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作者楊勐揭露說：“這本書出版後被評為內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編輯，被禁止再編時政類書籍，出版社也被宣傳部批評了。”楊勐對於什麼是“大國崛起”的看法與習近平迥異，他在自序中寫道：“中國成為一個一流國家還缺少什麼？如果人民無法享受到其中的快樂，這種崛起就是殘缺不全的。”而書中的主人公們，絕大多數欠缺快樂及幸福的感覺。

變化多端的中國讓外來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彼此之間也很陌生。楊勐以記者的身份遊走於中國的心臟與邊陲，以“陌生”作為對祖國的第一個形容詞。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再也沒有林語堂《吾國吾民》中的樂觀、從容與自信，相反，幽暗的心靈、搖擺的信仰、荒蕪的田園、慘烈的天災人禍、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統……這一切讓作者和讀者產生了陌生、焦慮、厭惡乃至恐懼的共鳴。《陌生的中國人》讓人想起柏楊寫的那本《醜陋的中國人》，我和楊勐都是被《醜陋的中國人》所啟蒙的一代人。在楊勐小時候，父親買了本《醜陋的中國人》給他看，他對柏楊以“醬缸”形容中國非常深刻。如今，醜陋的特質沒變，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從報告文學的線索來追溯，楊勐和很多服務於南方報系的寫作者一樣，傳承了八十年代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和蘇曉康的“憂思傳統”。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蘇曉康的《烏托邦祭》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新聞及歷史寫作的典範。然而，這些本來繞不開的經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和血泊之後，偏偏被刻意繞開、強迫消失。優秀的記者和作家、《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給研究生做講座，九零後的新聞專業學生居然不知道劉賓雁是何許人也。中共有讓歷史消失、把果凍釘在牆上的本領。楊勐以一種更加平民化、更加寫實的手法，復原了劉賓雁和蘇曉康的精神氣質。由此，生機勃勃的八零年代與星光點點的二零一零年代終於接軌了。

如果從歷史寫作的線索來梳理，楊勐師法的對象是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寫十七世紀山東省郯城縣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與人私奔，最後慘死。史景遷寫：“要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總是困難的。”這正是楊勐寫《陌生的中國人》的初衷：為底層的無名者立傳。比如，他寫汶川地震，一個字不提影帝溫家寶的傾情演出，而寫被奪去左臂的九歲小女孩周玉燁——作為倖存者的周玉燁用剩下的手臂畫出記憶：“這是我被埋在廢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頭下面都長着輪子，這樣我就能出來了。”再比如，楊勐寫作家莫言的家鄉及其小說的背景山東省高密縣，偏偏以一名七十三歲的拆遷戶宮先生的故事結尾——因為上訪多次遭到軟禁、拘留，這個失去家園的可憐人的心願是：“想找莫言幫忙，能不能讓莫言幫小民向領導呼籲解決一下實際問題？”喜歡抄寫毛主席語錄的莫言能幫這個忙嗎？當然不能，即便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也不能。楊勐評論說：“這是一個作家的傑出的想像力也無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棄嬰？

書中的十九篇報道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蘭考好人”袁厲害女士和她收養的有殘疾的棄嬰們。袁厲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樣的聖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塊遮羞布，醫院和警方發現的棄嬰都送到她那裡，她從民政局領取棄兒的生活費。袁厲害收養棄嬰成名之後，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絡，藉助蘭考這座小城欣欣向榮的圈地開發，她跟合伙人從農民手中買地，蓋小產權樓然後出售，自己家也蓋起了氣派的兩層小樓。她的原始資本來自於民政局委託她收養棄嬰的生活費。

袁厲害富起來，她收養的孩子沒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場邊上的破房子裡，那裡充斥着老鼠、垃圾、臭蟲。楊勐去探訪的時候，只有十七歲的小兒麻痹症和小腦發育不全的袁申負責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變黑的饅頭，他們就像爬行動物一樣只是活着而已。袁厲害承認，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樣被處理掉，前後有三十個，也許四十個。那些殘疾的、被遺棄的孩子的生命，卑賤如草、如螞蟻、如垃圾。楊勐評論說：“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沒來得及取名字，自然也無人過問。在一個戶籍管理嚴格的國家，真實的情況卻是，死亡可以做到無聲無息。”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之嚴格乃是世界之最，這套方法從商鞅變法的時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獨裁者對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進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統治者需要的東西，中國的文人和官吏從不吝嗇投入智慧和資源。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楊勐前去採訪當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門為何失職。渾身酒氣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長馮傑從午後的飯局中匆匆趕來，面對蘭考為何不修建孤兒院的問題，其回答有如外交部發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縣城發展的優先考慮計劃之內。”人們很難將這些肥胖的基層官員跟共產黨曾經大肆宣揚的模範官員、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祿聯繫起來。焦裕祿那樣的官員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現，馮傑那樣的官員則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對象。

