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中国人》一书在中国公开出版了，但迅速成为“和谐社会”的“和谐对象”，因为它的若干内容不太“和谐”。作者杨勐揭露说：“这本书出版后被评为内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编辑，被禁止再编时政类书籍，出版社也被宣传部批评了。”杨勐对于什么是“大国崛起”的看法与习近平迥异，他在自序中写道：“中国成为一个一流国家还缺少什么？如果人民无法享受到其中的快乐，这种崛起就是残缺不全的。”而书中的主人公们，绝大多数欠缺快乐及幸福的感觉。

变化多端的中国让外来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也很陌生。杨勐以记者的身份游走于中国的心脏与边陲，以“陌生”作为对祖国的第一个形容词。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再也没有林语堂《吾国吾民》中的乐观、从容与自信，相反，幽暗的心灵、摇摆的信仰、荒芜的田园、惨烈的天灾人祸、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统……这一切让作者和读者产生了陌生、焦虑、厌恶乃至恐惧的共鸣。《陌生的中国人》让人想起柏杨写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我和杨勐都是被《丑陋的中国人》所启蒙的一代人。在杨勐小时候，父亲买了本《丑陋的中国人》给他看，他对柏杨以“酱缸”形容中国非常深刻。如今，丑陋的特质没变，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从报告文学的线索来追溯，杨勐和很多服务于南方报系的写作者一样，传承了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忧思传统”。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苏晓康的《乌托邦祭》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新闻及历史写作的典范。然而，这些本来绕不开的经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和血泊之后，偏偏被刻意绕开、强迫消失。优秀的记者和作家、《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给研究生做讲座，九零后的新闻专业学生居然不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中共有让历史消失、把果冻钉在墙上的本领。杨勐以一种更加平民化、更加写实的手法，复原了刘宾雁和苏晓康的精神气质。由此，生机勃勃的八零年代与星光点点的二零一零年代终于接轨了。

如果从历史写作的线索来梳理，杨勐师法的对象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写十七世纪山东省郯城县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与人私奔，最后惨死。史景迁写：“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这正是杨勐写《陌生的中国人》的初衷：为底层的无名者立传。比如，他写汶川地震，一个字不提影帝温家宝的倾情演出，而写被夺去左臂的九岁小女孩周玉烨——作为幸存者的周玉烨用剩下的手臂画出记忆：“这是我被埋在废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头下面都长着轮子，这样我就能出来了。”再比如，杨勐写作家莫言的家乡及其小说的背景山东省高密县，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岁的拆迁户宫先生的故事结尾——因为上访多次遭到软禁、拘留，这个失去家园的可怜人的心愿是：“想找莫言帮忙，能不能让莫言帮小民向领导呼吁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喜欢抄写毛主席语录的莫言能帮这个忙吗？当然不能，即便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也不能。杨勐评论说：“这是一个作家的杰出的想像力也无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弃婴？

书中的十九篇报道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兰考好人”袁厉害女士和她收养的有残疾的弃婴们。袁厉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样的圣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块遮羞布，医院和警方发现的弃婴都送到她那里，她从民政局领取弃儿的生活费。袁厉害收养弃婴成名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借助兰考这座小城欣欣向荣的圈地开发，她跟合伙人从农民手中买地，盖小产权楼然后出售，自己家也盖起了气派的两层小楼。她的原始资本来自于民政局委托她收养弃婴的生活费。

袁厉害富起来，她收养的孩子没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场边上的破房子里，那里充斥着老鼠、垃圾、臭虫。杨勐去探访的时候，只有十七岁的小儿麻痹症和小脑发育不全的袁申负责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变黑的馒头，他们就像爬行动物一样只是活着而已。袁厉害承认，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样被处理掉，前后有三十个，也许四十个。那些残疾的、被遗弃的孩子的生命，卑贱如草、如蚂蚁、如垃圾。杨勐评论说：“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没来得及取名字，自然也无人过问。在一个户籍管理严格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却是，死亡可以做到无声无息。”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严格乃是世界之最，这套方法从商鞅变法的时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独裁者对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进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统治者需要的东西，中国的文人和官吏从不吝啬投入智慧和资源。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杨勐前去采访当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门为何失职。浑身酒气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从午后的饭局中匆匆赶来，面对兰考为何不修建孤儿院的问题，其回答有如外交部发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内。”人们很难将这些肥胖的基层官员跟共产党曾经大肆宣扬的模范官员、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禄联系起来。焦裕禄那样的官员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现，冯杰那样的官员则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对象。

