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醫的傅斯年看穿毛澤東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其族中先人傅以漸為滿清入關後的第一個狀元。其曾祖傅繼勛官至安徽布政使，曾納李鴻章為門生。其父親是光緒二十年之順天府鄉試舉人，有文名，曾任山東東平龍山書院院長。他長到十一歲就已經通讀過《十三經》。1913年夏，他考入北大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學的主要是文史，曾受章太炎、劉師培與黃侃等名師之器重，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後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

1934年3月5日他在《大公報》發文說：相信中醫是愚昧，對不起自己所受的教育。

1945年7月1日，毛澤東等到延安機場迎接來訪的六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毛澤東與傅斯年握手。

章立凡引用張申府文章曰：“一九四五年毛潤之到重慶，他請我吃飯，十分客氣。但當我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送給他時，他面上頓現不豫之色。我在這本書扉頁的題詞是：潤之吾兄指正”。“解放後我因呼籲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發表文章和從政。章士釗曾請潤之緩頰，讓我出來工作。潤之說：當初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未允。”“毛在北大圖書館出借部工作不認真，特別是字跡十分潦草，難以辨認。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就此曾經批評過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書搞錯了，毛不認錯反而強辯，加之兩人的地方方言溝通不良，傅氣急之下打了毛一個嘴巴。這個故事在台灣出版的一些書籍里早有記載。”

（毛澤東在延安時曾經與美國記者斯諾先生說起當年在北大時的往事：“那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如：傅斯年、羅家倫等，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我這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這只能說明當年那班青年學生無意間的怠慢，毛澤東還是在意了，並且一直沒有放下，倘若再有那“一記耳光”  ，傅斯年顯然不會受邀前往延安，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有那一次窯洞長談了。至於那段毫無意義的傅打毛的傳說，無論出自哪裡，顯然不是事實，也不符合邏輯，更不符合人物性格。不足信也。）

延安訪問期間，傅斯年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傅斯年和毛澤東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里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之流。

當毛談及傅曾在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隨後，毛澤東給傅斯年謝了一封意味深長的短箋和條幅，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毛的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陪同傅斯年來到禮堂，傅看見裡面密密麻麻掛滿了錦旗，是各地獻給偉大領袖的，便諷刺說：“堂哉！皇哉！”毛感覺到了諷刺的意味，沒有出聲。在代表團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沒有出息，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

      傅斯年當面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傅斯年的估計相當準確，討好毛澤東的章伯鈞、黃炎培等人，都沒有逃過中國建政之後的若干次政治運動，最後的結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雖猛，但可是一門準星極准、彈無虛發的大炮，目標向來打的很準。

       好在這門大炮被搬到了台灣，如果留在大陸的話，不是鏽死、爛掉，也該是門啞炮了。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後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着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傅斯年跟蔣介石說話時常常翹着二郎腿，好在蔣介石惺惺相惜，對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為理解，所以從不放在心上。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講了這樣一個細節：“到台灣來以後，有一天，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到台灣來，在台北的松山飛機場要下飛機的時候，蔣介石跑去歡迎李宗仁。在松山機場的會客室裡面，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坐的就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斯年怎麼坐的？在沙發上面翹着二郎腿，拿着煙斗，就這樣叼在嘴裡，跟蔣介石指手畫腳講話。其他的滿朝文武全部站在旁邊，沒有人在蔣介石面前敢坐下。憑這一點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灣的地位。”

　　當時，傅斯年的好友、同學朱家驊、羅家倫等都先後進入政界，操持一方權柄。傅也有多次機遇，國民政府也屢屢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始終不為心動。傅斯年不願從政，但願參政，理由是：“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他對做官與做事的態度是：“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對於傅斯年拒不做官、決不入黨的氣節，連一向目中無人的李敖也倍加讚賞：“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傅斯年的“貧於財”，幾乎籠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對妻子說，這一輩子最對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費補貼家用。這與當時貪污成風、腐化墮落的世風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傅斯年身兼數職，以他的身份和影響及人脈資源，只要心眼兒稍微活一點，保障全家人衣食無憂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在今天看來，這些不可思議、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幸在當時竟成為真實。

　　1949年春，胡適準備赴美，內眷無人照應，擬將其送到老家績溪。傅斯年表示，胡適可以把夫人交給他帶到台灣大學。“局勢如何演變，我不敢預言，但我們會盡力照顧胡太太，吃不飽大家喝稀飯。”胡適真的把太太交給傅斯年“託管”了。在傅斯年台大校長宿舍，住着胡太太、傅的侄兒和另一位朋友一家五口，十多個人共同生活了好長一段清苦的日子……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曾向中國政府提供5億美元的貸款，按當時的官方匯率折算，合100億元法幣。如以黑市匯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財政部長的權力，倒買倒賣，從中貪污了3390萬。事情披露後，傅斯年在參政會上提出質詢。此事鬧大了，輿情洶湧，滿城風雨。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出面宴請傅斯年，做他的工作，為孔說情。席間蔣問道：“傅先生信任我嗎？”傅斯年的回答很乾脆：“我絕對信任。”蔣立順勢引導：“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鏗鏘有力：“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委員長也就應該信任委員長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此言一出，蔣介石再無言語。傅斯年的窮追猛打，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職務，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