就在楊勐離開六個月之後，他看到一則報道：孤兒們生活的位於垃圾場旁邊的房舍發生了一場慘烈的火災。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見過的袁申和另外幾個嬰幼兒。然後，中國常見的善後措施一定是處罰一群替罪羊：多名蘭考的地方官員被免職，其中包括楊勐訪問過的名叫馮傑的股長。袁厲害則免於追究其監護失職責任，慈善與愛心光環成為“蘭考好人”最後的護身符。袁厲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沒有袁厲害，會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那麼，袁厲害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作者沒有給出答桉，而是讓每一個讀者自己去思考並判斷。存在並非合理，質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為什麼中國的棄嬰那麼多？首先是經濟方面的原因：靠種田勉強維生的農民家庭，根本沒有能力撫養有殘疾的孩子，拋棄有殘疾的嬰孩是所剩不多的選擇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棄了為民眾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職責，還竭力壓制民間社團的組織和自救行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許民間自己做。否則，NGO機構豈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泛濫，讓中國人缺乏對生命本身的尊重與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動物性層面，所謂“寧為天平犬，不做亂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換的生命體。所以，墮胎和棄嬰在中國司空見慣，當事人在陳述此類事件時是一副輕描澹寫的口吻。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過海”是中國的一個神話傳說，楊勐用這個詞語作為題目，寫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溫州移民的故事。他們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獲得合法身份，然後從打工仔熬成大老闆或小老闆。

楊勐描寫了作為成功者的鄭建茂的經歷，堪稱青田移民的縮影。他們風餐露宿地偷渡國境，在歐洲充當廉價勞工，進而藉助“中國製造”的勢頭從事中歐貿易，形成一股獨立的經濟力量。近三十年間，勤勞的青田人在歐洲建立起一個隱秘王國。楊勐的寫法一點都沒有“勵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實描述了移民在發財致富背後的困惑、挫敗與痛苦。

有趣的是，這些移民並非單向移動，在西班牙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很多人又向中國“回流”。中國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們，“有成就的華人被中國政府賦予很高的政治禮遇，被當作中國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當然，雙方都刻意掩飾尷尬的過往和曾經的偷渡者的身份。一個國家有那麼多的公民成為偷渡客，這個國家的榮耀當然值得懷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為母國的座上賓：有西班牙華人富豪和僑領受邀參加北京的國慶花車旅行，這被視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許。然而，他們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國。對第二代移民來說，“中國”是遙遠的“異國他鄉”。

這是一個由偷渡客組成的“小世界”，就連當地最大的華人教會的牧師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家教會從一百人發展到四千人，成為社區的信仰和文化中心。從教會的爆炸性增長中，可以看出華人移民社會快速發展的軌跡。

流動在世界各地的溫州人、福建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但他們仍然不是真正的猶太人。猶太人已進入歐美主流社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上層建築中經濟、文化、學術、教育等領域。而中國移民中的不少人儘管實現了腰纏萬貫的夢想，卻並未成為當地社會的有機成分。他們一般都生活在封閉的華人社群內部，對於獲得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同和肯定毫無興趣。他們更不可能像當年“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應許之地創建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更是“動物凶勐”。楊勐寫道：“在非洲的中國人深受無序和缺乏道德底線的商業文化的毒害，很難主動去遵守商業遊戲的規則。……一些發財的中國人喜歡炫富。在當地有專門為中國人服務的中餐館、賭場、夜總會、妓院、地下錢莊，形成高效封閉的華人圈子。”

導遊出身的蘇振宇搖身一變成了加納的一家大型金礦的礦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國對於非洲施加的巨大影響一樣複雜多義。中國對非投資超越了美國，商業投資自然要求回報。蘇振宇堅信“金錢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參與到當地的政治遊戲中，投資支持某一位總統候選人。他毫不在乎工廠對當地環境的毀滅性破壞，對於像驅使奴隸一樣驅使當地勞工和中國勞工去淘金沒有負罪感，反倒認為自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這群中國的金礦主永遠都不明白：“中國援助了非洲這麼多道路橋梁、議會大樓和體育館，為什麼非洲人仍然討厭我們？”他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已有數千萬，他們遍及全球的每個角落。對於官員、富豪和中產階級而言，選擇移民是因為對未來缺乏安全感，以及為子女謀求更好的教育機會。而對於那些社會底層的青田人、溫州人和廣西上林人來說，移居國外則是赤裸裸的金錢欲望和物質需求的驅動。錢是惟一的動因，他們不是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而“用腳步投票”。只要能掙錢，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的勤勞工作固然對移居地做出一定貢獻，但血汗工廠、污染企業等等，又給移居地帶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他們扭曲、荒誕的民族主義情緒，又使得華人成為移居國的最不忠誠的少數族裔。