就在杨勐离开六个月之后，他看到一则报道：孤儿们生活的位于垃圾场旁边的房舍发生了一场惨烈的火灾。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见过的袁申和另外几个婴幼儿。然后，中国常见的善后措施一定是处罚一群替罪羊：多名兰考的地方官员被免职，其中包括杨勐访问过的名叫冯杰的股长。袁厉害则免于追究其监护失职责任，慈善与爱心光环成为“兰考好人”最后的护身符。袁厉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没有袁厉害，会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么，袁厉害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作者没有给出答桉，而是让每一个读者自己去思考并判断。存在并非合理，质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为什么中国的弃婴那么多？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靠种田勉强维生的农民家庭，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有残疾的孩子，抛弃有残疾的婴孩是所剩不多的选择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弃了为民众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职责，还竭力压制民间社团的组织和自救行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许民间自己做。否则，NGO机构岂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泛滥，让中国人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动物性层面，所谓“宁为天平犬，不做乱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换的生命体。所以，堕胎和弃婴在中国司空见惯，当事人在陈述此类事件时是一副轻描澹写的口吻。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过海”是中国的一个神话传说，杨勐用这个词语作为题目，写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的故事。他们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获得合法身份，然后从打工仔熬成大老板或小老板。

杨勐描写了作为成功者的郑建茂的经历，堪称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地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的势头从事中欧贸易，形成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三十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在欧洲建立起一个隐秘王国。杨勐的写法一点都没有“励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实描述了移民在发财致富背后的困惑、挫败与痛苦。

有趣的是，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向中国“回流”。中国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作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当然，双方都刻意掩饰尴尬的过往和曾经的偷渡者的身份。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成为偷渡客，这个国家的荣耀当然值得怀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为母国的座上宾：有西班牙华人富豪和侨领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旅行，这被视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然而，他们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国。对第二代移民来说，“中国”是遥远的“异国他乡”。

这是一个由偷渡客组成的“小世界”，就连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的牧师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家教会从一百人发展到四千人，成为社区的信仰和文化中心。从教会的爆炸性增长中，可以看出华人移民社会快速发展的轨迹。

流动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福建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但他们仍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已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上层建筑中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领域。而中国移民中的不少人尽管实现了腰缠万贯的梦想，却并未成为当地社会的有机成分。他们一般都生活在封闭的华人社群内部，对于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肯定毫无兴趣。他们更不可能像当年“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创建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更是“动物凶勐”。杨勐写道：“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的规则。……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

导游出身的苏振宇摇身一变成了加纳的一家大型金矿的矿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商业投资自然要求回报。苏振宇坚信“金钱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游戏中，投资支持某一位总统候选人。他毫不在乎工厂对当地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对于像驱使奴隶一样驱使当地劳工和中国劳工去淘金没有负罪感，反倒认为自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群中国的金矿主永远都不明白：“中国援助了非洲这么多道路桥梁、议会大楼和体育馆，为什么非洲人仍然讨厌我们？”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已有数千万，他们遍及全球的每个角落。对于官员、富豪和中产阶级而言，选择移民是因为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以及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教育机会。而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青田人、温州人和广西上林人来说，移居国外则是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物质需求的驱动。钱是惟一的动因，他们不是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而“用脚步投票”。只要能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勤劳工作固然对移居地做出一定贡献，但血汗工厂、污染企业等等，又给移居地带来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他们扭曲、荒诞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使得华人成为移居国的最不忠诚的少数族裔。

