的安全隐患。我被调到地处大凉山的雷马屏农场,(让这些坏蛋破坏地球去吧!)调动途中,南来北往的各种型号的犯人集中在一个很大的庙宇里,我思索再三,始终想不起这庙宇的名称,其实这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里见到了“疯犯”,依稀记得他是从邛崃县南宝山劳改农场调出的。这种转运站性质的单位除门岗特别森严以外,内部管理还相对松懈,因为临时调来的押送干部也认不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毫无顾忌地向“疯犯”那群体走近,一直走到他面前,看见他那浑浊而又冷漠的双眼,他一脸枯瘦,疲惫不堪,但他一直反复哼吟着一个字,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哼什么。他们告诉我,这疯子还是个小学教师,右派份子,他们将调去金堂县清江劳改农场。二十年后,我从胡风夫人梅志的一本回忆录中得知, 胡风这位开新中国知识份子冤狱之先河的老先生也曾关在那里。我对“疯犯”旁边的人说；“他口中反复哼吟的是一个“冷”字。至于这个冷字的来历,似乎没有必要向他们详细介绍了。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在清江农场那埋葬犯人的荒山上,必然有一堆黄土覆盖着他的枯骨,中国大地上那千千万万个蒙冤致死者,在他们呜冤叫屈的惨叫声里,必然有“冷!冷!!冷!!!”的哼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