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午餐

    第二天下着雨,因为两个陌生人在这小镇上逗留过久,易于吸引些好奇的目光,对我两有点不利,虽然没有雨具,还是冒雨向苍溪县城走去。谁知途中雨越下越大,才走了十几里地,我俩的衣服都己湿透,便决定找个单家独户的农民家去避避雨,烤烤衣服,我说：“如果环境条件许可,也可以重新刻个公章”。

     不远处,正有这样一家农户,一对青年夫妇和一个5岁左右的瘦娃娃,我们给了主人一斤粮票一元钱,请他为我们生一堆火烤衣服,中午在他家搭个伙,男主人面有难色,嗫嚅着说：“我们农村,没啥吃的。”我想起当年搞土地改革,领导要求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脱口回答：“没关系,你们吃啥,我们吃啥”。

     周歧在里边屋里刻公章,我坐在外屋替他烤衣服同时站岗放哨逗孩子玩,为他提供一个手不发抖的环境。只是他刻出的公章仍然是“鱼目”,在那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肥皂也是稀世珍品之一,再也找不出一块可以刻公章的了,只好选出一枚最近似“珍珠”的“鱼目”,盖在空白信笺纸上备用。

     这时雨己停了,主人叫我们去堂屋里吃饭,我们早己饿了,便尾随主人来到餐桌前,原来所谓的饭,只是几个小碗里装着的一些不知名的野草掺和着红苕叶子煮成的汤,只不过专门为我和周歧盛的两碗里固体物更多一些,主人的碗里尽是些汤汤水水,这足以证明主人的淳朴憨厚,令我十分感动。尽管是所谓“灾害”年代,我和周歧也没有吃过这样劣质的“饭”,我们惊愕的表情无疑也刺激了主人,女主人低着头暗暗抹泪,我则强忍着将这毫无盐味略带苦涩的“草叶汤”闭着眼睛吞了下去。周歧挑了两筷子便托口说：“我不饿。”随即起身向主人道谢并告辞,我俩出门才走了十几步,那男主人在身后一边喊着：“同志”,一边急匆匆地追了上来。他手里攥着我们给他的一斤粮票和一元钱,执意要退还给我们,要知道他只要带上这斤粮票,用几角钱就可以到国营粮店买回一斤大米,煮成一大锅货真价实的稀饭,让他们一家三口胀出个满面红光,实现他睡梦中才能出现的欢乐。然而他却不要,而我们执意要给他,拉拉扯扯之中,我们几乎都快流出了眼泪,他眼中含着的泪,是为送这份“厚礼”所运载的真诚所感动,我们眼中的泪,则是为这位农民的淳朴高尚而感动。

     我和周歧在赶赴苍溪的途中默默无语,心情异常沉重,也很沉痛。

     反右前我在南充搞民政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烈军属优抚和赈灾救济,苍溪县隶属南充专区,我当然知道他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队列里,无数的苍溪儿女怀抱着美好理想倒在了雪山草地里,他们唯一的遗愿,就只是希望活着的战友们能为贫困的祖国赢得富足安宁,可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十多年,他们竟然还是过着这样凄惨的生活,在先烈们的英灵面前,真应感到羞愧。

     周歧和我想得不同,他说：“我们都是贵族,倒了霉的贵族也比农奴运气好。”──他喜欢看俄罗斯小说。

                          忘了姓名的人

   60年代四川有这样的习俗：旅店的标志是在门前挂一个大红灯笼。我们到达苍溪县城时,天己经黑尽了,在一盏红灯笼的指引下,我和周歧跨进了一家旅店。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证件站在登记室的窗前,昏暗的煤油灯下,坐着一个“孔乙已”模样的老“秀才”,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他的身后,竟然是一个肩上扛着上尉军衔的军官：“该不是来抓我们的吧”?我在心里颤抖着说。这时那“孔乙己”竟把证明上的公章拿到煤油灯下仔细辨认,我知道他对手上的“鱼目”产生了怀疑,吓得我差点转身就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我听见上尉军官用一口地道的河南口音说：“瞅、瞅、瞅啥哩,还不快登记？”,“孔乙己”这才提起了毛笔。

     当年的军官,许多都是在部队的速成识字班突击扫盲学文化,由文盲到识别仿宋体毕竟还有一段差距,这位在登记室里闲聊的上尉,用他的差距拯救了我们。

     第二天我和周歧登上开往南充的汽车,周歧十分神秘地对我说,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必须每天更换一个名字,你今天的名字叫李金生,叫我牢牢记住,我也确实记住了。

     到南充时还不到下午两点,因为反右运动时,我的名字在当地报纸上累累窃据头版头条位置,知名度被大大提高,斗争会上我的狰狞面目又多次暴露无遗,我是很容易被逮个正着的。便只能“潜伏”在旅馆里,买饭购票都只好由周歧一人去操劳。我闲来无事,躺在床上看我随身携带的那本《歌德短篇小说集》。正在故事情节里腾云驾雾,忽听得门外有什么人在喊什么人的名字,因与我无关,我继续看我的书。不一会,突然一记重拳打在我的臂上,周歧手里扬着两张到重庆的汽车票,瞪着眼吼道：“李金生,我叫你你为什么不答应?”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今天的名字叫李金生。