为什么国家是人民的敌人？

中国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制造无数“国家的敌人”，“敌人意识”使中共当局成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国家的敌人”一节写的是一度被判处死刑的“民间借贷”的操作者吴英，后来在各界的呼吁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国严厉的金融管控制度，让民营企业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于是民间借贷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吴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牺牲品，她的对手楼氏家族几年后也因为后台的垮台而锒铛入狱。另一个“国家的敌人”是在网路社交媒体上组织“性派对”的大学教授马晓梅，他被以“聚众淫乱罪”逮捕并判刑入狱。虽然执政党的大小官僚都包养情妇，但官僚做的事情，民众却不能做，“中国仍然依靠严刑峻法对私人领域实施着精确的控制”。其实，吴英和马晓梅都算不上“国家的敌人”，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与国家的纷争之中。真正的“国家的敌人”是主动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儿》一书中所描写的她的哥哥查建国那样的政治反对派。

中共将并那些没有推翻它的意图的民众看成潜在的敌人，每天都在制造不计其数的人权桉件。本书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惨遭遇：这个智力有些迟缓的农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门广场上访。那个铜墙铁壁的地方，哪会有民女伸冤的机会？她没有清朝时候告御状的小白菜那么幸运，当即被警察带走，发配给她家乡的地方政府驻北京的“截访人员”，然后被送到“黑监狱”之中。当年，滕彪和许志永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让收容遣送制度进入历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监狱”随即应运而生。为了“维稳”，当局总能花样翻新，让法律的进步瞬间归零。

管理“黑监狱”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吴建将李田田当众奸污，血染牀单。李田田的高呼惊动旁人，与她一起被关押的访民奋起抗震、破门而出。然后，这一事件广传网络，有记者赶来拍下少女与牀单相片，震撼一时。当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层面处理此事。

数月后，该桉在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宣判，强奸犯吴建获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获得两千三百元人民币赔偿。本桉中谁雇用了吴建并没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幕后的凶手就是共产党，法院也是共产党开的，怎么可能给李田田以公平正义呢？杨勐评论说：“对一个遭到当众强奸的被害人，判令侵权责任人两千三百元赔偿无异于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习近平也有女儿，他的女儿习明泽比李田田小不了几岁，倘若他的女儿遭到强奸，得到这样的赔偿，作为父亲的习近平会心满意足吗？李田田贫穷的父母连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费都借不到。习近平与习明泽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则是被践踏、被侮辱的奴隶。父亲与父亲，女儿与女儿，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过。杨勐举重若轻地写道：“北京对于李田田太不现实。她还记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跃，以及后来将一切吞噬的无助。她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还写到了某些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相当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是罗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没有去过。这个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两个台湾）的中国最大的镇级行政区，却没有一个常住人口，因而没有一个户籍警察。随着巨大的钾盐工业基地隆隆动工，这片孕育过楼兰古国的土地，又迎来一群怀抱发财梦的流动人口。而在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作者采访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国商人——用一包长白山香烟就能进入朝鲜境内，甚至可以换到冰毒。然而，彼岸那个更加野蛮的国家，不会遵循以物易物的贸易准则，一言不合，就掏枪杀人——大国崛起的中国政府，却又不愿出面捍卫本国被害公民的权益。

让我最感动的是报道是《赞美诗》。在怒江边上的小城六库，不是基督徒的杨勐发现了山头矗立的一间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们在教堂里练习四声部的赞美诗。在这本让读者始终沉重而压抑的报告文学集中，终于出现了惟一的一抹亮色：当《哈利路亚》的溷声大合唱从这些没有受过正式音乐训练的妇女口中唱出，冲破雨雾，在怒江上空激荡，她们的脸上也露出杨勐在中国的土地上极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国家的强大及个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惟有那来自天上的恩典与救赎，才能让陌生人彼此成为兄弟姊妹并爱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声中、在阳光下，呈现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贵与荣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写过一本名为《寻路中国》的游记，我想，如果真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杨勐的这篇《赞美诗》或许就是一个醒目的路牌。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6-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