宋子文上台後，以行政院名義頒發《黃金買賣細則》、《管理外匯暫行辦法》等文件，與孔祥熙一樣利用只有他們才擁有的官僚特權，大肆進行非法進口倒賣活動，致使國民經濟一片混亂，最終釀成1947年以上海為中心的席捲國統區的“黃金潮”。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章既出，全國轟動，各報紛紛轉載，成為討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矛頭所向直指蔣介石：“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他大聲疾呼：“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繼此文之後，又連續發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宋子文的失敗》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從抗戰末到1947年，傅斯年連連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貪贓枉法，使得兩位皇親國戚先後落馬，由此可以領略當時輿論監督的力量和知識分子講話的分量。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被任命為北大代校長，以接收大員的身份來到了北平。很多人推薦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誠心誠意地保舉了還遠在海外的胡適。傅斯年說，有比我更適合的人選，就是胡適先生。我答應先在北大當一段時間的代理校長，等胡先生歸來，我即卸任。他並不是有什麼官癮，而是要為胡適掃清道路。作為學生和朋友，他深知象胡適這樣的書生，走到哪兒都是老好人，從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得先出頭，把那些淪陷時節期捨不得離開北平並出任偽職的人員一個全開除出去，為胡適任職掃清道理。傅斯年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將汪精衛政權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全部開除，周作人就是在他的“漢、賊不兩立”的主張下被清除出去的一員。他一再表示：凡做了“偽北大”的教員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慶拜訪傅斯年，傅見面就大罵：“你這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快滾，不要見我！”　　

曾在“偽北大”任過職的人員，採用多種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壓力，組織請願並以罷課相挾。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殺了我也要說上面的話！決不為北大留此劣！”並毫不手軟地對“偽北大”校長鮑鑒清提出控告。

　　1948年，國共戰事日趨明朗，國民黨退守台灣已成定局。蔣介石考慮除了把國庫的黃金儲備以及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圖書館的圖書文物運往台灣外，還着手制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他希望把“國家的大腦”搬到台灣。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勢趨緊。朱家驊、傅斯年、蔣經國等在蔣介石授意下磋商謀劃“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實施辦法。很快，傅斯年草擬了一個詳細的學人搶救名單，幾乎都是的知名的專家教授，囊括四種必須搶救的知識分子: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在所搶救”的學人名單中，院校負責人包括湯用彤、饒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搶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如胡適、楊振聲、羅常培等。

         據季羨林回憶，胡適到南京後曾安排專機到北平，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而他自己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航，艙門拉開，他滿懷希望要同老朋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胡適當時大哭一場。胡適之哭，真乃千古一哭；傅斯年長吁短嘆，也是千古一嘆。以後的事實證明，這一哭一嘆並非空穴來風。冥冥之中，他們似乎已經預測到文人命運的未來走向。羅隆基們等55萬人被一網打盡，中國精英一夜之間全軍覆沒，老舍們投湖，胡風們入獄，傅雷、剪伯贊等各攜妻引頸，沈從文們封筆，梁漱溟、馬寅初們被批，錢偉長掃廁，艾青、王蒙們流放……

　     1945年12月間，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而與當地軍警發生流血衝突。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趕過去，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劈頭便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當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受邀來到“省參議會”，回答完“參議員”郭國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後，剛走了發言台，只說了一聲“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醫院後，診斷為腦溢血，雖經全力搶救，但還是回天無力。　　

        傅斯年逝世後，蔣介石親臨追悼會致祭，參加追悼會者5000餘人。各界致送輓聯270餘副，其中有很多讚頌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跡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輓聯曰：“是子路，是顏回，是天下強者；為自由，為正義，為時代青年。”吳稚暉輓聯云：“成學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長，孑民外一人。”葉公超輓聯云：“有正義感，說老實話，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餘勇氣何來?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學風，嚴真偽辯，人云然，君詎盡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長存。”台大全體師生的輓聯是：“早開風氣，是一代宗師，吾道非歟?浮海說三千弟子；忍看銘旌，正滿天雲物，斯人去也，哀鴻況百萬蒼生。”表達了對校長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於台大校園內，其安葬地被稱為“傅園”。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淒涼。傅斯年去世前，還在趕寫一篇文稿，並對夫人俞大彩說，等得了稿費，“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傅斯年去世後，幾無遺產，一生所積唯一房書耳。曾囑夫人要把這一房間藏書留給兒子，還請老友董作賓專篆閒章一枚，上刻“孟真遺子之書”，“家有藏書能教子”。希望子承父業，作一個獨立獨行的讀書人。

        傅斯年的貢獻不在學術，而在以一介書生的傲骨彰顯出一代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傅斯年評價自己的一生“無慚於前賢典型”，自嘲“書生報國，如此而已”。他幾次拒絕到國民黨政府去做官，寧肯以在野之身，以學者的身份，“參政而不從政”，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批評政府的自由。幾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在台灣已經還政於民，而中共在大陸許諾的民主仍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