     南充到重庆一百多公里, 车行到合川附近,必须乘汽车轮渡过江,我们在码头上等船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大娘提着一篮“使君子”来卖,这种菱形的黑色干果据说能驱蛔虫,还有点类似板栗的味道,多年前我曾经吃过,我买下一些准备和周歧打伙吃,谁知他不吃这玩意。“自然灾害”年代的中国同胞有一个共同特点,便是一天到晚肚子都饿,即便是刚刚吃完饭扔下碗。在这种“共同特点”驱使下,我就在汽车上左一颗右一颗把这些“使君子”吃得一干二净,车到青木关时我就想呕吐,但我克制住了。下汽车后,警惕性超标的周歧提出分住两个旅馆,以免一网打尽,我们约好明天上午10点到新华书店门前会面,共商下一步去向。

     分手后我想呕吐的症状更加严重,那时,我并不知道“使君子”含有一定毒性,吃多了便有中毒症状,为克服这种症状,我甚至不惜花3元钱买了一两当年“贵族”才吃得起的所谓华山玉牌高级糖(相当于世纪末的低级糖),想借此把呕吐欲望压了下去。吃了之后,似乎还真有效果,但胃子里总还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此时夜幕己经降临,我必须找一个旅馆住下才行,那年头在民族路有一家名叫夜间服务部的旅馆,实际上是一个洗澡堂,半夜十一点以后,没人洗澡了,便将洗澡的顾客休息的单人床位,提供给旅客住宿,价格比带房间的真正的旅馆便宜得多。我带着一肚子呕吐愿望去到登记室(现在的名字叫服务台或总台),负责登记的老先生简直像苍溪县那位“孔乙已”的孪生兄弟,他低着头从老光眼镜的上方对我扫描,我因为肠胃不舒服面部表情肯定不自然,加上那枚鱼目混珠的公章,这位“孔乙己第二”的革命警惕性己紧紧盯住了我,地方公安对各式“孔乙己”有在这方面配合的要求,但是我怀着侥幸心理还是住下了。

     倒在床上我便呼呼大睡,半夜里突然感到极度想呕吐,我翻身下床,飞快地跑到厕所, “哇哇哇”一阵翻江倒海,把使君子高级糖全都吐进了便池,人也轻松了许多,返回床上很快地又睡着了。

睡梦中似有人在拉我,睁眼一看,我床的两侧分别站着三个彪形大汉,左侧的一个说：“证明?”同时向我伸出索要的手,我掏出证明递给了他,他拿着证明看了看,接着问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该死的我竟然忘了当天周歧给我取的什么名字,正在脑子里搜索着,他却对另外两个彪形大汉发出了命令：“带走！”

                  有语言障碍的落网者 

我被带到了龙门浩派出所,在我之前,这个过道里的两排条凳上,己坐了6个等待审查的人,他们都很年青,年龄大概在16岁到18岁之间,其中还有两个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她俩坐在对面那排条凳上窃窃私语,这6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若无其事或者满不在乎,似乎是这类单位的“常客”。

有一个先来的小伙子被叫到里面去搜身讯问,我知道这个过程迟早会轮到我身上,便一边打着回答的腹稿一边想着自己的不利因素,想到了我的小挂包里藏有几张盖着肥皂公章的空白证明,便悄悄取出揉在手心里,然后起身要求上厕所,去到厕所便将这一团“铁证”扔进了粪池。

三年多被禁锢在劳教队的集装箱里,外部社会在“自然灾害”的蹂躏下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当他们需要用自已的尊严去换取生存的时候,便毅然地走上了所谓的邪路。在等待审讯的过程中,我身旁的一个小伙子问另一个：“吃啥钱?”对方回答：“钳工。”这些简单的对话我竟然不懂其真正涵义,这就是说,连语汇都发生了变化。十多天后我才能“翻译”出这个对话的原意,问：“你干什么营生?”答：“扒手。”我对面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我问身边的“钳工”,这女孩为什么弄进来,他答道：“55信箱的。”当然,那年头被称为信箱的保密单位很多,我本人所在的劳教队前不久才宣布对外一律改称415信箱。只是这位“钳工”回答的语气带着戏谑的味道,我就补充了一句：“哪个55信箱?”他不耐烦的说：“梭梭,梭叶子,这点都不懂还操社会。”接着一声冷笑为满脸鄙薄配了音。我自知浅薄无知,不敢还以颜色。事后我才知道,梭叶子是重庆人对妓女的代称,又称梭梭,而55在简谱里的发音就是梭梭,其所在“单位”,当然是五五信箱了。钳工接着叹息：“这回肯定要遭泡起。”这“泡起”二字我又不懂,想起刚才那声冷笑,我只得不懂装懂的点头赞同。

轮到我了,问得到很文明,不知是不是搜查中发现我带着两本书和一支英雄金笔的缘故,但搜查得却格外精细,连自来水笔的内胆都用手指捏了又捏,可以理解, 那年代有文化知识的人很容易和阴险、狡诈这类词汇衔接。我己回忆不起那晚上我是怎样交代的,只记得讯问者一再叫我老实交代,否则就要把我“泡起”。刚才那位“钳工”害怕“泡起”,面前这位公安用“泡起”来威胁我,但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泡起”,又怎样“泡起”?