為什麼國家是人民的敵人？

中國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製造無數“國家的敵人”，“敵人意識”使中共當局成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國家的敵人”一節寫的是一度被判處死刑的“民間借貸”的操作者吳英，後來在各界的呼籲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國嚴厲的金融管控制度，讓民營企業難以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於是民間借貸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吳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犧牲品，她的對手樓氏家族幾年後也因為後台的垮台而鋃鐺入獄。另一個“國家的敵人”是在網路社交媒體上組織“性派對”的大學教授馬曉梅，他被以“聚眾淫亂罪”逮捕並判刑入獄。雖然執政黨的大小官僚都包養情婦，但官僚做的事情，民眾卻不能做，“中國仍然依靠嚴刑峻法對私人領域實施着精確的控制”。其實，吳英和馬曉梅都算不上“國家的敵人”，他們身不由己地捲入與國家的紛爭之中。真正的“國家的敵人”是主動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兒》一書中所描寫的她的哥哥查建國那樣的政治反對派。

中共將並那些沒有推翻它的意圖的民眾看成潛在的敵人，每天都在製造不計其數的人權桉件。本書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慘遭遇：這個智力有些遲緩的農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門廣場上訪。那個銅牆鐵壁的地方，哪會有民女伸冤的機會？她沒有清朝時候告御狀的小白菜那麼幸運，當即被警察帶走，發配給她家鄉的地方政府駐北京的“截訪人員”，然後被送到“黑監獄”之中。當年，滕彪和許志永為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讓收容遣送制度進入歷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監獄”隨即應運而生。為了“維穩”，當局總能花樣翻新，讓法律的進步瞬間歸零。

管理“黑監獄”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吳建將李田田當眾姦污，血染牀單。李田田的高呼驚動旁人，與她一起被關押的訪民奮起抗震、破門而出。然後，這一事件廣傳網絡，有記者趕來拍下少女與牀單相片，震撼一時。當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層面處理此事。

數月後，該桉在北京市二中院終審宣判，強姦犯吳建獲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獲得兩千三百元人民幣賠償。本桉中誰雇用了吳建並沒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幕後的兇手就是共產黨，法院也是共產黨開的，怎麼可能給李田田以公平正義呢？楊勐評論說：“對一個遭到當眾強姦的被害人，判令侵權責任人兩千三百元賠償無異於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習近平也有女兒，他的女兒習明澤比李田田小不了幾歲，倘若他的女兒遭到強姦，得到這樣的賠償，作為父親的習近平會心滿意足嗎？李田田貧窮的父母連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費都借不到。習近平與習明澤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國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則是被踐踏、被侮辱的奴隸。父親與父親，女兒與女兒，在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過。楊勐舉重若輕地寫道：“北京對於李田田太不現實。她還記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躍，以及後來將一切吞噬的無助。她只是一個陌生的過客。”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還寫到了某些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方是羅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都沒有去過。這個面積多達五萬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於兩個台灣）的中國最大的鎮級行政區，卻沒有一個常住人口，因而沒有一個戶籍警察。隨着巨大的鉀鹽工業基地隆隆動工，這片孕育過樓蘭古國的土地，又迎來一群懷抱發財夢的流動人口。而在與朝鮮接壤的鴨綠江邊，作者採訪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國商人——用一包長白山香煙就能進入朝鮮境內，甚至可以換到冰毒。然而，彼岸那個更加野蠻的國家，不會遵循以物易物的貿易準則，一言不合，就掏槍殺人——大國崛起的中國政府，卻又不願出面捍衛本國被害公民的權益。

讓我最感動的是報道是《讚美詩》。在怒江邊上的小城六庫，不是基督徒的楊勐發現了山頭矗立的一間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們在教堂里練習四聲部的讚美詩。在這本讓讀者始終沉重而壓抑的報告文學集中，終於出現了惟一的一抹亮色：當《哈利路亞》的溷聲大合唱從這些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的婦女口中唱出，衝破雨霧，在怒江上空激盪，她們的臉上也露出楊勐在中國的土地上極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國家的強大及個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這種快樂感和幸福感；惟有那來自天上的恩典與救贖，才能讓陌生人彼此成為兄弟姊妹並愛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聲中、在陽光下，呈現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貴與榮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紐約客》專欄作家何偉寫過一本名為《尋路中國》的遊記，我想，如果真要為中國尋找一條出路，楊勐的這篇《讚美詩》或許就是一個醒目的路牌。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16-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